美国法学院招生讲究兼收并蓄，恨不能收几个刑满释放的职业杀手（很象孟尝君延揽网罗门客，鸡鸣狗盗之人也在网罗之列）。在美国学法律的时候，同学中有几位西点军校毕业的军官，他们
法律与文学是两种思维。法律多抽象思维，文学多形象思维。法律与理工科更近，都是抽象思维，“已知求解”，“因为所以”。文学讲究的是“下笔如有神”，重情节，轻逻辑。哲学也讲究抽象概念，什么“白马非马”，什么“矛盾是对立的统一”，似是而非，目的就是将普通人拒之门外。历史是对史实的罗列和解释，很像法律论述；法律的论述是用事实与法律搭积木，变化层出不穷，律师、法官可以八仙过海，各显神通。
但文学决非一无是处。好处之一是可以成为迷彩服，让人不知虚实。《麦田的守望者》一书中有段话，说是谁要能够大谈“戏剧、话剧和文学等，人家就不探虚实，一时半会儿弄不清他是否真的很蠢”。诉讼如同打仗，也讲究兵不厌诈，真真假假，虚虚实实。
当然，文学作品不是化装品，而是作家凝聚人生，揭示人性。《麦田的守望者》中还有句话，“不成熟的人有个标志，是要找个理由高尚地去寻死；成熟人也有个标志，是要找个理由苟活下去”。正是！步入中年后，我们多数人何尝不是苟且偷生，多的是无奈――“柳下系舟尤未稳。能几日，又中秋”。
破译人性有助于法律工作。律师的工作之一就是说服，说服形形色色的人。这就需要察言观色，有时甚至是投其所好。精通法律不等于善于说服。都说法律至高无上，但法律再高也高不过人的虚荣心。贩夫走卒如此，律师、法官更是如此。
文学是沟通人际关系的管道，尤其是在跨越文化方面。比如，引用一句莎士比亚的台词，世界各地的人都心领神会，一下子拉近了距离。莎士比亚说过，“好是最好的敌人”。这句话对外国客户屡屡奏效。此话的对应的中文可以是，“凡事不能求全”、“知足常乐”或“不要弄巧成拙”。但莎士比亚受到的商业炒作更多，国际知名度也更高。而且大家都怕露怯，只要是莎士比亚说的话，听不懂也要装懂。
文学也有与法律相同之处。莎士比亚有句名言，“简洁是机智的灵魂”。文学语言离不开机智，而机智需要简洁。同样，法律也要言简意明，斩钉截铁，最忌拖泥带水。如果赘词一多，之乎者也，哼哼唧唧，法律就少了严肃性和尊严。
今天在美国，案情日益复杂，诉讼标底越来越高，诉讼书和判决书也随之加长，否则有失严肃。但句子越来越短，语言也是越来越简单--至少诉讼书是这样。
法官可以居高临下，洋洋洒洒，一挥而就，因为法官不担心没人看他们写的判决。无论句子如何冗长，意思如何颠三倒四，理论如何深奥，律师和专家学者们都会认真拜读，用心领会。但律师不敢如此潇洒，遣词造句必须慎之又慎，尽量言简意明，否则法官很可能失去耐心，将诉讼弃之一边。即便法官能够耐着性子看完，那也是一头恼火。
语言的简洁也取决于标点符号的运用。最简单的规则就是多用句号，少用逗号，最忌一逗到底。逗号一多，看起来就吃力。中国古文里的句子就很短。李煜的一曲《虞美人》是行行句号。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明月中。雕阑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滥用逗号是“文革”的后遗症。试看“文革”中最脍炙人口的一句话：“首先，让我们敬祝心中最红、最红、最红的红太阳，伟大的领袖、伟大的导师、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对人性的亵渎必然导致对法律的践踏，随之而来的也是文字上的荒诞。“文革”最大的危害就是割裂文化，摧残人性。
律师需要驾驭法律，但更需要驾驭局面。文学与把握局面并无直接关系，但至少有助于驾驭语言，有助于表达。按莎士比亚的说法，就是“语言是思想的翅膀”。而善于表达有助于驾驭局面，结交三教九流、英雄豪杰。《围城》中国立大学的高松年高校长便是位语言大师，跟军事教官闲谈，说一两个“他妈的！”教官惊喜得刮目相看，引为同道。“他妈的”今天仍然是交流感情的重要讯号。如果不以一定的频率说句“他妈的”，则不足以表现出一分潇洒、一分豪情。
现代文学少不了故事，而法律也需要讲故事。诉讼律师就是要讲述故事，向法官讲述故事，向仲裁员讲述故事。故事得自圆其说，前后连贯，主题分明。故事还必须与法律丝丝入扣。
法律讲究条理，文学注重感应。不过，日常生活中人们多是凭经验、凭直觉办事。法律诉讼中许多情况下也是靠直觉、靠机智。例如，辛普森案中，最打动陪审团的并不是法律。检察官说是拣到了凶手作案时用过的手套，审案时让辛普森当庭戴上手套，没想到手套太紧。辛普森的律师灵机一动，喊出“手套太紧，被告无罪”。陪审团最终也没有弄明白有关法律，但律师即兴发挥，创造出来的警句式的短语却潜移默化地打动了他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