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美国十几年，头一回遇上了我的“司法关系月”。先是因一张小小的车牌罚单被叫去讨说法学教训，紧接着便接到法院的传单，从“被告”翻
身改做“人民陪审员”……
这是权利，也是义务。按规定，我们要在收到传令的5天之内，与指定的法庭电话注册，然后在规定上法庭的前一天晚上，向法庭的电话自动服务系统查询自己是否第二天需去报到。做完了这一切，抱着观望的态度，我心情颇为复杂地前去应召，开始了我在美国陪审员的日子。
女指导的训话
招我做陪审员的法院居然是一座通体透明的摩登大厦，淡绿色的玻璃映着修剪齐整的棕榈大道，在蓝天白云下生机勃勃，像是五星级的写字楼。穿过洒满阳光的大堂，两个警察和善地过来招呼，让大家通过安检。在四楼陪审员招集室，又分有休息区、会议区、午餐区、陪审员管理办公室，以及可以上网的计算机使用工作区。
一点半，前来待选的100多人准时坐在会议区等候管理员的指令。我前后左右地扫了一遍，发现这儿简直就像个小联合国：有拄着拐杖腰都直不起来的耄耋老人，有头发梳得溜光的墨裔小青年，有英文叽里咕噜的印度裔老者，有一眼就看得出来的韩裔及华裔……
看着窗外的蓝天，正恍若是来观光或者来听讲座，一声清脆的问候将我拉回现实。精瘦干练的青年黑人女指导开始对我们训话，先是陪审员的权利与义务，再是有关注意事项，还放了几段录像，全是前陪审员的心得体会。随后，把我们分门别类重新注册，比如：雇主可以无限期地支付陪审员全工资的为第一类；雇主只支付陪审过程100天以内工资的为第二类；失业在家的或选择在家做“全领儿”的为第三类；最后一类为自食其力的小业主及在校学生。
由此听来，这案子也分持久战和阵地战。女指导进而又宣布了对陪审员的物质补助规则：从来报到的第二天算起，法院会给每人每天15美元生活补助，外加报销汽油费；若没有车，法院则提供免费的公车乘车证。宣布完毕，女指导让大家到八楼法院去见法官。
法官教我们做陪审
这幢玻璃大楼有很多个小法庭，每个法庭配有一名法官、一名书记员、一名法庭管理员，外加两名庭警。我们的法庭管理员是个爱笑的大眼睛墨裔姑娘玛丽亚，在她导游般的点名后，我们进入法庭。
推开那两扇厚重的大木门后，气氛彻底地改变了。审讯席上，高高在上的法官史蒂文・范待众人坐定，语气舒缓地开了场：女士们先生们，很感谢大家为了美国的民主制度来履行义务并为此牺牲个人的时间。你们将目睹，在我们这个民主法制的社会，政府、政客，包括我这个法官都无权决定一个人的生死或是否有罪，这个权力属于来自我们社区的人民，也就是被选上的人民陪审员。你们每个人都将成为本庭的客座法官，用你们自己的判断来公正地断案，而本法官只起一个指导作用。你们的责任就是在认真听取双方的证据后，排除一切合理的疑点，决定被告人是否有罪。
肃穆之气写在每个人的脸上，当权利触手可及，不再只是概念，我无法再观望。范法官直视着众人，语调依旧不高：无论你是社会名人还是家庭妇女，你们手中的权力是一样的。你们不需要任何专业的法律训练，也无法精通法律条文，你们只要用你们来自生活的感觉对证据作判断就可以了。各位也许知道：在民事法庭，对是非的裁决用的是少数服从多数；而在刑事庭，有罪或无罪的裁决必须是全体陪审员的一致意见。若有一票反对意见，有罪或无罪的定论就不能成立。每个陪审团共由12名正式成员及3名候补成员组成，若您有幸被选上，在整个审讯期间，您不得和任何人讨论本案。另外，未被选上的在座各位也将被算为履行过陪审员义务，并在12个月内不会被法庭招募。
接着，范法官开始介绍本案：摆在各位面前的，是原告“人民”对被告方的“谋杀罪”指控，被告已自称无罪，若检方拿不出充足的证据来证明自己的立场，被告什么也不用做，即可保持自己的无罪身份。
不管这被告是否有罪，两条人命的血腥现实毕竟是残酷的，我无法不去想自己肩上的责任，并庆幸自己能有这样一个宝贵的机会从这样一个特殊的角度去亲临美国的司法过程。所以当法官让那些因个人原因而无法做陪审员的人留下时，我毅然起身离开法庭。
13个问题高挂墙上
第二天下午一点半，最后剩下的104位候选者进场了。因为参与的是刑事犯罪案，被告汤姆森与安图南都是“马路”帮派分子，为安全起见，我们每人的胸牌上只有一个代码。玛丽亚嗓门高亢地将第一组18位呼上了台。三堂会审开始了。
范法官给大家准备了13个问题，每个人都要依次作答。然后，检控双方的律师再分别上阵，对18位待选者发问。现将范法官的13个问题录于此：
1?您是否能做到不偏不倚公正客观?
2?您是否曾是任何犯罪的受害者?
3?您是否目击过任何犯罪?
4?您或您的家人是否因为刑事犯罪而被捕过、指控过，或是定罪过?
5?您是否能够公平地衡量每一个证人?
6?您对执法人员怎么看?
7?您的信誉是否被质疑过?
8?您是否能做到对本案没有先入为主的判断?
9?您是否有朋友或亲戚做和法律有关的工作?
10?您是否属于任何试图改变法规的组织或社团?
11?您接受过任何法律训练吗?
12?您是否认为您能遵守法律?
13?你能参与最后的决断陈述吗?
这些问题高挂于陪审团席位的对面墙上。范法官还要求大家在答题前，先介绍自己的婚姻家庭状况，以及自己及家人的职业。
过关斩将做陪审
一位风度翩翩的老者成为答题第一人。一张嘴，那一口浓重的伦敦音在告诉大家他也是一位异乡客。老人笑称自英国来美已有10年，自从成为美国公民后，几乎年年收到法院的招募信。当他对这13条简明顺畅地作答后，范法官又着重问了老人对帮派及枪支的看法，并确认老人的个人观点不会影响对本案的客观判断。
接下来答题的是一位中年男子，他一张口就引来哄堂大笑：我个人清白，但有一姨妈是保险公司律师，住在山谷地，您知道我是什么意思，那意味着她是个共和党人。八号满脸的不屑露了他的天机：他是个民主党人士。
随后有人叫醒了一位头发花白胡子拉碴的黑人老者。老人家一路迷糊着回答问题，自称是坐久了太困了，并申明：我可是困了就得睡，甚至还能让各位欣赏到我的呼噜声。在众人的大笑中，范法官自嘲：大概我的问题和介绍太无趣了，让您在我这儿哈欠连天。不过没关系，本法官会派一个胳膊肘带尖的人坐在您老旁边，不时地刺刺您的瞌睡肌。这位其貌不扬的汤姆叔叔家里可是藏龙卧虎，闺女是保释监督官，儿子是警察。
第一轮的询问在一位情绪激动的女律师的陈辞中结束，她红着脸直言：虽然我是律师，但我不可能不带偏见地对待帮派分子，因为我的哥哥就死于他们手下。来这儿做陪审，让我的悲剧重现，我无法不激动，我认为应该彻底地把他们从社会上清除。我身边的几位在交头接耳：这女的铁定是不会被选上的。果然，法官将检控双方的律师和这位女士叫到一边。几分钟后，女士面色沉重地离去。
接着是检方律师对台上的待选者发问，他带着拉家常似的亲切将发问集中在对帮派及枪械的看法上。声若洪钟的黑人辩方律师则反复提醒大家两点：根据美国的法律精神，在目前这种情况下，即检方还没有提供任何证据的当口，你们应该如何给我的客户定性?在一声声“无罪”的回答中，他反复将这个问题扔向每一个待选者。小个精干的白人辩护律师也用反问句来开刀：你们知道刑事案件和民事案件的最大区别在哪里吗?刑事案件人命关天，民事案件金钱相连，在座各位的判断与抉择关系到人命，责任重大。
第二日止于辩方对其客户“无罪”的一遍又一遍的操练中。瞬时间，在这个舞台上，这个关联到两个死者及两个生者的人生大戏正式开场了。
取舍标准大相径庭
第三日开庭前，我突然看见一个似曾相识的侧影。近一瞧还真是多年前在香港有过一面之缘的前公司同事“小泰勒”，原来她这两天也一直排在这百十来号人中等待。我们不由感叹世界竟如此之小。
双方律师继续着昨日未竟的提问。从控辩双方律师的发问大家都听得明明白白：控方感兴趣的是对警察和罪犯枪械的态度，而辩方最在意的也恰恰是此点，只是角度截然不同。从大家对他们问题的回答，我们大概能猜得出谁是谁家的香饽饽。
接下来到了大戏的第一个高潮：取舍。我紧张起来。
控方先行，第一个被炒的是一个对什么都一问三不知的黑人妇女。控方律师话音未落，辩方黑中音就高叫抗议，已经做脚底抹油状的黑人妇女只好坐在一边，等范法官和双方律师一边儿说话。协调结果还是让她走人。辩方黑中音头一个炒掉的则是白人大肚子男演员。早些时候，辩方律师曾问他是否演过执法人员，在得到肯定的回答后又问他如何塑造角色，大肚子话音一转居然说断案时很难做到客观，因为习惯了从情感出发体验人物等典型的脱逃之辞。戏唱到这会儿，已经没有悬念了。在他急匆匆下台的脚步中，我看到了他做人的不实。
车轮战般的筛选在继续，这里的游戏规则已经清楚地浮出水面：双方都不喜欢感情用事之人；控方点下的黑人居多，而辩方则首先排除那些对帮派分子有强烈爱憎及家里有人从事执法工作的人。几轮过后，18位居然被筛掉了一多半。天哪!我旁边的一位中年白人在感叹：这要选到什么时候呀?!
还好，根据美国法律，控辩双方律师的否决权是有次数限制的，他们只能在此限制中行使权力，而且法官还经常会把他们都叫到法官台前协调解决，从中决定双方理由的合理性。要不然遇到了一个成心不让陪审员凑够数的律师，这场“筛选战”真不知要进行到几时。
午体过后，玛丽亚又高声唱出9个号将18个座位补满。在控辩双方又一轮的提问后，范大人宣告休庭明日继续选。待选席中有人开始坐立不安，为明日还要再来牢骚满腹。看他们有那么多的不情愿，我心想，还是让我这种想做陪审员的人来吧。
心急吃上热豆腐
我决定主动出击。第四天，找到负责叫号的玛丽亚陈情，她一脸灿烂地笑着拒绝了我：不行，这必须是偶然抽样，祝你好运!
“小泰勒”帮我分析，这八成是怕有人被控方或辩方收买，因为刑事案能一票定乾坤。我的那副积极样格外显眼，属于疑点很重的那一类。
一开庭倒是直截了当，控辩双方开始做减法。控方先让嚼口香糖的小胖妹走人，辩方紧接着将最合格的老陪审英国绅士请下了席，只有那位儿女都在执法的黑人迷糊大爷是个例外，像个活宝似的仍在台上打瞌睡。眼见着优秀种子被连根拔，待选席上开始焦躁起来。
直着耳朵听，依旧没我。看着眼前的走马灯让我思绪万千：假如我坐在被告席上，我能信任这台上的每一个人能公正断案吗?他们每个人都有如此不同的经历，带着如此不同的眼镜在看世界，他们的心智担得起这断人性命的责任吗?人的性格弱点经得起做“公正”决定的考验吗?这个小小的法庭让普通人有机会扮演一次上帝的角色，去主掌一个人的性命，过程固然民主，但每个人千差万别的素质，如何能在法庭上一统于客观公正的名下?这里的蔽端到底有多大呢?
陪审席的每一次塌方，都让待选人们的焦虑升级。趁范法官和两方律师边上谈的当儿，我举手要求女庭警放我出去用洗手间。一头利落短发的黑人女庭警笑着安慰我：法庭开庭期间不能出去，我向你保证顶多再有5分钟必尘埃落定。
我抱着对法庭纪律的遵守，继续关注台上的18人。在经历了另一组似与不似的故事后，又有3人被刷下。我看了女庭警一眼，她为那5分钟膨胀为1小时充满歉意。此时，玛丽亚又站直了身子亮出了她经典的笑容，用她明亮的高音唱道：“我们需要再补一位，2―5―3―4。”2534这不是叫我吗?!我像中了大奖似的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检查了一下自己的胸牌，没错，我是2534!
5分钟改变了什么
我一步步地上了台，突然心变得极静，有一种说不出的从容。在接受这场不一般的车轮战前，我举手提了一个让大家都没想到但响应热烈的要求：法官大人，在回答您的问题及律师们的盘问前，我请法庭准许我用一下洗手间。范法官怔了一下，依然一脸和善：好吧，大家休息5分钟。
刹那间，好似我拉了一支队伍似的，一群人跟着我涌满了洗手间。看来我的小小请求是大家的心声，居然还有人谢谢我的提议。
回到法庭端坐于席上，我让自己不去看那两个被告，不去想像那血腥，专注地看着范法官。就在我准备好正式开始我的参与时，范法官突然宣布：庭间休息时我与控辩双方律师协商，我们认为我们已经选出了双方认可的陪审员，我们不需要再对2534提问。他对着我：“谢谢你，你可以走了。
一切恍如梦境般不真实。这短短的5分钟到底改变了什么?然而，假如我被选上，我有客观面对残酷现实的心态吗?我有真正行使自己权力的勇气吗?在生死问题面前，我有独立思考不受大多数人意见干扰做决断的能力吗?最重要的就是，我真的能客观吗?
夕阳徐徐而下，玻璃观光电梯从不同角度折射着我的影子。在开门的那一瞬间，它们都留下了……
后记
一个多月后，我和“小泰勒”联系上并得知了审判的结果。经过整整一个月的审理，13个正式陪审团员中，11人认定被指控者有罪，另两名认定他俩无罪。根据需全票通过的定罪原则，这个结果无法为两人定罪。“小泰勒”因为是候补，因此无缘参与陪审团员的最后决断过程，没有目睹是什么原因让这些面对同一证词的人们南辕北辙。面对着两条惨死的生命，和两个有可能是凶犯人的逍遥法外，我无法不去思考这种定罪原则的合理性。生与死是绝对的，但证词与个人的判断能绝对正确吗?谁有能力扮演上帝?!
2004年3月8日于洛杉矶
(摘自《海外星云》(旬刊)2004年11―1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