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用挑着摄影器材去采访，我在公社院里被晾了一个多小时。
我刚干新闻工作时还是个毛头小伙。
开初干这行，对我来说是最大的问题还不在于如何写，而是
从县委出来，我到生产资料门市部买了一条青竹扁担――那时给我配的照相机俗称“两只眼”，大且笨；闪光灯也是旧式的，硫酸蓄电池箱子死沉。不挑上走四十里路够呛。我在小铺划打下去一盘油泼面，喝下半碗面汤就上路了。扁担前头钩上器材箱，后面坠着一包生活用品。半上干启程，下午三点多，公社的小院已然在望。我放下挑儿擦了把汗――并不觉得怎样，插队时半天往地里送三十几担粪比这累多了。
我在公社的院门口放下担子，这时，正有一精瘦的汉子出来。
“请问公社刘书记在哪屋?”
他都走过来了，又回过头来：“我就是。你是――?”
“我是北京《××××》杂志的记者。”
他的目光固定在我手中的扁担上。
“小赵，”他向院里喊。
出来一姑娘。
“这位是北京来的，快帮助把东西拎进去。”
办公室里，他仔细地观瞧着我递上去的记者证和介绍信，老半天不抬头。我蓦地有点紧张――信是我临时用圆珠笔填的，莫非不合规范?过去都用钢笔，可记不起是谁跟我说的，现在可以用圆珠笔。
他终于抬头，可眼睛却巴巴地盯着我手中的扁担。我有些发毛，忙把扁担靠在墙上。我知道他对我有怀疑。真作假时真亦假，我有点慌，自己也觉得自己有些像假的。我镇静了一下，把烫有“采访笔记”四个金字的小本往前推了推。我刚欲讲我的采访意图，他却出去了。
十分钟后，那姑娘给我端来一缸开水。临出去时装做不经意的样子扫了一眼靠墙的扁担。
一小时后仍是我一人。我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一种被羞辱的感觉使我的脑袋涨大。我站，门开了，是刘书记。他一反刚才的冰冷，满脸都是笑模样。
“哎呀刚才叫你久等，有……有个泼皮在街口闹事。”
“我想去石角寨采访。”我冷冷地。
“没有问题，没有问题。今晚住一罕，明早找个手扶拖拉机送你进山――县里怎么也不派个车送你。北京来的，太辛苦了。”
“刘书记，石角寨离公社才三里，你派个人引上我，我现在就走。”
“你这么多东西。”
“我有扁担!”
事后我从县团委一个干事那儿知道，那天晾了我一个多小时，毛病盖出于这根青竹扁担。解放这么多年，不要说中央，便是省地级报刊，也从没有过记者挑担下老的。刘书记怀疑是冒版，给县委挂了电话。县里也忽然猛省：果然可疑。立刻打电话到北京，问编辑部有无此人。
这事对我的“朴素观”是个打击。我起先笑刘书记蠢：一个骗子有什么必要出一身臭汗，挑着担走四十里山路，到穷得只剩下石头的石角寨冒充记者?继而我又觉得中国某些大小官僚们是不是有种奴种?――非得摆谱作态，要不然就得落到我这一个下场。
数年在外闯荡，我的服装、举止仍不像大众眼中的记者。我不想让我自己的本性被拘囿。我鄙视精美的“外包装们”。我从心底里身体里向他们发着冷笑。有几年我总跑大兴安岭。那儿条件差，个把月下来，人造得就不成样子。回来时，我扛着又大又破的包挤出站口，来接我的女友说，不认识的会以为你是进京的民工。到家放下包，我兴奋地给她讲老林子里的新鲜事，还拿出与被采访者的合影给她瞧。她老半天才迸出一句：这两排人中，模样最土的就是你。我说这就对了，我是他们中的一个。我讨厌以假象示人，那种委琐情感的遮饰，夸张的笑，做作的叹息，以及过渡性的轻和手指在茶几上的刻意点动，使我对每一位陌生的同行怀着戒心。有回在赣南，我与一地区报记者搞同一题目又同宿一室。那七八天让我很领教了他的头三板斧。每回见基层的大小领导，我都把他推到前头。充分满足他的虚荣心，这也合了我懒得应酬的心性。见面时的开场白他说得如背书般流畅，在差不太多的内容中又透着他的随机应变。晚上无事闲聊，他有好几次用加重点号的语气点明自己“写点旧体诗”。一日，天燠热，我俩倚在竹躺椅上。院西头有株老榆树，归巢的鸟在枝梢跳跃，不等丫杈停止摇摆，便又蓦地弹起，扑棱着翅膀在半空掉转尾巴。他忽然有了兴致“面对这景，咱每人来一句。”
“随你。”我懒懒地。
他的眉品成一道“川”字。工夫不大他有了：“拣尽枝头不肯栖。”
我心说你玩文的我就跟你玩恶的：“树上的鸟儿叫喳喳。”我回。
他稍一愣，又说：“借一句唐诗：‘万壑树参天，千山响杜鹃’。”
我没打奔儿接下去：“哪见什么杜鹃，不过是母麻雀占了上枝公麻雀占了下枝公麻雀不干。”
“乱说了，乱说了。”他宽容地摆着头笑着。
我与他一同下了几次乡。他的――许多新闻痞子们的路数我太清楚了，每回都是照方抓药：在县里要上小车。到点上先听汇报，再下地转一圈，问上几句。有时还拍拍采访对象的肩膀或把对方的手暖在自己的手里。当然啦，若是女青年就不暖手。午饭由乡长或书记陪。酒少不得要吃上几杯。小车当天去当天返，时鲜瓜果地方土特产在下面转的当儿就给预备好了(司机也有份)。
头三板斧为记者们砍出了一条路，新闻界有一大批凭着三分本事钱分胆儿在外面混事的人。其实，作为记者，采访面那么大，不可能对每行都有学问。这也无妨，只要虚心便是。可有些人不懂装懂。谈到革个问题，专家们笑了，他也跟着咧嘴作会心状。此时你冷眼观瞧，强牵出来的笑掩饰不住一脸的茫然。不过有时也真得佩服他们对临界状态的把握。他们在场面上摆谈着第一层意思，第二层意思，这引起了听者的兴味，正候着他推出触及本质的第三层意思呢，他们却戛然而止――不是外头有他电话，就是他与某人约会的时候快到了。别人听了他前面的话，以为他有一桶水，方能倒出这一杯水。殊不知他只有这一杯水；这杯水被他稳稳地端在手里，倒得滴水不漏。
一天，电话另一头忽然出现了一个呼叫：“江树吗?!”声音热烈、激动，对方明显是在强调：“我的心在颤抖!”我听出来了，这是我刚干新闻时结识的朋友蔡伟。
我们在一个酒店的前厅里落座。数年没见，他发福了，腮上的肉都哮噜着。几分钟里我就觉出来了，过去那个带白边眼镜，穿卡几布建设服，总有些忧谗畏讥的蔡伟早已消隐。应他的要求，我陪他在北京的街巷里瞎转，又用晚上的时间拜望了几位共同的老熟人。他要搞一俱以关小姐的专题，我们同去几家饭店、合资企业采访。几天下来，我觉得他还比较本色。我曾在工厂电镀车间干过三年。那会儿整天跟酸打交道，休息日换衣洗澡也去不掉一身的酸味。我师傅说，洗也没用，到肉里去了。蔡伟也如是，肉里都是那劲头。出发采访，他或穿宽松茄克、古利兰牛仔裤，或穿一身阿迪达斯运动服。在场面上他特活跃：发放名片，录音拍照，挥洒自如。他是北方人，现在广东话闽南也能对付个大概。“听旅游局张处长说，你就要成为赵总的传人啦。”――某先生即将被提拔为饭店总经理，他不说“接班人”而说“传人”。开始我不习惯，后来他嘴里不断迸出港台腔：“人民”说“民众”，“信息”说资讯”，“形势”说“情势“，“独联体”说“国协”，“重新上台”说“复出”。那几天我们整天跑，某企业部门经理说，干我们这行太辛苦。他摊摊手，用广东庆说：“?食艰难，没的啦。”看着他无可奈何的模样，我竟忍不住笑出来。年轻的时候见到姑娘他还有点腼腆，现在他会大步上前，瞳仁里放着光彩：“哇小姐你好靓啦!”我在后头冷冷地跟那刚被他赞美过的妞点个头，算是礼貌过了。事后他怨我仍是那么老派，一点长进也没有。我说也得有我这号人。若是都跟着变化，变成一个样，这社会也够乏味的。
我并非一根筋，非要抱住朽木不放手。但我以为做人的某些根本不能变，否则便被我视为毫无价值。然而有些人的确始终坚执着自己的本性，可他们在该变的地方却不变――我叹惋并悲伤地注视着他们一批批被淘汰出局。
老周是我新闻写作的启蒙老师，我的“朴素观”也多少是受他的影响。70年代初老周在河北某县报道组。那时大伙都穷，老周尤其穷。他结婚时没钱，就到供销社找来两个印有“××株式会社”的日本化肥袋，染巴染巴做了条裤子。那化肥是尼龙布的，故穿了好几年都不坏。后来他老婆还拿出来给我瞧过，说老周不叫扔。
老周给我讲导语：重要的东西是放头里。没多久我就觉出不能全这样――相声是最后才抖包袱，某些时候在刹尾时给读者一个大嘴巴才显得脆。老周说凡事要有修正规矩。我说跟规矩区别着干或许更好。这样几次下来我们就有些疏远。可我一直敬重他的为人。他的采访态度采访作风都没挑儿。但那种认真使我觉得是不是过于“认真”?公社广播站――县报道组――北京某大报，新闻工作几十载，他书柜里有上百本采访笔记。这些笔记都按严格的序列编号排队。那里面记的多是年月、数字和事件的过程，而鲜有富于性格的人物和具有生活实感的细节。老周退休后自己也出生悲哀，他一面咒骂着人心不古，礼乐开始崩坏，一面为自己一生的劳作无法利用而黯然神伤。别人一粒种子收回了几百粒种子，他却只收回了一粒；这一粒还随着岁月的推移而日渐干瘪。
过去，老周到戏院采访都是事着小手电。黑暗中他在腿上为每一幕绘出一个有代表性的画面(独舞画一个小人，三人舞画三个小人)，并注上服装、色彩和简单的主旋律，然后连夜赶舞台特写。现在有些记者也太懒，连剧场不去。但你也不能不承认讨巧所带给他们的快捷和便利。几个电话问一下情况就动笔预制稿件，写个大概就往边上一撇。晚上陷在沙发里边喝咖啡边看电视转播。转播完毕，花上一刻钟添添减减，那预制稿也就成了完成稿。
老周的悲哀有些属于他个人，有些蛤了所从事的职业所不能摆脱的。新闻是政府和公众的喇叭。用不着我?嗦新闻在历史和当今的辉煌种种。然而无庸讳言，记者的文字的确是以想像力的萎缩为其代价的。想像力是人类最伟大的禀赋，作家靠着它一件事能写成一本书，而记者只能写三句话。干这行没多久我就知道了这其间的区别。有篇报道西湖近况的新闻稿这样写道：“在‘断桥残雪’的碑亭里，一对年轻的男女台胞相互依偎着坐在栏杆上。男青年正津津乐道地讲述《白蛇传》的故事。他指着荷花池边的断桥说：‘这里就是白娘娘与许仙相会的地方，我们能来这里看看多么幸福。’女青年甜蜜地说：‘但愿我们永远相爱天长地久……’“我边读边笑这作者是个雏，他也不怕读者质问：你是怎么听到这些话?
几天前我收到赣南“写点旧体诗”那记者的来信，他求我帮他发篇稿，因为评职称在即。我马上应允――我想我过去对他是不是太苛求了?在地区报纸干，要领会领导意图，要顾及各方面关系，要权衡自己在其中的位置，像他那样写点套话文章以维持自己琐屑的存在，这已经算不错的了。如果有一万个人这么活着，他不过是这一万零一个。
干记者这行的第九个年头，我又有机会到皖南采访。了结了公事，我拐到我挑担下乡的那个县。这次谁都没找。我仍在九年前吃过饭的那个小铺要了盘油泼面，然后沿着城西那条沙石路下道。一切都恍如昨日。走着走着，我甚至认出了当年在山岬角的拐弯处差点把我绊倒的一块巨砾。我边??边回味着过去投身工作的真诚与热情。到了扬水站，我凑向水管饱饱地喝了一肚子水。今天是县里的圩日，山道上，车、马、人、狗熙来攘往。我夹杂在这中间。隐隐看见乡政府小院那一排排青灰色的房脊时我就揣度，刘书记还在不?调走了?提拔了?我真盼望能再见到他。我会以平静、平淡的心情跟老熟人聊天。我还要告诉他，这次我依然是走着来的。虽然上回我那奶扁担搁到石角寨了，可我没变，仍是那个“扁担记者”。
(摘自《有狼的风景》，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年1月版，定价：28?00元。社址：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35号。邮编：30005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