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生问题与小康社会

王鲁湘：上个世纪80年代以前，一直往前追朔上百年，中国最大的问题是什么问题?吃饭问题。所有的中国的领导人，皇帝也好、总统也好、国家主席也好，需要考虑的就是让中国人填饱肚子的问题。那么改革开放以后，一直到80年代，中国进入了一个普惠时代，中国人，中国的领导人，中国的每一个家庭，最关注的问题，又是什么问题呢?我想大家都很清楚，是就业问题。那么中国进入小康社会以后，突然面临的就业问题、养老保险问题，社会福利问题，种种一系列的问题，我们应该怎么解决它?有什么对策?那么今天我们请来了中国人民大学的郑功成教授，给我们大家做个演讲。

郑教授您好。我想在正式演讲之前，我们简单讨论几个问题。就是为什么说我们中国改革开放的这个普惠时代，就是多数人受益的时代已经过去了，而中国正在进入一个利益分割的时代?为什么说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年代已经过去，而目标明确路径清楚的深层次的改革已经到来?为什么说鼓励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时代正在成为历史，而促使城乡居民生活水平普遍提高，并且最终向共同富裕的时代已经到来?为什么说被动对外开放的时代已经过去，积极主动地融入经济全球化进程的时代已经到来?还有就是为什么说单纯强调经济发展，乃至只论GDP增加的时代已经过去，而追求全面协调发展的时代已经到来?我这一连串的问题，希望从您那里得到启示。

郑功成：我想，近两年来，我们虽然还是称为改革开放的年代，但是我认为已经到了一个后改革开放的时代。我们所关注的、所需要解决的问题、已经跟前一个改革开放时期完全不一样了。

那么，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我们现在面临一些什么问题呢?我认为大概有这么几个方面。一是收入分配体制改革的不到位或者不合理导致的贫富差距越来越大，这种差距的持续扩大就是可能带来贫富之间或者高收入阶层与低收入阶层的对抗性矛盾和进一步加剧的利益冲突，这是我们要密切关注的。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国是普遍贫穷的时代，而现在则是存在贫富差别而且还在持续扩大这种差别的时代，这是大不一样的。

有些人还没有真正解决好吃饭、穿衣等最基本的生活问题。我2003年9月到一个贫困地区调研，在一个乡到一户被认为是生活条件较好农户家中调查，就发现只有一间用泥巴垒起来的房子，低矮而破旧，在脚是一大堆土豆，泥巴墙的外面挂着一串串玉米，这是他们的主食；房中间有一个火塘，还有两张用树木搁起来的破床，其贫困状态依然是很深的。因此，尽管中国已经走出了普遍贫穷的时代，绝大多数居民进入了小康生活状态，但贫困问题仍然存在，贫困人口不仅规模仍然庞大，而且贫困程度仍然较深刻，这是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如果任其发展，那么贫富之间的对抗就有可能加剧。有一个现象就是在2003年4月份，山西的民营企业家李海仓被杀。他是全国工商联主席，是个亿万富豪。据网上的有关调查，大家在讨论这个问题时，多数人关注的是他的钱是怎么来的。有人把这种现象归结为中国人有仇富的心理，就是仇恨富人的心理。

但是我们也觉得不能简单地这么说。因为在一个和谐的社会中间，你既要让富人活得更好，也要让穷人能够活下去，即贫富之间的差距要在可忍受的限度内，这样社会才有可能获得和谐与协调发展。应该说李海仓本人还是个很优秀的民营企业家，他也经常参加慈善公益事业，但是就整体上而言，中国先富起来的整个群体的形象，尤其是热心社会公益事业的群体形象目前还未真正树立起来。所以，应当关注贫富之间的差距持续扩大的问题，以及由此带来的可能的社会摩擦或者对抗，这是我认为我们面临的第一个基本的社会问题。

第二个问题就是劳资关系，或者叫做劳动关系。这个劳资关系在改革开放之前并不是一个社会问题或者社会矛盾，因为那个时候都是国家与单位的主人翁，国家、企业和个人利益被认为是完全一致的。但到今天，中国的经济结构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就是非国有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中间占据的是主流，大量的劳工、劳动者实际上不是在为国有单位工作，而是在为私营企业或者外国老板工作，还有大量的个体户，因此，劳资关系就自然而然地出现了。由此我们看到了中国由过去的利益一致的劳动关系，正在向利益有冲突或者利益有分割的劳资关系转化。在谈到劳资关系时，我也经常提醒到必须注意一个大的背景，那就是整个国际的劳资关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按照我前几年提出来的观点，就是劳资关系在由过去经历一国之内的强资本弱劳工关系后，发展到一个国家内部的劳资关系的相对平衡，到上个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逐渐加快，已经演变成为全球性的强资本弱劳工格局，现在就是处在一个全球性的强资本弱劳工格局，就是说资本的势力因其可以自由流动而总是能够找到廉价的劳动者而显得越来越强势，而劳工因只能接受资本的自由选择而显得越来越弱势化，这就是经济全球化带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结果。

在经济便于化背景下，资本虽然没有脚，但是它可以在全球范围内自由流动。而从发展中国家来讲，因其发展需要资本，又面临着对资本吸引的这样一种竞争，很多的发展中国家都采取各种各样的方式，虽然不能说是给资本献媚，但可以说为了吸引投资确实会给资本创造非常好的环境与条件。就是各种优惠的条件，包括税收减免、土地廉租、劳工廉价甚至以直接减少对劳动者的保护与福利为吸引资本的代价。在这样一个国际背景下，我们国家也不可能只考虑劳工的利益与福利，还必须考虑如何才能吸引投资，这是中国发展所需要的十分重要的条件。自改革开放以来，这种国际背景确实在中国也有体现，即中国劳在的地位确实有弱化的趋势。许多劳动者的劳动保护不到位，许多非公有制单位不参加社会保险，尤其是超过一亿的农民工在遭受岐视。如果这种情况任其发展下去，即国家允许资本的势力越来越强势化、劳工的地位越来越弱势化，那么劳资之间的对抗与冲突就迟早是要爆发的。所以，我觉得现在就需要高度关注，关注劳资之间持位与关系演进及其趋势，并将劳资关系看成是最基本的社会关系或社会基本矛盾，这是当前时代第二个值得关注的。

第三点我想讲的就是，流动人口与固定户籍人口的利益冲突问题。就是五亿拥有城市居户户口的人口跟一亿多由农村走进城市务工的流动人口，他们的关系怎么来处理?我想要让农民工真正融入城市，要给农民工以相应的权利，我们不能说你从乡村来到城市打工，奉献的是精华，然后我给你的却是歧视与垃圾。

除了经济上的利益要求外，流动人口在社会保障方面几乎没有任何权益可言。流动人口正在考虑到自己的经济利益、社会权益、政治权利。如果我们政府不高度注意这一问题，并采取相应的措施来尽快解决其中的一些问题，流动人口与固定户籍人口之间的冲突迟早也是要爆发的，我觉得这已经构成了中国当前的又一个基本的社会问题。

除了这三个问题以外，还应该关注的是，由于长期的经济区域倾斜政策带来的城乡差距与地区差距的持续扩大化。在城乡差距持续扩大的条件下，中国的经济就不可能走向一体化，城乡的市场就不可能一体化，包括消费市场、商品市场、劳动力市场，等等。最终的结果不光是损害不发达地区和农民，而是损害中国社会的协调、健康发展。我觉得，这四点，可能是我们国家必须加以高度关注并且引起足够重视的问题，这些问题有可能产生重大的社会风险。

王鲁湘：郑教授，您觉得隐藏在刚才你说到的这四大社会风险背后的实质是什么?

郑功成：我感觉在这些风险的背后隐藏的，最根本的还是民生问题。谈到民生问题，大家也不要把它简单地理解为只是穷人的或者贫困地区或者低收入阶层的利益，民生问题实际上也包括高收入阶层甚至富人。为什么这样讲呢?比如说，建立健全的社会保障制度甚至发展慈善公益事业，实际上富人也是需要的。如现在城市居民的家庭财富多了，但由于贫富差距的客观存在，要保持财富就有风险，而是就把住宅窗户用铁栏杆把它封起来，自己好像坐牢一样，因为不安全呀。为什么不安全?就是因为有人的生存机会、生存条件受到了抑制或者是他不具备，那么他就有可能产生反社会的行为、冲动心理。如果一个社会是不和谐的，对抗性矛盾加剧，社会也就不会有安全感，这种不安全感首先会使富人生活在风险之中，因此，民生问题不能只被看成是低收入人口或者贫困人口的事情。

对民生问题，如果具体地讲，我认为主要是三个大方面，即就业、收入分配与社会保障。就业是民生之本。能不能保证每一个劳动者拥有一个工作岗位，有一个就业机会，是能否解决民生问题的关键。我们现在有劳动者七点三亿多，这是个什么概念呢?就是几乎相当于所有发达国家的劳动力资源总数。大家可以想象一下，一上发展中国家要创造七亿多个工作岗位是何等艰难的事情。从2003年开始，中国已经进入到了一个就业最高峰年份，新增劳动力达到二千四百万，这个高峰从2003年开始将持续八年左右，保持在这样一个平台上，就是每年需要创造两千多万个工作岗位才可能真正解决好中国的就业问题。可以说这个挑战是非常之大的，这个问题不解决好，那么民生之本就动摇了。

第二个我要讲的就是收入分配。我们过去有一个观点，就是中国的财富太少了，就是可供分配的蛋糕太小了，那我们就拼命地把这个蛋糕做大，做大了不就多了吗?经过二十多年的持续高速增长，我们确实把蛋糕做大了。2003年的GDP达到十一万个亿，人均GDP也达到了一千美元以上，人们不再是简单地解决吃饭、穿衣问题，现在要解决的是你的住和行的问题，所以我们今年看到了私人小轿车的购买在直线上升，私人买房也在直线上升。这表明蛋糕做大以后确实使越来越多的人得到了实惠，但如果中介一味地做大蛋糕，并不见得所有人都能从中分到很恰当的一部分，如果分配不好就会引发甚至加剧社会矛盾，导致社会危机，进而影响到经济发展，因为做大的那一块可能只被一小部分人把它拿去了。因此，我一直认为，当蛋糕做到一定程度大的时候，就必须考虑如何合理地分配蛋糕的问题，应当使全体国民教能够不同程度地分享到经济发展的成果。

那么，我们国家的收入分配现状如何呢?尽管经过二十多年的改革，但我觉得收入分配体制改革依然没有到位。没有到位首先一个就是初次分配环节中的效率体现得不够，如大学里同名教授的工资与一般助教的工资差别吵大，医院里面的医生与护士收入差距不大，而名教授与助教对一所高等院校而言，医生与护士对医院而言，其贡献也是非常不同的。此外，投资回报与劳工所分享到的份额相比，结构也是不合理的。

有人做过统计，劳动者所拿到的工资所占比重在近十年来是持续下降的。大家可能会问，劳动者少拿的部分被谁拿去了?无非是两条渠道，一个是国家的收税，它可能加收了，我们的财政收和确实是有所上升了；另外一部分就是谁拥有这个企业，谁投资了，资本的所有者所拿的份额越来越大。更有甚者，许多农民工还领不到应领的工资。目前的分配结构及利益各方所占有的份额是不合理的。

那我们再看看再分配环节。在市场经济国家，初次分配确实是充分体现它的效率。谁对财富的贡献大，谁就应该多拿。但一个社会并不能只有效率原则，比方说有的残疾人他不能工作，那他靠什么来参与这个财富的分配，有的老人已经退出了劳动岗位，那他靠什么来参与这个财富的分配，有的老人已经退出了劳动岗位，有的不健康的人他不能再继续工作等等，初次分配中是不可能照顾这样一些人群的。但这些人群(况且每一个都有可能成为这样的人)也要生活，那好，为了弥补初次分配的不足，所有市场经济国家就会通过政府干预来建立有力的再分配机制。再分配就是利用国家的强制力，通过税收形成财政收入，然后通过对财政收和的分配来使社会财富的分配走向更加合理化。再分配的方式与途径主要是社会保障。再分配的调控力度、调控的对象，就是为了解决初次分配按照效率原则形成的差距，是缩小这个差距。但是从目前看起来，中国的再分配力度还不够。人中央财政来讲，中央政府曾经提出在十五期间用于社会保障补贴的资金要占到整个国家财政的15%到20%。而现实际上还只有12%左右。而在许多市场经济国家，社会保障与社会福利事业构成了国家财政支出的最重要的部分。

如果说初次分配、再分配都还没有调整好这个收入分配差距，那还有第三次分配。即是大家捐献慈善事业。我看到美国的一份资料，1998年的时候，美国慈善公益机构掌控的资源达到六千七百多亿美元，当时我计算了一下，相当于美国GDP的9%，其中有将近两千亿美元是个人捐献，这个也不得了呀，相当于美国GDP的2%以上。如果是按照我们GDP的2%应该有二千二百亿人民币。但据我的调查研究，我们一年能筹到五十亿人民币的慈善捐款就不错了，这对整个收入分配几乎没有调节作用。

第三点就是社会保障问题，它实际上处于再分配环节。社会保障制度建立起来的目的就是为了实现社会公平，维护社会正义，使国民生活水平得到普遍保障。但从现实来看，中国还有十多亿人口没有基本养老保险，十多亿城乡居民缺乏医疗保险，乡村贫困人口享受不到固定的最低生活保障，等等。可见，建立健全的社会保障制度还任重而道远。

从就业问题到收入分配问题，再到社会保障问题，大家看一下，是不是都是重大的民生问题?它们构成了民生的三大根本问题。民生问题得不到解决，社会风险就必然会累积，社会风险如果累积就总有爆发的一天，最后就会酿成社会危机，社会危机必然波及到政治、经济，继而带来经济危机与政治危机。所以，我有时候总是在提醒，不能只看到我国家目前发展态势非常良好，有些问题如果不解决好，国家与社会就可能不能很健康、很和谐、很协调地持续发展。

王鲁湘：那么您觉得，如何通过改善民生和保障民生，来规避这种社会风险，使中国的改革开放和中国的社会进步能够健康地发展。

郑功成：从解决民生问题的角度来讲，我感觉到，首先的一点，就是我非常赞成我们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提出的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的指导思想，新一代领导集体提出科学发展观，我觉得是非常英明的。比方说，我们过去的财政主要的是用于经济建设。而搞市场应当主要依靠市场机制来开展经济建设，政府过度对经济事务进行干涉，就是对市场机制健康发挥作用的一种损害。那么政府的钱干什么?政府的钱应该主要用于公共事业、社会发展、社会事业与社会保障，这就必须调整国家财政结构，真正建立公共财政框架，并根据公共利益的需要来安排财政支出。

王鲁湘：有一位网民说，在中国现在参与国际竞争中，中国最优势的一种资源，其实就是劳动力资源，那么说白了，其实就是廉价的劳动力资源。如果对劳动力的民生保障被提到太高，或者按照西方福利国家的一些标准向他们看齐，那么是不是会削弱中国的竞争力?

郑功成：我认为完全依靠劳动成本的廉价来迎接国际竞争，绝对不会是一个持久的竞争力，因为劳工成本迟早是要提升的，况且这个世界还有比我们更廉价的劳动力。中国要在国际上赢得更强的竞争地位，我认为更主要的还是按照国际产业分工来调整好我们的产业结构，提高我们的生产力水平。另外，我们的劳工成本，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是低过分了，就是基本的保障都没有了，这个跟我到一些国家包括一些发展中国家所看到的现象是大不一样。比方说我们很多劳动者，我们的农民工，年头干到年尾，居然领不到工资，这是什么劳工成本低?这跟国际竞争没有任何关系。因为我们看到的是，凡是在参与国际竞争的企业的劳动者，其收入往往是较高的，大家看在三资企业、合资企业、外资企业工作的，其工资收入是很高的，在中国劳工成本最低的恰恰是不参与国际竞争的。以农民工为例，劳动者干活不给工资，无论出于什么原因，都是一种强盗式的掠夺行为。再如所有国家的工业劳动者都有工伤保险，且无一例外都是强制的，但中国几亿工业劳动者只有15%能够享受到工伤保险，许多农民工因工伤事故而成残疾，结果可能得不到任何补偿，甚至还有雇主与劳动者签订所谓生死合同。这就根本不是什么比较优势与比较利益的问题。所以说，从2004年元月1日开始实施工伤保险条例，是一个很大的进步。新一届的领导集体一年来的行动，表明了民生问题得到了更高程度的重视，劳工的利益也会得到相应的保护，我相信这种保护不会损害我们国家的国际竞争力，我们国家劳工成本低的比较优势依然存在。

(摘自《世纪大讲堂》，辽宁人民出版社2004年5月版，定价：38.00元。社址：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25号，邮编：110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