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是跟着我爷爷长大的，我承认我的封建思想可能比一般人严重，特别是我从事九死一生的冒险事业以来。每次远行，我都遗憾自己还没给爷爷生孙子，万一这次冒险翻了船，在阴曹地府怎么向爷爷交代？
根据列宁的《帝国主义论》我把我们班的54个男生比作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帝国主义列强，全班仅有的14名女生列为被觊觎的殖民地。由于僧多肉少帝国主义强占掠夺本性，开学还不到半年，世界领土已经被少数帝国主义列强瓜分完毕……当过工农兵的大师兄们文韬武略，带着工资、职务上学，上课、泡妞两不误，根本剥夺了我们这些应届毕业小师弟的发展机会。
1983年北大毕业后，我企图效法班超投笔从戎，混进人民子弟兵，可300万钢铁长城浩浩荡荡疏而不漏。解放军的严密防守迫使我缩到中国政法大学教了4年书。尽管满园春色，可出于狭隘的善良天性，我当时认为老师追女学生不但是“家庭、私有制和不平等的起源”，而且比强奸好不了多少。后来通过组织学习、提高觉悟，才逐渐认识到――“师生恋”不仅有利于师道尊严，而且鲁迅先生早就这么默默地干了。
直到1987年初，我正式进新华社给党当"耳目喉舌"，才有机会透过镜头仰望“半边天”，欣赏好玩的“民间段子”，甩开腮帮子“食色性也”。
1987年新华社社长穆青运筹帷幄，筹划盘活摄影部积累的上千张熊猫照片，计划将其出卖给美国佬，出一本最权威的熊猫画册。不料帝国主义野心狼比穆老头还狡猾，给该书作序的珍妮・古德尔星眼微阖，一眼就看出“这些共产主义的宣传品溜光水滑，肯定全是保护区里的家养动物。”
英国美女珍妮・古德尔是天下排名第一的动物学家，她年轻做姑娘时就和非洲的黑猩猩同居，追随黑猩猩群奸群宿几十年终于修得正果。珍妮・古德尔以自己的五味人生做样板，建议“新华”选派一个“胆大、命好的小伙子去深山老林”。
1998年冬，我因“胆大包天、心细如发、总有狗屎运相伴”而中选。由于担心劳而无功，我哭丧着脸跑回北大，经罗豪才校长举荐，认识了北大生物系的熊猫博士吕植。我这人一直喜欢名字好的女人，由此可以看出该女的良好出身。新华社有两位老大姐不仅名好而且姓好：一位名叫丁补天；一位名叫牛畏予。吕植的名字一看就知道是科学家，名如其人，她15岁考进北大生物系，读的是植物生理。
我跟吕植为首的北大学子坐火车翻过秦岭，最终在洋县常青林业局华阳林场扎下大营。一个月后，有人用我背来的麻醉枪打中一只大公熊猫，与此同时，经北大地球物理系李进军老师做冰，我也俘获了当年北大最年轻、最漂亮的女博士。可是23岁的女博士人小鬼大，慧眼识妖，一眼就看出我“只可远观，不可近看。”最终妥协成：到1995年5月10日她“三十而立”之后，再嫁给我。分手前吕植送我一本大作《秦岭――大熊猫的野生庇护所》，扉页用力写了“――看将来谁的生活更非同凡响！”
从伊拉克回国后，我参加野人考察队到湖北神农架，当年抓熊猫为我做冰的“球系”李进军仍是我的队友。1995年5月10日，我和李进军把大茶缸里的红景天老酒一干而尽，从神农顶撤到大龙潭，打道回府，准备迎娶“三十而立”的女博士。
吕植见到我这个半大老头“已经失去当年的感觉”，博士不仅不大看得上我，而且开始蔑视所有男人，早已暗下决心“要为大熊猫奉献终身。”直到我出这本书时，熊猫博士已届不惑之年，还是坚持一个人高高在上，凡人不嫁。
分手那天，我和博士在北大勺园喝干面前的所有啤酒，一个人摇摇晃晃地告别未名湖，我在北大西门暗下决心：从今天起，无论哪个女人要我，我都跟她走到底……
二
1995年夏，我从新华社骑车回家路过平安里，一位阔步挺胸的老大姐拦路朝我大喊：“老鸭子”。大姐自称是解放军出版社的正师职编辑孙阿冰，是中宣部老部长郁文的二女儿。孙大姐读过我的许多新闻，希望向我组稿，让我写些比新闻更长久的“有趣”的东西。
名如其人，孙大姐主动做我冰人。说他哥哥孙小郁是国务院对台办副主任，认识一个台湾女孩嚣张得不行，对大陆男同胞很不尊重。她希望我代表国人挺身而出，修理这个“大疯丫头”。我说我身为党的耳目喉舌，理应替党分忧，特别是事关祖国统一。只是我每天必须发稿，如果可以，能否在我下班之后，在我回家路上的近便之处，我愿意和“大疯丫头”会上一会。
一周后，孙大姐突然狂呼我的BP机，知会我“大疯丫头”已经从台北飞临北京，嘱咐我下班后千万不要到处乱野，要立即赶到我们家附近的金台饭店。我说到现在还不知道我“对象”姓甚名谁，能否预先介绍一二，免得一见面乱了方寸，给人民解放军丢人。孙大姐说：“大疯丫头”姓朱，是国民党什么大人物（好像是澎湖战区参谋长）的大女儿，和我一样也属于九死一生的命大之人。据说多少年前，朱小姐乘火车从台北到花莲或台南，火车出轨整列火车所有乘客全部死亡，只活了朱大小姐一个人……听到这儿我大喊“打住！打住！这个妖精绝对不能给我做媳妇。”孙大姐电话里批评我“关键时刻掉链子，破坏了国台办的战略部署”我大喊：你那边先停嘴！我要告诉你，我有连国台办都不掌握的超级机密……
“大疯丫头”应该名叫“朱宛宜”，她的曾祖朱庆澜朱子桥和我爷爷唐宗郭唐慕汾，乃是几十年前民国初年的拜把子兄弟，按辈份我是他叔叔，如果我将她办了，九泉之下的朱将军和我爷爷一定也要回来“办我”。尽管我和这个天上掉下来的“大侄女”五服之外，素昧平生，可仍然免不了获罪江湖，世代流传“唐老鸭乱伦”的骂名。大姐您若不信，明天我给您带来一张朱将军和我爷爷的合影……电话那头的快嘴孙阿冰当即哑然，事后告诉我当时她的后背直冒凉气。
第二天下班后，我冒着瓢泼大雨骑自行车到金台饭店，挽着裤腿、探头探脑地走将进去。孙副主任朝我连瞪三眼，显然对我不仅迟到，而且身披脏雨衣不停地滴水大为不满。我心里暗骂：自行车、破雨衣就是我的本色生活，如果你国台办嫌我给首长丢人，就该发制装费，再派你的大奥迪来接我……谁让你们拿我当“肉弹”呢！
我绕过孙副主任严厉的目光，径直走向宛宜开花的笑脸：“叫我叔叔。”
“叔叔！可是孙主任是让我来相亲的……”
“你真要给我当老婆？”
“是！”
“给我生儿子？”
“是！”
想不到海峡两岸刚一直通，马上就把把国台办撂到一边。
我记不得那天晚上都吃了什么，只记得我喝了很多啤酒，上洗手间时顺了大堂一朵玫瑰，借花献佛送给朱小姐。饭后，朱小姐把我带到她下榻的北京饭店贵宾楼，像丹麦美人鱼那样斜倚在沙发上，两只美丽的小脚摆在一边，给我泡了一壶又一壶台湾冻顶乌龙。我第一次领悟到什么叫风情万种。
宛宜的爸爸是国民党的海军中将，曾负责“澎湖战区”防务任务，朱妈妈年轻时当选“中华民国十大优秀青年”，后在“国军”野“任战外科军医”，当年宛宜花莲车祸五官移位，面部的整容手术完全出自朱妈妈之手。
朱宛宜和我同年异月同日生，为庆祝我们俩直接三通，喜欢热闹的宛宜在凯宾斯基设宴订婚。订婚次日，新华社摄影部主管保密的副主任老余把我找过去，问我有什么问题忘了向组织交代，可我的确想不出有什么问题需要向交代。于是老余提醒我事关“个人问题”，我这才想起我如花似玉的小媳妇。我说我为“党国”（党和国家）玩命多年，不孝有三，现已三十好几，终于有人肯嫁给我，而且是台湾――我们肋骨做成的妹妹。老余提醒我这是涉外婚姻，我十分不满地甩下一句话：“哦！台湾是外国呀？”
我小时候就能背诵毛主席的《纪念白求恩》，毛称赞白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我当时就发现，一个外国人做到这些或许不难。一个中国人要做到一生心口如一，宛若登天。多年来我一直力求纯粹，努力追求表里如一。但在咱们伟大的祖国，从政治大员到摆小摊的，有谁可以一贯表里如一？
迫于外界的强大的压力，加上我自私的本性――我和宛宜的婚事基本告吹，敬业的我太爱当新华社记者了。
三
北京有线电视的王淳华导演用中戏导演系的专业水平悄悄走进我的生活，三翻四抖摆平了我，为我展开一幅她们浪漫演艺圈里才有的浪漫故事。
1996年，我的另一个爸爸，在美国当农场主的二伯身体欠佳，我奉父命飞往美国经营我从没见过的农场。就在我在专心种地之际，大洋那边的王导悲悲切切来电话，说她意外地怀上我的双胞胎儿子。尽管我多年一直放眼世界，可我更爱我的祖国，何况我突然有了双胞胎儿子。只可惜她由于健康原因，中止怀孕，没让我看到我逍遥法外的两个小Supermen。尽管两个“无花果”已成历史，但我还是愿意承担男人应负的责任。
1997年6月28日，我和王导在北京月坛登记结婚，以后两次怀孕都因妻子的肝病而扼杀腹中。所幸我在中东闯荡多年被阿拉伯种过多种疫苗，区区乙肝对我不起作用。
结婚半年后我因工作失意、家务繁重、开始接连老病复发，在北京医院、北京军区总医院、301医院4次骨穿之后被诊断为“再生障碍性贫血”。
四
海湾战争综合症加上我老婆的身体状况，雪上加霜，我已失去对小Supermen的自信，而我的妻子偏要和命运挑战，百折不挠非要和我生神仙儿子。我给我妻子打了两年半干扰素依然毫无效果。我便准备彻底放弃海湾战争时在耶路撒冷和神的“儿子之约”，只勉励自己无论如何不要遗弃我可怜的妻子。
而北大医院大师姐董悦教授、李津生大夫，301医院血液科主任张伯龙教授、王永平大夫，地坛医院王硫琪教授，北京妇产医院李宝珠大夫，协和医院副院长郎景和教授，北京医院赵展荣大夫、邢保利大夫……多方协助、中西医结合，众多医生一定要帮我妻子生儿子。
几经辗转，我2000年在伊拉克北部曼苏尔播下亚述。2001年7月23日，在北大医院林巧稚嫡传弟子董悦教授亲自操刀下，神赐的儿子在隆重的埃及国歌声中悠然而生，这一天恰逢埃及国庆。
我从小就是只没头大苍蝇，生活中充满了率性而为的荒唐事，我甚至怀疑“荒唐”这个词就是因我而来的。2003年8月25日～11月19日，我一个人开大吉普从北京出发，沿玄奘老路从新疆进入巴基斯坦、阿富汗、印度、尼泊尔，再翻越喜马拉雅山回到西藏，经白马寺开回北京。
每次远行，占据我心头的都不是眼前的大好河山，而是远方看不见的父母、多病的妻子和年幼的儿子。我的身体随大吉普在大地上驰骋、扎根，心中充满了对亲人的牵挂、爱和感激……只是我天性急躁、粗鲁而不擅表达。我的病已经给家人带来巨大伤害，由于永无痊愈之日，肯定还会给亲人带来更大麻烦。
由于一个人连续驾驶89天，所到之处又是地球上最高、最险、最复杂的崇山峻岭，我的白血球再次跌至2600(正常人4000～6000)，不停地咳嗽，几次窒息，医生说我的肺叶很脏，绝不像一个从不吸烟的人。我到新华社门诊部检查血常规，发现我的血小板仅仅8万(正常人10～30万)，连我自己都弄不懂是什么力量让我独自开了那么远的路。
我的白血球、血小板一路“熊市”，而我的血压却突然“雄起”。我不得不再次住院治疗，每天大把大把地吃药，再次重温钢针插入骨髓的钻心。比骨穿更钻心的是我“唐僧取经”期间由于外力介入，老婆已经由幽谷而迁乔木，并且坚决不让我见心爱的儿子亚述。自从和老婆相识以来，我就不朝街上的美女多看一眼，我生活中的一切全部归老婆一手掌握。“真正的自由始终是以选择和限制为前提的，你既然选择了这朵花，也就拒绝了别的花。”
重创之下一病不起，我的肉体精神同时崩溃。
我给《世界博览》的连载文章已经疯话连篇，我要“把大吉普装满炸药与迫害我的人渣同归于尽”……任主编发现后连夜把我送到北大医院精神研究所，医生给我开了40天的瑞美隆、思诺思，每天4片每片20元人民币，一下子用去我一个月的全部工资。
四
我师弟海啸是CCTV《实话实话》的制片人，当时他正在制作有关地道战的电视节目，我又是疯话……海啸见状不动声色，找来几个“美眉”把我稳在《实话实说》办公室，他自己停下编了一半的片子，亲自把我押送到首都机场，上飞机去昆明云大医院治疗。他说《实话实说》不仅做节目教育群众，也走进生活治病救人“拯救我这样的大疯子”。海啸告诉我，所有对自己严格要求、工作压力过大的好人都有不同程度的精神问题……
住院前，我一直觉得男人必须精神自由、身体结实，成为每个家庭的顶梁柱，我一直担心身体衰弱会失去横行世界的工作机会。医生监督我每天按时吞食大把的镇静剂，除了瑞美隆、思诺思，还有赛乐特、蒙诺、黛力新、纳催离和德巴金。这些东西确有威力，三翻四抖把我变成《追捕》中万事皆休的横路靖二――置身事外，荣辱不知，阳光灿烂，五彩云南，到处都是慢镜头……在恍恍惚惚中仿佛我真的走出了死亡的幽谷。
云大医院干净幽静，医生大多受过正宗德国教育。我在医生们的呵护下得到多日不见的同志关爱，获得小猫晒太阳般的超级享受……
(摘自《我第三个愿望》，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4年7月版，定价：32.80元。社址：北京阜成门北大街17号，邮编：10003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