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水浒》是我的一个兴趣，如果在三、四十年前说我这话，恐怕就要倒霉了。因为你凭兴趣搞创作是不行的。实际上我这一辈子从事美术这一行当都是因为我对美术有兴趣。“文革”时有位
我小时候看戏，长大后读书，
《水浒》里故事情节的动人是最主要的，至于造反有理的政治方面的含义我是不清楚的，只觉得《水浒》里的人非常可爱。我的祖母给我讲过长乱的可怕，她做姑娘的时候不像我们以后所接受的知识认为，长毛是个可爱的人物，我祖母当时就觉得长毛非常可怕。听起来就好像没有《水浒》人物那样入情入理、有意思，所以我小时候画的《水浒》人物都是从戏台上得来的，像李逵、鲁智深就是戏里挂胡子、画花脸的，没有想到真正的活人。
我舅舅有好几个，小舅舅是三天打渔两天晒网的军人，平常在家玩枪、打猎、养马；二舅舅是个文人，有轻微的精神病，很文雅、安静，喜欢吟诗论文，知道我是个《水浒》权威，他很佩服我，彼此就成了很好的朋友，一天到晚谈《水浒》。他建议我，不要在地上、石头板上画人，向幺舅舅要点钱，弄点毛边纸来订个本，画一本《水浒》多好。我想这个主意太好了，就在他的鼓励下，到幺舅面前去要钱，没想到平时很少骂人的幺舅破口大骂，连我爸爸和我一起骂：“你还学你爸爸那么没出息，去画画、去做音乐家，弄得连饭都吃不饱。”骂了一大通，所以这个世上从此就不无遗憾地缺少了一部伟大的、珍贵的《水浒》文献了。这是我因为《水浒》所遭遇的第一次重大打击。
五十年代末，我才三十来岁，认识了一个做木刻板的高手。他叫王世荣，能做最好的木刻板，住在安定门内。当时在中国、在北京他的木刻板可算是一流的，非常准确的三分三厘三，三十二开的宽度，三分三厘三，铅字的高度，不晓得他怎么做好那么准确。我就向他买了二百块木板，然后我的那帮朋友、老前辈都很热心地鼓励我做这件事情。老朋友、老前辈有聂绀弩、黄苗子、黄裳、汪曾祺等，大家都很高兴。苗子连卡片都借给我，他们还说等我刻完木刻之后分别给我写像赞。黄裳还特别送了我十几张原版的陈老莲的《水浒》叶子，这种豪情和大方好像古人才有似的。
值得笑一笑的是，除了我以外，这四位老先生都入了“座右”，吃了很多苦，多少年都不能翻身。这种诗情画意到以后正像我曾经收藏过的寿石公的一帐幅对联所讲的，“与子之别略多白醉，勿我为念不改朱颜”。这是第二个木刻计划开始的情况。木刻板被抄掉了；二千多张读书卡片到了“文革”中被发现，在专案组的地上踩来踩去；陈老莲的《水浒》叶子被那些狗日抄家的混蛋发了洋财，覆巢之危之下哪里还有什么理想?
“文革”后期出了件怪事，毛主席对《水浒》说了许：“《水浒》好就好在它写了投降。”姚文元接过了这段最高指示后，把“好”字拿掉了，批判《水浒》是本投降的坏书，连施耐庵一起批。这样明目张胆与伟大领袖较劲儿，没有受到处分，这是很难得的。我当时出了一身冷汗。很庆幸那帮小家伙抄走了《水浒》的全部家底，也庆幸接二加三的运动使我忙不过来。要不然刻出那二百多幅《水浒》人物在姚文元的眼底下是个什么光景可就能说了。
但是了老了以后还是想画《水浒》，于是就用了一年的时间在香港画了出来，一边画一边跟画里的人物开玩笑。比如说不太引人注意的轰天雷凌振，如果我不说这个人，恐怕人家不一定会知道是《水浒》里的人物。他是个管放炮的，所以我想起了那首著名的抗战歌曲：“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造。”我就把它写到画里去了。一个叫邹渊的爱财钱，题字时我就说：“你别到梁山，到澳门不好吗?”宋江的爹管梁山的钥匙，我也提出了一些自己的看法。还有个爱赌钱的阮小五，我让他打着灯笼游水过河去赌钱，这个是我小时候在家乡听老人家讲我们街上有个人是这样的：涨大水了，他就举着灯笼游泳过河去赌钱。我用来把它放在阮小五的身上。呼保义也义不到哪里去。毛主席说过：“做领导一是出主意，二是用干部。”两个诀窍他都摸不着门，都是人家自己找上门来的。史文恭武艺高强，大家费了好大劲儿，轮流打才把他打下来。对于宋江这个人我不怎么佩服。对于史文恭的情况，在我想来宋江的统战工作应该做到他的头上，这样就增加了梁山上的力量。但宋江没有做，原因是应该好好地想一想。
再说高俅，我和朋友聊天时说，高俅碰到端王――后来的宋徽宗――就是个机缘，要是没有上这个机缘，你球踢得再好，好得像马拉多纳这样，如果碰不上年轻的宋徽宗也是白踢了。要是宋徽宗那天不想踢球，而是画画，那高俅也没有机会碰到他了。或者高俅精通的是“双陆”，而不是踢球，碰到徽宗也没有用，所以看起来要精通多种玩艺儿，能碰到不同兴趣的领导人，就方像得多了。
最后说到洪太尉。他是开篇第一章里的一个大官，好像古今中外都不缺少极富好奇心的人，都喜欢看点儿奇怪的东西。《天方夜谭》里拔瓶塞的渔夫，出现一个大妖怪，但是他有本事让他回去，那妖怪上了当就回去了，他赶紧把盖子盖起来。他发动一件事，又能收回来。洪太尉就不是这样，他势大财细，好奇心又特浓，别人叫他不要去揭盖子，他就说：“你们懂什么?”所以他亲自揭了这个盖，等黑气往上冒时，又吓得半死，妖怪走掉了。所以在我看来，《水浒》之好，就好在洪太尉揭了盖子盖不回去。若要盖回去了，哪还会有一部《水浒》呢?
反面人物蔡京官做得很大，但我欣赏他的官，写得非常好。所以我就画他写字，大官在家里生活用不着穿着官服，我把他画成打赤膊。并不是说我对蔡京有什么研究。别的也如此。武松我不画他打虎，而画他瘫在桌子上，那个瘫劲儿我费了很多功夫。他喝，整个趴着，手贴着，彻底软化，实际上他没醉，眼睛还在瞄着孙二娘，我就画他这一点。如说恽哥儿这种人你可别得罪，他掌握你所有的机密，到时一下子全给你摊出来。王婆厉害，她懂得辩证法，她用辩证法跟西门庆谈怎么见潘金莲。那是很能干的人，像这样的信息人才到哪儿都可以用。用今天我的角度看这些人，说也说不完。女的里边除了白秀英以外，其他的都颇为同情。
而且有时我不止画一张要画二张。武大郎同武二的关系，我是用扬州说书的王少堂讲的：武松为什么愿意给武大郎报仇，而且报仇这么狠呢?是因为小时候是武大郎把他养大的，把他放在箩筐里，到街上卖饼时看见哪家生小孩的有奶就讨口奶喝，东讨西讨这么一口一口地把他养大的，这个说法很感动人，所以我就画武大郎挑个筐把武二放在里面，有时不完全是《水浒》里的，有的是从各种样的材料里拿来的知识和感觉。
(摘自《在文学馆听讲座》，华艺出版社，2003年9月出版，定价：22元。社址：北京北四环中路229号，邮编：10008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