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第一张邮资明信片是在1897年10月由大清国邮政局发行，而早在1874年由上海工部局发行的小龙明信片则未被视为正统。
明信片大致可分为邮资明信片和无邮资明信片两大类，风景明信片属于后者，允许由非邮政部门或民间机构自行制作发行。中国的风景明信片肇始于十九世纪末，据说是一名颇有创意的商人雇用画师在官发的明信片上作画，一时洛阳纸贵，而为中国风景明信片之滥觞。这一类手绘风景明信片存世数量不多，但由于工笔粗糙，除了当作一种稀有邮品收藏之外，并没有多少审美价值。
从现存实寄风景明信片来看，私人或外国在华机构制作发行风景明信片的年代，可能比官方发行要早上许多年。作为信件的一种，当明信片无法具备一般信件的保密性之后，满载异国风情的风景明信片似乎又在另一个意义上体现出它的价值。毕竟，在那个通讯相对落后的时代，这种开放的、精美的、可供传阅的邮品，对一个远离家乡的旅行者而言，不啻为一种向亲友表达关切并展示自身旅行经历与成就的简便方式。
甚至在一百多年后，作为漫长邮路中的某一个收件人，当我如同曾经的众多收件人一样，满心欢喜地端详着这一封封远方的来信时，那一串串模糊的字迹，一枚枚邮票和戳记，与一张张凝固于瞬间的表情，仍竭力展示着属于他们时代的浮华与虚荣，和属于他们命运的沉浮起落。
大量的旅行者、商人、外交官、传教士或士兵，把这一张张负载着中国图像的风景明信片邮寄到他们各自的国度，同时，伴随着大量信札、游记和其他文字记录，藉以诠释他们亲眼所见的中国，无论他们的语气是多么的不堪，而这样的叙述方式似乎正是以取悦那些生活优裕的读者。也许吧，这正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的实际情况。
1908 广州～维也纳的平安家书
广州是最早开辟的通商口岸，尽管法国政府早在1862年就已经在上海等地相继开办邮局，但迟至1901年6月，法国广州邮局才在法属安南邮政总局的管辖下成立，并以安南邮政总局发行
的邮票加盖改值后行用。
这张由M.Sternberg公司在香港出版的明信片，于1908年10月从广州寄往维也纳，片上贴用加盖“Canton”、改值“肆分”的安南妇女头像邮票。这位旅行者可能先到达香港，再沿珠江上行至广州后，才将这张明信片寄出。信上并没有写些什么，好像只是报平安而已，告诉收件人他已安全到达广州了，而片中所呈现的正好是广州街市的奇妙场景。
也许某一位至今仍生活在这个城市的古稀老人，可以如数家珍地告诉我们有关这条街道的许多故事；也许他还可以一眼认出图中的某位店主，然后又牵扯出一段段鲜为人知的市井掌故。然而，这条有趣的街市可能早已毁于自黄花岗起义以来的绵延战火，或者掩埋在现代市政建设的钢筋水泥之下。
宣统登记/青岛/奥地利
在亨利・诺曼看来，
就像古代高卢一样，现代上海被分割成三个部分：英国租界，被称作虹口的美国租界以及比这二者小得多的法国“租界”。三条河流将这三个租界相互分开――洋泾浜、苏州河以及英国租界与中国之间的护城河。
最初管理上海的规章是由英国人在1845年制定的，这些规章在1854年经领事与上海居民协商而作了些修正。1863年，美国租界与英国的合并了，曾经多次试图让法国人也合并进来，但都徒劳无功。尽管在领土、人口与贸易上都要逊色不少，但法国人还是不愿意加入，并一直处于1862年与中国签定的“法国租界区”下。
图中所示，就是“法租界”去往“中国城”的通道，那些列队待客的黄包车和往来穿梭的人流，说明了这里繁忙的交通状况。这张明信片是在1909年宣统元年由青岛寄往奥地利，片上贴用德国胶州湾租借地邮局1905年版中国币值特印邮票，面值四分，及1909年大清邮政发行，英国华路德公司印制的宣统登基纪念邮票，面值二分。
1897年11月，德国政府借口两名传教士在山东被杀，派兵占领青岛，清廷被迫同意把胶州湾租借给德国作为海军基地之用，期限为九十九年。1898年1月，德国胶州湾租借地邮局于青岛等地先后成立，直到1914年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停办。
苦力，Kuli 
“由于担心饥饿的威胁，人们为了一点工资而不顾一切地耗尽生命”。对乘客而言，乘坐轿子可能是一件优雅惬意的事，但对于轿夫来说，情形又是怎么样呢?
罗斯曾经乘轿作了为期一个月的长途旅行，期间，他以社会学家的冰冷的如听诊器般的目光，考察了苦力们的工作和生活。
旅途中曾遇到持续八天的阴雨天气，苦力们抬着轿，带着我们的行李，他们没有任何遮雨的东西，也没有换洗的衣服，实在痛苦不堪。每天抬着七十至九十磅重的东西，迎着冷冷细雨，在高低不平的山路上，在湍急的河流中跋涉十二个小时，傍晚到达某一毫无欢乐、毫无温暖的旅店时，他们已是精疲力竭。旅店中只有一个砖炕和一领烂席，没有毯子，没有木床，也没有火供他们烘烤衣服或取暖。除了两件湿漉漉的棉衣外，他们没有其他衣服。晚餐时，苦力们只吃些米饭、豆腐或者空心面。饭后，这些可怜的人们便蜷缩在烂席上，依偎在小烟灯旁，一边滚动着黑黑的烟团，一边吞吐着浓浓的烟，渐渐地便解除了冰冷、痛苦、劳累的感觉……。
罗斯认为，他们“都在自掘坟墓”，他的医生朋友告诉他，这些“苦力很少能活到四十五岁或五十岁。轿夫只能干八年，黄包车夫只能干四年，因为他们其他时间都在生病”。
教堂里的莲花落
百年前的某一个冬天，在临近中午时分，一名双目失明的乞丐拎着他的胡琴来到河北深县，可能只是为了得到足够填饱肚子的午饭，在冬日里温暖的阳光下，他正站在一所教堂前为传教士们引吭高唱。他的棉袄可能有点小了，所以在胸前接上一块并不搭配的白布头。或者是老举着左手给人拉琴唱歌，这件极不合身的棉袄的左腑已经扯出一道难以补缀的缺口了。
从外表看来，这孩子也就八、九岁模样，身后还围着盛行于北方农村的“屁帘儿”。屁帘儿也叫“屁股褥子”，是专为还穿着开档裤的孩子设计的，怕孩子们随地蹲坐弄脏了屁股，也能隔绝地面的寒气。这孩子当然已经过了围屁帘儿的年龄了，也许是担心磨破身上这条还不算破旧的棉裤，他刻意把屁帘儿分成两瓣，再把它紧紧地拴在大腿上。
你看，他唱得多认真啊。我们听不到他在唱些什么，但似乎仍能感受到，他那还没变嗓的童声正在高高的教堂里回荡。当然，我们更不会知道，以他的小小年纪，是否能明白哽咽的胡琴声所习于透露的苍凉。
救赎与历史的反动
“你认为中国人的智力与西方人的智力相同吗?”
罗斯曾经就这个问题先后与四十三位“对中国人的思想有较准确认识的人”进行讨论，结果，“除了五人外，都作了肯定的回答”。其中，一位担任过传教士、大学校长、使馆顾问，并具有丰富的阅历和经验的学者，提出了让罗斯“感到异常震惊”的答案。这位学者说：“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在中国已有二十五年，甚至更长时间的经历，我们渐渐认识到黄种人才是正常的人，而白种人只不过是畸型发展的动物而已。”
这个说法引起罗斯深思，他认为，“由于长期居住在中国的缘故，许多白人的观点已非常接近中国人的看法，以致……”。比如罗伯特・赫德，已经“像一个地地道道的中国人了。……他们似乎渐渐地被中国文明同化了”。
在那些有修养的中国人身上，他们看到了这样的优点：中国人看问题的方法较西方人的方法更全面，中国人有着更宽阔的心胸，他们镇静而达观的忍耐力往往使那些热切而鲁莽的西方人感到无地自容。
这是两名眉清目秀的教徒。虽然中国人具有与白人等量齐观的优良品质，但眼前的事实却仍旧是贫穷、愚昧落后而任人宰割。
骡驮轿
所谓骡驮轿并不是骆驼拉着的轿车，与骆驼一点关系也没有。说确实一点儿，是骡子背上驮着的一种轿。只是不用人抬，是由两匹骡子一前一后、在两个骡子中间的背上搭成的一种轿。前面的骡子等于辕骡，是管掌握方向、选择道路的，后面的一个叫跟骡，紧跟辕骡后面不许脱节、保持稳定的。这两个骡子都是老搭档，训练有素的。平常没有驯练的骡子是不行的。这种驮轿，没有畜拉轿车那种颠簸之苦，又比人力抬轿走的速度快，能上坡下坡走窄路，最巧妙的是，当头骡拐弯的时候，轿下面有个圆盘，能随着旋转，叫转盘，使驮轿保持平衡。骡驮轿在西方地方是大户人家的主要交通工具。
(摘自《记忆邮递：百年前发自中国的50张明信片》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年3月版，定价：35.00元。社址：北京市西城区文津街7号，邮编：10003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