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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品•艺品•人品

2004-08-01 13:30:00 来源:书摘 阮丹娣  我有话说

有人要写我的爸爸,问我他最大的特点是什么。我几乎不假思索就脱口而出:“好吃。”不错,好吃是爸爸的一大特点,并且爸爸对吃确实颇有研究。

在吃学上,爸爸

讲究要有艺术性,达到色香味俱全。什么样的菜,用什么样的盘子盛,都要精心设计。尤其是请客,研究菜谱,那爸爸最大的乐趣。他能像平时写作时一样蹲在椅子上,嘴里抽着烟,思考再三,才向大家宣读拟好的菜单。如果这顿饭达到了他预期的标准,酒足饭馆之后,爸爸就会眯起眼睛来得意上好一阵子。但经常是达不到标准。每到这时,爸爸就会捶胸顿足地哀叹他“艺术的统一”被破坏了,同时珲要惋惜这整桌精心设计的佳肴都因此而失了色。妈妈在一旁则柔声细语地来一句:“什么大惊小怪的,怎么不能吃啊?”爸爸长叹一口气:“可这是艺术啊!”

杂吃与杂家

吃东西,爸爸从来主张尝百味。凡是能吃的,只要有机会,他都要尝一尝。据他自己说,什么哥伦比亚的蚂蚁,山东青州的蝎子,越南的刺猬、狐狸、大象……他都尝过。还真不是吹牛,爸爸这辈子跑过了不知多少地方,北国、江南、戈壁、高原,亚、欧、美,都留下过他的足迹。走到哪儿吃到哪儿,这些地方,便也都留下了他的“嘴迹”。昨天他还在夸说新疆的手抓羊肉,今天又称赞上海的“腌笃鲜”,明天可能就该回忆他儿时常吃的炒豆渣了。说不定他还要念叨起东京料理的生鱼片,越南乡村的炒芭蕉芯……至于肯德基、汉堡包的,早已不足挂齿!“行万里路,尝百味鲜。”这一点,爸爸早就落实在行动上了。

爸爸要求饭菜应尽量达到完美,但并不就是说越高级越好,他所追求的是特色,要地道。他也时常津津有味地去吃那些“下里巴人”的东西,如妈妈受吃的贴饼子,姐姐爱吃的炒肝,外孙刚从外面爆好的爆米花儿,甚至我们家谁也不吃的豆汁儿他也要喝上几口。爸爸绝不偏重什么南叶还是北味,中餐还是西餐。他将这种种杂吃总结为“并重南北,兼宗中西”,自认是吃学上的一大优势。

以杂吃著称的爸爸,在世坛上也以其杂学获得公认。听听近几年来各种文章对他的称呼吧:“影剧艺术家”,这是一般统称。“三栖剧作家”,这是比较了解他的人对他的美誉。“著名话剧演员”,这是老朋友们对他的怀旧。“著名戏剧戏曲电影电视评论家”,这是艺术界新近送给他的雅号。他自己却在拚命抗拒,自称“杂家”而已。是的,“杂家”正是对爸爸几十年艺术生涯的总概括。

爸爸是剧作家,但他曾经也是演员。我最爱看他的影集:这是《家》里的觉新,这是《雷雨》中的周冲,这是与三姑黄宗英合演的《鸳鸯剑》,这位窈窕淑女她是爸爸扮的,还有这个丑媒婆,那个老艄公……爸爸的舞台形象真可谓丰富多彩了。一谈起他的舞台生涯,爸爸总是一言难尽。他向我们讲起过,怎样带着三姑在上海“跑码头”,怎样在重庆舞台上“一赶三”(即一台戏里演三个角色),又如何与谢添、蓝马、沈扬一起,在重庆戏剧界被称为“四大名丑”。讲着讲着,来了情绪,爸爸还会即兴表演一番。

爸爸确实是非常喜欢表演艺术的,直至现在还常常“戏癌”缠身,不能自拔。德国朋友乌韦领着摄制组在我家院子里拍电影,是记录爸爸和英若诚叔叔用英语合演《访鼠测字》的片子。演着,演着,爸爸忽然从凳子上翻了个倒“吊毛”,接着一转身,又从凳子下面钻了出来,吓得我们全家人目瞪口呆,生怕把老爷子给摔出个好歹来,可他却一本正经地说:“我师兄王传淞就是这么演的,我不能少了……”

爱吃与爱艺

爸爸的爱吃可真是没办法,可谓“屡教不改,病入膏肓”。无论在什么条件下,他都念念不忘一个吃字。即使在“文革”时期,也还是依然如故。据八一厂的严寄洲伯伯说,他们在一起当“反革命”的时候,有一阵子有点宽松。他忽然发现爸爸上衣口袋里排列了一排小药瓶,就好像是哥萨克的子弹夹。开饭时便掏来掏去,忙得不亦乐乎。原来那些小瓶子里分别装着爸爸的“武器”:酱油、醋、盐、味精、胡椒面……

爸爸的爱艺也同样没有办法。文化大革命之初,爸爸刚从越南南方前线归来不久。在紧张的济南队战斗生活中,他写了一部话剧《南方啊南方》,自认为是部杰作,并满以为回国后很快就能搬上舞台。可万没有想到,迎接他的是批判此剧的打印件,接着是检查交代,直到戴上“反革命”的帽子。爸爸被“批倒批臭”之后,“革命派”禁止他再写东西“毒害”革命群众。而爸爸这时又“恶习”难改,在“牛棚”中还利用写交代材料的废纸,写出了京剧剧本《南方云水》。明知身陷囹圄,难见天日,可就是要“顽固”到底。

再“解放”之后,爸爸可就“猖狂”起来了。张志新的事迹被披露出来,他夜不能寐,日不能安,毅然将多年前就写好的“敦煌”重新压入箱底,又放下头脑中已构思成熟的“侯宝林”,一头奔赴沈阳,全力以赴去写这一伟大的共产党员。电影剧本《悲歌》很快问世了。早有人预言他这个剧本不会被搬上银幕,可爸爸始终不改他对这一女英雄的崇敬之心。又十年了,爸爸至今还是那样的“顽固”……

爸爸酷爱艺术这片土地,孜孜不倦际耕耘着,收获着。这几他在写作上将其杂学也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他发挥起吃学上“廉宗中西”的主张,“土”“洋”结合,左右开弓了。用英语演出我国的传统戏,那只是个开端。接着,爸爸又把尤金・奥尼尔的名作《安娜・克里斯蒂》改编在发生在中国的故事,还借了我的名字就叫《安娣》,此剧已由美国导演来中国排练上演了。前年爸爸去美国讲学一年,临先前是他又将《赵氏孤儿》和《牡丹亭》改编成话剧,带到美国,让他的洋学生们来排演。回国后,这两个戏也都被陆续搬上了中国舞台……

爸爸爱写戏、演戏,更爱工。他几乎欣赏一切形式的表演艺术,百戏都看,“并重南北”嘛。

爸爸看戏的主要交通工具,曾经是一辆侯宝林相声中所说的那种“哪儿都响,惟独铃儿不响”的破自行车,骑着它,爸爸几乎跑遍了京城。自从他上了年纪,破车已换成一辆新女车,但很快也骑旧了。

爸爸骑车去看戏,散戏之后,还常要登台与演员们握手、拍照。一切结束,各位首长、名家,都钻进小汽车打道回府。而爸爸还蹬着他的“永久”,行进在大马路上。要是会见的时间长了些,爸爸出了剧场门,竟会连车子也找不到。看车的老大妈,以为是无人认领的车,早给收起来了。有的剧团负责人好心地问他:“您的司机在哪里?给他留了票。”爸爸眨眨眼睛:“司机?我兼了。”

看完戏还得骑车去开座谈会,接着就是写文章。当然,这时爸爸早已忘了骑车之辛苦,写到得意之时,好像这台戏就是他烈军属的,他演的……可哪还有时间写自己的剧本啊?我们心疼老爷子,曾在一起商量,是否能为他“请命”?或者为他置辆汽车?可是……得了,得了,别做梦了。还是实惠点,给他买点爱吃的天福酱肉、冬笋、豌豆苗吧,他就会眉开眼笑……

  好吃与好交

爸爸好吃,并且好客。平时他什么都能忍受,惟独没有朋友不能忍受。家中有了什么好吃的。爸爸必要找个“吃音”来共享。他的观点是:“一个人吃着没味儿”。于是千方百计,想方设法,四处打电话也要找个人来,妈妈拿他毫无办法。记得有一次他要请一位客人来吃饭,结果串联成了九位,幸亏那天吃的是“涮锅子”。

天天有客,有客就聊,妈妈抗议了:“有事没事的把人找来,一谈就是大半天,你那些东西什么时候写啊?还天天熬夜吗?少会点客人,少看点戏吧!”爸爸原则上接受妈妈的劝告,并立即采取“行动”。他提笔写了一张“布告”:“写作时间,概不会客。”当然了,这种布告的无效是可以想见的。妈妈只好另想办法,在外面为爸爸借了一间小屋。爸爸自己还主动提出:“地址保密,有人问就说躲起来写东西去了。”可是还不到一个礼拜,我们就发现,爸爸的朋友几乎比我们还熟悉他的新地址。而且我家的饭桌旁,基本上还是每日一客。这客从何而来呢?秘密终于发现了。原来爸爸人是走了,可电话比人走得还快:“喂,我已经躲起来写东西了,地址保密。不过我还想找你谈谈。这样吧,你坐无轨……回头一起到我家吃晚,工作晚餐。”

爸爸有工作晚餐,工作午餐,甚至工作早餐,饭桌也就是他的办公桌。在这里,他的思想似乎来得特别活跃。如果遇上知音,爸爸就连吃、连喝、连说,能把一顿饭吃上几个小时。饭毕,兴犹未尽。撤去饭桌,甩掉拖鞋,盘上双腿,蹲坐在沙发上,爸爸大抒其情。谈到京剧,他便唱上一段西。论到川剧,他又来上几句川白。他侃侃谈来,天津、上海、山东、山西,各地方言兼用,各地小吃兼及。犹未尽兴,他有时还会搬出英语、法语,间或再说上两句越语、朝鲜语,也不知是真是假,反正听起来还挺是味儿。直到送客人出门上路,爸爸还要来上一段远送。

爸爸不但好吃,还好喝,每顿饭都要根据不同情绪喝上一杯不同的酒,或白或红或黄,或是自己调制的混合酒。然而,他沾酒脸就红,而且红到脖子,红到脚后跟。不是我夸张,有一次我新眼看见,爸爸把酒瓶盖儿一打开脸就红了。

人们都说喝酒脸红的人好交,爸爸可是真容易“一见相投”,他为人处事言就是“无事不可对人言”。正是这个要命的原则,在“文革”期间把妈妈和他自己都害苦了。

他俩从“革命”一开始就都被“专政”了,后来

“造反派”要了起来,他们暂得“漏网”的“自由”。面对这一片“大好形势”爸爸和妈妈在家中不免忧伤论国事,一句“江青祸水”走漏了,当然迎来的是大祸临头。在那为人处事极需小心谨慎的年月,当众说过的话,能不承认都绝不承认。可爸爸那“无呈不可对人言”的原则,早已被他升华为“无事不可对党言”了。

爸爸和妈妈再一次被隔离。事情来得很突然,妈妈一时搞不清楚自己犯了哪条罪状,该交代些什么问题。还是“造反派”给她提了醒,让她想想在家与黄宗江都讲了些什么攻击“中央首长”的“黑话”。妈妈恍然大悟,心想这可糟了。她非常清楚爸爸那“无呈不可对人言”的原则,知道他会把平时一切鸡毛蒜皮的事都交代出去。一进只好拚命苦想,尽量“交代”。可妈妈又深知,爸爸这个人的记性特别,大事能忘了,越是小事记得越清。妈妈自知无论如何也交待不过爸爸,只好坐以待毙。

果然,爸爸一下子就给江青来了二十几条,白纸黑字。当然他越是交代彻底,“罪行”就越大。幸亏“文化大革命”终于结束了,否则他二老恐怕也就提前结束了。

经过这场“革命”,爸爸也该吃一堑长一智了吧。可他刚获自由就“旧病”复发,并更胜于前。爸爸现在不但对党无事不言,对人闲谈时无事不言,更在大会小会上无事不言,而且养成了发言癖。他戏曲座谈会上要发言,文学学术会上要发言,表演艺术谈心要发言,甚至营养学研究会上他竟然也有言可发,当然了,他已经是美食学会的理事了。妈妈余悸未消,常常嗔怪他:“言多必失呀!”可爸爸居然写了个集子就叫《言多必失录》。

爸爸发言还有个要人命的毛病,就是在他的发言中几乎每次都要带上我们家的人和事。什么孙子怎么说,老伴怎么说,女儿怎么说,女婿又怎么想。反正又是他的“无呈不可对人言”,把家里发生的事全都抖出来了。似乎只有这样,才能使他心中更加坦荡。可这一来,我们全家也只得跟着爸爸“无事不可对人言”了。谁知道平时哪句话被他记住,又要在哪个座谈会上给放出去。好在我们家传没有阴谋,抖就抖吧。全家人一致坦荡无私,无私也就无畏了。

不说了!爸爸这个人就是这样,他以食会友,以戏会友,以文会友,更以心会友……愿爸爸永葆旺盛之精力,在吃学,戏剧学,戏曲学,影视学,以及各类学术上达到更高的美学成就。

  (摘自黄宗江《读人笔记》,中国青年出版社2004年1月版,社址:北京东四12条21号,邮编:1007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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