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时期的反传统，是学问与知识的清理，纵使批判得过了头，也是有识之士的愤激；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反传统，是无知者对传统的毁坏。
当今世界一体化，中国要想在世界舞台上保留住自己的位置，就要学会整合、健全和发展自己，而不是消灭自己。这就需要有中国传统文化的根基。
“传统不是怀旧的情绪，传统是生存的必要。”(龙应台)
文化传统和传统的更新
文化传统是指传统文化背后的精神连接链。按照美国社会学家希尔斯的观点，传统的涵义应该指世代相传的东西，即从过去传衍至今的东西(至少应该传衍三代以上)。我们面对一尊青铜器、一组编钟、一座古建筑或一个古村落，人们有时也说看到了中国文化的传统，其实这样说并不准确，实际上看到的是传统的遗存物，这些遗存物所涵蕴的规则、理念、秩序和信仰，才是传统。
传统不是一个凝固的概念，在连接和传衍中它会发生变异，会不断被赋予新的内容。例如儒家思想，在先秦、在两汉、在宋明、在清代，都有所不同，都有新的成分添入。事实上，只有后来者不断为既存的传统增添新的内容和新的典范，传统才更充实、更有价值，才有可能不着痕迹地融入现在，成为活着的传统。
文化传统在传承的过程中，不仅需要增添新的内容新的典范，而且需要对异质文化的吸收和融合。传统往往不是单一的，而是一种综合。对不同质的文化传统的吸收和融合，可以使固有传统因注入新的血液而勃发生机，并变得更健康、更有免疫力。唐代文化气象博大、心胸开阔、仪态轻松，就和大胆吸收西域文化、旧传统中融入了异质的新成分有直接关系。其实这一过程就是传统更新的过程。这种过程一般不会引发激烈的冲突，也不破坏既存的文化秩序。但这需要充当异质吸收的文化主体强大、有自信力和包容精神。汉朝和唐朝的时候，中国文化的主体是具备这种条件的，所以有佛教的传入、有和西域文化的交流。
到了晚清，国家处于被东西方列强瓜分的境地，有亡国灭种的危险，民族文化的主体性完全弱化，失去了与西方文化平等对话的条件，更不要说文化的濡化了。张之洞算是有心人，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说到底也不过是“应变”的一种方式而已。其实处于晚清时期的中国社会与文化，与当时西方的社会与文化，彼此之间有好大一个时间差。西方已经是建构了现代文明的社会，中国还没有从几千年的传统社会里转过身来，双方没有站在同一水平线上。这种情况，不可能有中国文化传统对西方异质文化的正常吸收，必然爆发激烈的文化冲突，冲突的结果大家知道，是中国文化打了败仗。
中国的“近代”何以开始得那样晚
所以如此，是因为我们几千年的文化传统里面，没有为走向现代准备好充分的社会与文化的机制，或者说，根本就没有这种机制。与西方相比，中国传统社会历史演进的速度实在太慢，仅是一个封建社会的时代就走了三千多年。我以为有两个因素，是中国传统社会发展缓慢的原因。
一是在中国历史发展的关键时期，生产力比较低下的具有游牧特点的少数民族占据中原并统治全国。典型的有两次，一是宋朝之后的元朝，一是明朝之后的清朝。两次都曾造成经济与社会的大的破坏。元朝时间短，只有九十七年，这里先不去说它。清朝二百六十七年，有的研究者喜欢讲“康乾盛世”，但在所谓“盛世”之前，清朝从一六四四年入关到康熙二十二年平定三藩，有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都是在圈地、劫掠、战乱中度过的，其对生产力的破坏可以想见。
就是所谓“盛世”时期，问题也堆积如山。满汉矛盾是个大问题，乾隆时期，任用官吏，督抚中没有一个是汉人；再就是大兴文字狱。何况对外交往的“闭关”，就是“盛世”统治者的决策。乾隆五十八年(一七九三年)，英国政府派马戛尔尼来中国，想以给乾隆皇帝祝寿的名义，与中国建立稳定的商务关系。带了许多礼物，据说价值一万三千英镑。两广总督郭世勋奏报，说英国人听说皇上八旬大寿，特来“叩祝”，并带礼品“进贡”。既然是“进贡”，当然可以接见，但在觐见时如何行礼，发生了争论：中方坚持，一定要行“三跪九叩”大礼；英方不同意，说只有对上帝才能下跪，对英国国王也才行单膝下跪吻手礼。马氏农历七月十五到京，争论一个多月，最后中方妥协，同意屈一膝觐见；对所提的贸易要求，清廷一律拒绝。
而当清代中期的统治者正陶醉于“盛世”的“繁华”之时，西方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一六八七年(康熙二十六年)牛顿发现万有引力定律；一七?九年(康熙四十八年)英国的达比发明焦炭炼铁技术；一七六四年(乾隆二十九年)英国发明珍妮纺织机；一七六九年(乾隆三十四年)瓦特发明蒸汽机；一七七六年(乾隆四十一年)北美独立宣言发表；一七八九年(乾隆五十四年)法国大革命成功。西方的科技革命带动的社会与文明的进步，可以说是一日千里般突飞猛进。
到晚清，我们在近代科技文明方面与西方相比，已经落后差不多三百年。我很诧异：现在我们的史学家，为什么要花那样多的气力去歌颂所谓的“康乾盛世”，即便是“盛世”，又和今天的我们以及我们的现代化建设有什么关系?《红楼梦》在写贾家的富贵的时候，总是说“瞬息的繁华”，说“外面的架子虽未甚倒，内囊却也尽上来了”。我总疑心作者不光是讲贾家，恐怕也是在批评那个清明统治者的“盛世”。中国失去与外部世界平等对话、良性地吸收异质文化的机会，就是从康熙和乾隆的“盛世”开始的，是他们闭关锁国种下的祸根。?
中国传统社会发展缓慢的另一个原因，是农民起义造成的改朝换代。推倒了前一个王朝，换上后一个王朝，一切又照原样重复一遍，历史并没有真的前进。农民起义实际上是传统社会的自我调节器。正面地看，农民起义对统治集团吸取教训减轻对农民的剥削程度，有一定的作用，但如此循环的结果，使得传统社会的生产关系不容易发生改变，新的社会因素不容易诞生。
当然中国传统社会发展缓慢还有其他一些综合因素，比如皇权过重，统治者虚骄、妄自尊大等等。还有更主要的，是长期只知有中国，不知有世界，等到江河日下、国将不国的时候，总算知道有世界了，还是囿于传统、放不下架子。
曾纪泽(出使英法大使)在光绪初年出使英法之前，先写信给法国使馆，提出要求：说他此行带眷属，但他的妻子只可以与西国的女宾往来，不能与男宾“通拜”“通宴”，尤其不能行握手之礼。他说此事与中国“名教攸关”，希望对方能“委屈商酌，立有一定规矩”。本来已经接受了地球是圆的说法，仍然认为中国是在地球的“中央”，其他国家不过是“四夷”。中国的关着的门户刚被打开的时候，有人甚至认为，英国人是鹰嘴、猫眼、腿长，只能站立、不能奔跑，眼睛呈绿色，畏惧日光，中午的时候不敢睁眼。中外通商，西方人买中国的商品，以丝绸、茶叶、大黄为主。于是有人说，大黄和茶叶关系洋人的性命，一旦没有了这些东西，洋人的肠子就会堵塞、眼睛就会瞎掉。知道了有世界，还不肯正视，用臆想蒙骗自己，这样的文化，能不发生危机吗?
晚清时期的中国是被人家拉着拖着打着骂着羞辱着蛊惑着走上一条“情非所愿”的路。说“情非所愿”，是因为每一步都是人家逼出来的，是“应变”，不是自觉自愿地改变。这种情况除了国力虚弱、封建制度作祟，是不是还有文化问题?也就是说在文化上是不是还有更深层的原因在起作用?
五四运动与反传统思潮
一九一一年清帝逊位，到一九一六年，称帝不成的袁世凯也死了，国内陷入军阀混战局面；而国际上，一九一四年开始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正是在这样的历史时刻，中国的先进文化人和知识分子，有了畅所欲言、反思传统、检讨文化问题的时间和空间。
他们的方法之一，就是以西方文化作为参照系，来检讨、反思、批判中国传统文化。他们对传统的检讨，是无所顾及的；他们的反思，是不怕揭丑的；他们的批判，是不留情面的。在批判传统的时候，为了矫枉，不惜过正。原来不是讲中国传统文化历史悠久吗?现在则讲尧、舜、禹根本没有其人、“禹不过是一条虫”。家庭和家族不是传统文化形态的核心吗?现在说“家庭是万恶之源”。儒家思想不是传统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吗?现在说儒家思想是最要不得的思想，应该“打倒孔家店”。本来用文言取代白话，已经是重大的文学革命的举措了，但还是有人(钱玄同)提出应该废掉中国文字。尽管蔡元培说，这是用石板条压驼背的办法，其向传统挑战的态度也是够激烈够激进的了。
他们想彻底和传统决裂、想彻底抛弃造成中国落后的封建传统这个难堪的“包袱”，然后好走一条新的路。可以说已经到了饥不择食的地步。举凡欧洲文艺复兴以来的理性主义、工业革命以来的科技成果，十八世纪的启蒙学说、十九世纪的写实批判主义文学思潮、日本的明治维新、德国的社会主义学说，以及哲学上的实证主义、政治上的无政府主义等等，都成为当时的先进人士检讨和批判中国固有传统的参照系、理论武器和实施的药方。胡适后来直截了当地说：“我是主张全盘西化的。”
人们很容易凭感觉推断，认为传统是不会断的。但是，如果在特定的历史时刻，比如中国的清末民初到五四时期，一些那个时代的具有权威性的人物，并且不是一个人，而是一大批时代精英，比如陈独秀、胡适之、李大钊、鲁迅、吴虞、钱玄同等，一起站出来挑战传统、向传统发起总攻，在整个社会形成风潮，纵使传统不致被折断，也必然大大地被削弱，使“传统失去为其延传所必需的拥护”。
文件传统流失的原因
文化传统有大传统和小传统之分，人类学家一般把占据社会主流位置的文化形态及其传衍，叫做大传统；把民间文化和民间信仰的世代相传，叫做小传统。五四时期，大传统被时代精英检讨、反思；对小传统的大破坏，是五四过了五十年之后的所谓文化大革命。这是一次以“革”文化“命”为目标的彻底摧毁传统的非理性的运动。
就连每个家庭对传统文化遗存的零星收藏都大部分付之一炬了，更不消说鼓励子女揭发父亲、妻子揭发丈夫、学生揭发老师、同事揭发同事、朋友揭发朋友、街坊揭发邻里。稍带一点传统意味的道德，全部荡然无存。
中国的传统不要了，外国的传统也不要了。要把“封资修”全部彻底扫除干净，试想，我们还能剩下什么呢?剩下的是，女人穿男人的衣服、中学生穿农民的衣服、知识分子穿工人的衣服、工人穿军人的衣服。传统社会把“易服色”看成是文化礼仪变迁的大事，中国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实际上是全民大“易服色”的历史时期。五四时期的反传统，是学问与知识的清理，纵使批判得过了头，也是有识之士的愤激；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反传统，是无知者对传统的毁坏。
请大家想一想，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我们的民族还能保留下什么传统呢?
一六四四年清兵打进北京，第二年南下打下南京，于是发布“剃发令”，要求所有的汉人接到命令十天之内，必须剃发留辫，口号是“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所以有人说，明朝的灭亡是亡文化，就是指这点说的。从此以后，华夏民族就没有属于自己的衣冠了。你能够承认清代的那种怪怪的服饰、再加一条大辫子，是很好看的打扮吗?是中国文化的标志吗?唐宋装好看，日本吸收去了。我们现在没有了我们自己的传统民族服装，我们的文化传统清代就开始流失了。“文革”的乱穿衣，不仅是文化传统流失的表现，而且是失掉传统的表现。?
所以，当今的中国，我们中国人身上保留的本民族传统文化的痕迹是越来越少了，少到几乎看不见。香港中文大学校长金耀基先生是专门研究传统和现代化的社会学家，他在谈到中国文化的现代命运的时候有一句名言，他说：“二十年代不想看，八十年代看不见。”确实如此。
中国不应该“与自身脱离”
2003年的八月三日，法国《费加罗杂志》刊载联合国科教文组织驻中国代表汉学家让―吕克・多梅纳克的一篇文章，其中写道：
中国传统文化令人迷惑。对于一个经常接触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来说，这种文化有时会给人以垂死的印象，有时又会让人感觉到他的活力。这种矛盾现象产生的原因何在?现在是什么使得中国与自身脱离?
文章还说：
只要到北京的任何一条街道走走，你就会明白这一点：中国人每个星期都在对城市过去的遗迹、对所有让人感觉是这个国家活遗产的东西进行着改造。能够逃过改造的只有那些官方公布的受到保护的古迹。此外还有大规模的社会破坏。
这位汉学家最后写道：
中国的传统文化在走向没落吗?现在人们更多看到的是，与房地产、官僚主义、致力于现代化有关的愚蠢行为同重新找回儒学过去的前民主主义之间在进行斗争。要消灭一种历史，必须真有消灭这一历史的愿望。也许正是中国的广袤无垠保护了自己，中国确实拥有恢复清醒头脑的机会。
我觉得联合国这位汉学家官员还是有点客气，或者说他所受的教育使他不愿失去作为客人的宾礼。他询问：“是什么使得中国与自身脱离?”这个问题提得好，今天我讲的题目，就想探讨这个问题。只是我的看法，我们“恢复清醒头脑的机会”可能不多了，因为以前许多摆在我们面前的机会我们都轻松地放弃了，现在还能够抓住吗?
当今的世界，现代化的浪潮，使游戏规则国际化、经济全球化、市场一体化，中国如想在世界舞台上保留住自己的位置，更需要她的忠实的儿女学会如何适应国际环境，如何整合自己、健全自己、发展自己，而不是消灭自己。这就需要有中国传统文化的根基。不然的话，你将不知道自己是“谁”，行动的时候，不知道是“谁”在说、“谁”在做。
五四精英、上一个世纪的文化先进，他们虽然不留情面地批判传统，但他们又是受传统熏陶的有十足的中国文化味道的从业人员。胡适之攻击传统可谓激烈，但他整理国故成就斐然，个人的新旧道德都少瑕疵。他的太太是个小脚，而且是父母包办的婚姻，他们终生厮守，在他担任驻美大使期间，太太也随同前往。当然后来知道，他长期与一位叫韦莲司的美国女画家，保持着深深的感情，保持了五十年之久。令人忧虑的是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成长起来的现在的中青年一代，长时间处身于大小传统齐遭毁坏的环境，没有机会接受传统文化典范的熏陶，他们身上的文化含量累积得不够，难免精神气象显得单薄而不够从容不够厚重。
至于如今的少年和儿童，教他们的老师大都是民族固有文化的缺氧者，流俗的电视文化、浅薄的搞笑、逻辑错乱的“脑筋急转弯”，占据了他们大部分的课外时间。他们错把猪八戒、孙悟空当做中国的文化传统，以为“康乾盛世”比现在还要好。春节觉得没意思，喜欢过圣诞节；中秋节不好玩，喜欢在感恩节吃火鸡，虽然不知道感谁的恩。如今的生活时尚，是一切层面都追求和国际接轨。
刚卸任的台北市文化局长、很有名的女作家龙应台、不久前写了一篇极好的文章，题目叫《紫藤庐和星巴克之间》，她说：
“现代化”是很多开发中国家追求的目标；“全球化”是一个正在急速发生的现实，在这个现实中，已开发国家盘算如何利用自己的优势，开发中国家在趁势而起的同时暗暗忧虑“自己不见了”的危险。那么，“国际化”是什么呢?按照字义，就是使自己变得跟“国际”一样，可是，谁是“国际”呢?变得跟谁一样呢?
龙应台长期住在德国，她为欧洲传统保护得完好感到震撼。她说她满以为会到处看见人的“现代”成就的骄傲展现，但是在欧洲不断撞见的，却是贴近泥土的默不作声的“传统”。?
龙应台说：“传统的气质氛围，并不是一种肤浅的怀旧情怀。当人的成就像氢气球一样向不可知的无限的高空飞展，传统就是绑着氢气球的那根粗绳，紧连着土地。它使你仍旧朴实地面对生老病死，它使你仍旧与春花秋月冬雪共同呼吸，使你的脚仍旧踩得到泥土，你的手摸得到树干，你的眼睛可以为一首古诗流泪，你的心灵可以和两千年前的作者对话。”她说得非常好，“传统不是怀旧的情绪，传统是生存的必要”。如果我们走到、做到龙应台所期待的那种境界，传统就活在我们中间了，我们每个人既是现代的又是传统的，它的优秀者必成为涵蕴传统味道的现代人。
［本文系作者二００三年九月二十一日在国家图书馆举办的“历史文化讲座”所作的一次演讲，因篇幅所限，本刊摘选时做了较大删节。］
(摘自《学术思想与人物》，河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1月版，定价：26.00元。社址：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330号，邮编：05006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