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前，《新闻周刊》让美国女性坠入一种恐慌的心态，因为它宣称，35岁以上、受过大学教育的未婚女性，要想找到一位夫君的机遇比遭恐怖分子刺杀的机会还要小。虽然法露迪(Sus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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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尽管所有这些数字到处可见，(也许就因为如此)大多数人对风险都感到不知所云。我知道有些人高高兴兴地住在加州的圣安德里斯断层区域(地震区)，但对乘坐纽约的地铁却感到恐惧(反之亦然)。我知道有些抽烟者受不了和一块肥牛排在同一房间中相处，有些女人害怕避孕药的副作用，却敢大胆地去和陌生人发生未采取保护措施的性行为。对风险的估价很少是基于纯理性思考的，即使大家都同意这些思考是什么。我们对苹果表皮分量几乎可以忽略的“阿拉”(一种似蜡的商品的名字，涂在苹果表层以保鲜。)感到不安，而对更高的、死于抽烟的几率则耸一耸肩，非常疏忽。我们对搭飞机感到恐惧，可是不怕驾车。
即使日常生活中的乐趣，如吃食物及呼吸，也免不了被人怀疑。爱情一直都是带有风险性的，而艾滋病使亲密的接触更危险。但从另一方面来说，没有爱情，也许更危险。因为至少有一个研究结果这么说：未婚的男性面临早死的威胁，可能是他死于癌症的三倍。
风险让我们搞错目标
当然，风险也不是都不好。如果你不想承担风险，大可不要走出门外，不要去上学、驾车、生小孩、送出研究经费申请书、坠入情网，或者在大洋中游泳。如果不去担当风险(有时这些风险还相当大)，生活就会乏味，也不能做些有创造性的工作，或者体验生活。毕竟，生命是一个必死的疾病，对人类来说，当日子走到尽头时，死亡率为百分之一百。
可是一旦出了事，人们对于风险却是愈看愈坏的。我们都看到了全球航空公司TWA800班机失事后的余波荡漾：从这失事蔓延出对飞行的不安，更加严密的安全措施，报纸上一日又一日对于伤心家庭的报导，还在进行中的失事原因调查，以及如何可以防止这类惨剧重演的检讨……到现在我还不能从这个震撼中安全复原回来。
而在同一时候，世界上每日有数以万计的儿童死于很普通的因素，如营养不良、疾病。这数目相当于每日有一百架载满了儿童的巨无霸客机在空中爆炸。关心800航班死者的人多于关心这些儿童命运的人，不是心肠硬或无知，而是因为我们的脑筋就是这样子作业的。某种惨剧有冲击力，某种没有。专管我们知觉意识的器官特别专注于不常有的、与个人有关的、不正常的及戏剧性的事件。这不能说我们无知、只能说是人的本性。
可是这种对风险的歪曲认识，会造成很严重的社会后果。我们把社会资源对准虚幻的目标，而完全忽略了真正的危险。例如父母倾向于把滥用毒品及被陌生人绑架，列为对他们的子女最大的威胁。可是每年有上百倍的儿童死于呛噎、火烧、坠落、溺水及其他公共安全措施所忽略的意外。
我们花了百万又百万的金钱，去和国际恐怖分子搏斗，早晨穿上作战用的全套伪装衣着去散步，以免感染到致命病毒。而在同一时候，我们又可以看到许多很重要的、却不为人关心的问题，就如我们很热心地把每一个轻犯都关入监牢中，而把杀人惯犯请到我们的卧室来。如果我们要把钱用来对付真正致死的因素的话，我们应当去应付自杀，而不是去对付石棉(矿物质纤维。常与石棉接触的人会因为吸入石棉纤维而犯石棉沉着病，无法医治。)
都是心理因素惹的事
显然，数字不足以使风险评估有意义；产生统计数字的脉络及背景也要计算进去。以癌症的统计数字为例，大家一听见癌症罹患率不断增加，心中就会感到恐惧。可是，至少有一个简单的原因，可以解决为什么罹患率持续增加，那就是人们活得更长了，长到足以得到癌症。
某些我们从统计数字而下的断言，根本是很蠢的。物理学家路易斯(Hal Lewis)在他的书《科技的风险》中写道，一个步行的人，每一英里被车撞死的可能性要比驾车的人还大。那么是否我们就可以下断言，既然驾车比步行安全，因此，所有步行的人都要被驱入车中去?
狄更斯19世纪英国大文豪狄更斯有一次以宣传不乘火车，来点出误解了风险数字的荒谬性。这个故事如下：在12月底的某日，狄更斯宣布，在那年末他不再搭乘火车，“理由是英国每年铁路意外事故的平均额度尚未满，因此意外事件就要发生。”
纯粹只有数字的比较，也是不能为社会接受的。有一年，当俄勒冈州决定以医药收入和成本的比值来打医疗服务的分数时，医疗重点就截然不同了，例如医治吸吮拇指、齿列不正、头痛等，在优先程序上要比医治囊肿纤维变性及艾滋病排得更靠前。
毕竟你在衡量哪些是风险时，你的考虑和你的生活及生活方式有关。吃不饱食物的人，不会愁苹果是否沾了“阿拉”。每日都要面对家门外暴力事件的人，不会愁若搭上前往巴哈马岛的飞机是否会遇上劫机。对风险的态度是在文化背景中培养出来的，深深受到从心理到伦理、到信仰的影响。
除了文化背景之外，另一个能在矛盾的信息迷宫中看出风险的必要因素，是心理。例如，燃眉的风险在我们心中产生的恐惧感，要比远忧大得多；教青少年把长期的危险如抽烟看成严重的事，那比教年长些的人更困难。
抽烟也是一件人们相信自己能控制的事，因而使这风险更能为人所接受。大家似乎对二手烟要比对抽烟更敏感，至少部分原因是因为抽烟者有所选择，而吸入二手烟的人则没有选择。
一个广泛的原则是，人们对于自己无法控制的风险作了过度的估量，而对于认为自己可控制的则耸肩不顾。因此，我们去滑雪、跳伞，却对石棉恐惧；或者一想到一家无名无姓的化学公司把添加物放入我们的食物中，那就更加讨厌及恐惧了。可是我们自己放入食物的添加物，如盐、糖、奶油的危险性，其实比那些添加物还大上几百万倍。
也基于类似的原因，大家似乎都不能接受飞机意外事件，因为在机舱中绑上安全带以后，我们就无法控制要发生的事了。在TWA800班机失事后的民意调查中，极大多数的人说，他们愿意多付50美元附加费在来回票价上，如果这样做可以增加飞行安全的话。可是同一批受访者却反对增进汽车安全的措施，特别是如果这么做就得多花些钱。
“我们可以控制局面”这个想法，也影响到当有事故发生时，我们去责怪哪些人。多数人不愿以公众的金钱去支付因抽烟或骑摩托车而伤亡者的医药费，因为我们认为这些人自作自受。有些人对艾滋病或精神病患者的态度也一样，因为他们认为这些病的起因是性格方面的问题及个人道德问题。
另有一种奇怪的观念扭曲，就是我们脑中估量出来的失去某物或得到某物的风险，尺度似乎大不相同。每个现在认为是经典的一系列研究，是由史丹福大学心理学家特佛斯基及卡尼门合作完成的，他们的结论是，人们遭遇到小风险时，多会退缩，尽管这么做可能会牺牲很大的利益。
在他们的研究中，他们曾要求许多医生，在对付一种预估会使600人丧命的稀有疾病时，请在两种策略中选其一。策略A承诺说，可以医好200人，其余的人都会死。而策略B则承诺，每一人都可以医好的几率为1／3，医不好的几率为2／3。为了要下必赢的赌注，这些医生选择了策略A。可是把同样的选择换一种口吻说出时，他们都先策略B。新的口吻不说策略A可保证在600人中能救活200人，意思反而是，策略A会使得四百人必死。?换句话说，人们经常会冒很大的风险去防止某些损失，可是肯为了可能的得益去冒风险的意愿就小得多。跑进失火的房屋去救一只宠物，或者去和抢你钱包的抢匪格斗，都是极冒风险的赌博，可是许多人重复再三去做，以保存他们关心的东西。同样的这批人可能不会冒一些麻烦的风险，例如把汽车的安全带系上，即令这样做，可能的得益大很多。
一鸟在手似乎比两鸟在林更有吸引力；即使手中持着这只鸟会带来危险，而丛林中的两只鸟是镀了金的。
当我们在判断做与不做的风险时，情形正好相反。你常会认为真正去采取行动的风险，似乎要比不采取行动的风险大，即使不采取行动的风险可能大得多。
自然原因的死亡，如罹患癌症，要比意外死亡或遭谋杀更易被人接受。这也许是基于同一个原因：数以千计的饥童，比飞车开枪杀人更令人见怪不怪。前者是漠视的行为――没有人介入去帮助，把粮食或医药运过去。后者是犯罪――有人扣下扳机。
同样的，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更可能去扣住一种可救极大多数人的药品，不放行使用，只因这种药可能对少数人有害。他们宁可让许多人受苦，也不愿采取行动，只因为知道这行动对某些人有损害。或者，正如医师信条所述的：第一前提是不能造成伤害。
人性弱点依然是弱点
任何人都不会诧异：评估风险时，自大的心理也扮演了一个角色，心理上的自我防卫经常把我们导向错误的结论。一般说来，我们常高估发生在他人身上的坏事的风险，而大幅低估了发生在自己身上的可能，人们不惜辛劳去把自身的风险减到极小。例如，若去问民众，请他们评估在自己家里发生氡气的风险有大多，回答都是低或一般，从未有人说高的。如果你问他们为什么，他们可以拿任何一个理由，把它歪曲到可以替他们带来自信心。有些人说他们风险低的原因是因为自己的房子很新；其他的人则说是因为他们的房子是旧的。有些人说是因为他们的房子在山坡顶上；其他的人则说因为房子就在山坡底。
不管有什么相反的证据，我们都这么想：“不会发生在我身上”，这与保有自尊有关。我们不愿把自己看得是有弱点的，我们喜欢把自己看得比别人更具有某种魔力般的优势。当某种风险被人们认为是个性问题时，例如意志消沉、忧郁、酗酒或吸毒上瘾，就特别会牵涉到自我意识。如果你承认你遭遇到危机，你就在承认你无法统御压力，你就不如其他人那么坚强。
研究显示，一般人相信他们会比“一般人”更长寿、更健康、有更持久的婚姻；即使他们也知道自己不过是一般人。按照最近的民意调查，同龄的人有三位认为自己比同辈显得年轻；五位中有四位说他们的皱纹比同年龄的人少。从统计学上来说，这是不可能的。
卡尼门和特佛斯基也研究过这问题，发现人们认为自己之所以拥有更有利的条件，是因为自己与众不同。如果能对自己的弱点有个清晰的概览，应当就能防止如酗酒开车之类的行为。可是一而再的，人性弱点依然是弱点，大多数人都认为自己比一般驾驶人的技术要更高超，即使当他们酩酊大醉之时。
我们似乎也认为，如果某事还没发生在我们身上，那就不会发生。这就是说，我们习于从过去推算未来。“10来以来，我在高速公路上一直都以80英里的时速(约130公里时速)开车，我从未撞过车。”我们都这样告诉自己。这有点像是说，我把硬币向上弹抛10次，下车时总是人头在上，因而就可以保证人头可以永远一直都朝上。
值得注意的是，有个宣导不酗酒开车的广告，运用了被酒醉驾驶人撞死的儿童的脸部相片，结果相当成功。这些儿童对我们非常有真实感，比起统计数字来，我们更能认同。同一道理，我们也能与TWA800航班上的人感同身受。强调一个有姓名有脸的人，要比强调统计数字更容易被接受。
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我们会不惜费用去援救一位掉在矿井通风孔道中的儿童，可是却不理会死于可防治的疾病的儿童。经济学家把这个现象起一个名字：“拯救的规则。”如果你知道某人在危险中，而你知道你能去帮他，你就有道义上的义务去做；可是如果你不知道，你就没有这个义务。如果我们不必面对现实事件，就不必感到有义务去采取任何行动。
(摘自《数学与头脑相遇的地方》，长春出版社2004年1月版，定价：19.50元。社址：长春市建设街1377号，邮编：1300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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