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贤治一篇文章谈散文精神，涉及我的写作。其中有许多我当不起的推许，也有许多引起我深思的见解。比如他说，鲁迅写杂文用的是奴隶的语言，我写杂文用的是公民的语言。
依我的理解，鲁迅是看清自己和当时民众作为新旧“主人”的奴隶的地位的。他身历辛亥革命，亲见旧日的奴隶摇身成为主人，对待奴隶比旧
我也曾不止一次地躲到路边榛莽丛中舔自己的伤口，但那多半是明显的外伤；而沦肌浃髓更深重的“精神奴役的创伤”，是迟迟才感到切肤之痛的。在精神奴役的创伤中，就有语言奴役的征候，失去个体的主体性，总是言人之所言，哪里够得上公民的境界。
公民两字我是从小上“公民”课就知道的。然而1949年起，改天换地，不但“国家”的定义从“土地、人民、主权”的综合体变成了“军队、警察、监狱称为国家机器”；我们念念不忘的是“人民”，指的是革命的阶级和革命同盟者的阶级，只有在出身、经历、思想、言行各方面符合“人民”的标准，才能被认为属于“人民内部”中人，不被抛到异己即反动的地带。至于“公民”的概念，早就消隐得无影无踪了。
重提公民两个字，是在1954年9月第一次人代大会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上。我作为广播记者参加了这次大会的采访和报道。重温了公民的权利和公民的义务，我是认真并且当真的；从少年投身中共领导的革命队伍，到这时，对于党领导制订的第一部宪法不可能不信以为真。如同两年以后对中共八大通过的党章，不可能不当作自己的纲领和准则，牢记党员的标准，党员的权利和义务，一丝一毫的阳奉阴违、玩世不恭都是不可想像的。
如果说，毛泽东是在60年代中期，他已退居二线后，在一次通知他不必参加的会上，怕被排斥出局，才拿出党章来为自己的权利辩护；如果说，刘少奇是在文革开始后，不但未经法定程序而形同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包括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一职)，而且失去人身自由横遭批斗，才拿出宪法来为自己的权利辩护；都是在意识到个人权利受到侵犯时想起了宪法和党章之为用。而我作为公民、作为党员的权利自觉则很薄弱，很迟钝。
1956年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以后，我一系列在后来反右派运动中构成罪状的发言，其出发点不是行使自己的权利，而是履行应尽的义务。反对官僚主义也罢，呼唤民主作风(当时对民主的觉悟限于主要指作风)也罢，不满于冤杀无辜也罢，我都认为这是当时一个公民的义务，一个党员的义务。回头看来，这并不意味着公民意识的觉醒。我那时所尽的义务，也就是平时说的责任感，并不是与权利对举的范畴；而是从老传统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到新传统之爱国爱党、集体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
1957年我以反对官僚主义等等见责，一时的确想不通，1958年公然提出“做驯服工具是共产党员的最大(?)志愿”分明起了释疑的作用。你要做的是有责任感的人，人家要你做的是会说话的工具以至干脆不说话的工具!自然不合拍也就不合格，不谐调变成唱反调了。
驯服工具云云，无疑是极左路线对干部、对党员，扩而大之对群众的要求。极左路线是专制主义思想上、政治上的现代形式。一个没有党内民主的党，不可能在执政时推进政治民主化。
反右以后，继之以反右补课，大跃进和大辩论，插红旗拔白旗，批判“观潮派”、“秋后算账派”，庐山会议后反右倾，批判人性论和修正主义，文艺整风，国际上反对赫鲁晓夫的“现代修正主义”，国内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即城市“五反”和农村“四清”……一波又一波，直到欲罢不能、连绵十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文革以后突破了“两个凡是”的精神枷锁，才开始思想解放的进程。从50、50、70年代过来的人，在检点精神奴役的创伤同时，追问历史，这才有了公民意识的初步觉醒。
作为党员，在履行了党员的义务同时，党员的权利得到保障了吗?作为公民，在履行公民义务的同时，公民的权利兑现了吗?
邵燕祥
我发现，一切矛盾的症结，在于我自认为公民，而人视我为奴隶；我呼吁公民的权利，而人责我以奴隶的“义务”，其实奴隶不享有任何权利，有什么义务可言?归根结底，也还是只许吃饭干活，不许乱说乱动罢了。
公民的权利，首先是做人的权利，不做会说话或不说话的工具即不做奴隶的权利。
鲁迅用奴隶的语言，是在当时条件下自知置身奴隶的地位，努力摆脱奴隶地位的语言。
我用公民的语言，则是意识到自己长期被剥夺了宪法赋予的公民的权利，自觉争取实现一切公民权利的语言。
公民的权利说大就大，公民是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然而公民也有权要求修改宪法和法律；公民的权利说小也小，公民的一切活动要以不损害其他公民的权利为限，而只要涉及除个人以外的权利，包括修改宪法和法律，都必须诉诸大多数公民的公意。只有每个公民的权利得到尊重和保障，所有公民的权利才能得到尊重和保障。
至于我的杂文中，虽力求用公民语言，有时却仍露出精神奴役创伤的疤痕，那是因为不自觉地为奴隶太久太久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