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那些打着各种幌子对城市的无知和不负责任的破坏、摧残，已经发展到了令人难以容忍的程度。
对城市的挑剔和批判
体现的是人们对高质量生活的追求，同时更是每一个公民的权利。
强暴旧城
一哄而起的旧城改造其收获却是对古城和古建筑永难修复的破坏!英国文物建筑学会指出，20世纪70年代发展的旧区改造所破坏的具有文物性质的建筑竟比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被炮火摧毁的还要多!我国文物保护界也有类似说法，即中国改革开放20年来以建设的名义对旧城的破坏超过了以往100年。1982年始，我国先后公布了99个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但在古建筑保护与城市发展的冲突中，牺牲的往往是前者。
1992年7月1日，矗立了80多年的济南标志性建筑――具有典型日耳曼风格、可与近代欧洲火车站媲美的济南老火车站被拆除，起因是某官员说“它是殖民主义的象征，看到它就想起中国人民受欺压的岁月……那钟楼的绿顶子(穹隆顶)像是希特勒军队的钢盔，有什么好看的??照此逻辑，号称万国建筑博览会的上海外滩建筑群理应夷为平地!
1999年11月11日夜，国家历史文化名城襄樊千年古城墙一夜惨遭摧毁，郑孝燮、罗哲文等专家称之为20世纪末恶劣破坏历史文化名城的事件。之前，还有福州三坊七巷的建设性破坏、贵州遵义和浙江舟山市定海的老街区被拆。
2000年2月，北京美术馆后街22号院的命运引人关注，类似这样的明清四合院维系着城市文明的起承转合，但主事者并不认为这栋拥有私人产权的旧民居会比一间豪华厕所更有价值。北京这座“世界都市规划的无比杰作”(梁思成语)被现代和后现代主义的建筑“强暴”得差不多了，知识界希望北京不要再一次丢脸。
旧城改造的另一问题是房地产开发的狂热。官员的“三拍”(拍脑袋拍胸脯拍屁股)和开发商的算盘，其作用远大于建筑师的专业蓝图。“拆”，成了使用频率极高的公共语汇，出现在建筑物的身上，像一个个惊心触目的靶心标记。在仍有使用价值和文物价值的房屋被过早拆除的同时，大量的危房和棚户却长期保留了下来。保税区和开发区的建设使宁波的历史人文资源损失了80%。另外，为了解决多年来违法建筑的恶性肿瘤，“拆”又成了城市发展所要付出的巨额代价。如广州2000年清拆违法建筑480多万平方米，是该市历史上拆房面积最大的一年。
旧城的破坏业已成为上个世纪中国城市建设者们最短见的城市行为。历史的载体不是在教科书中，而是在有质感有形体有生命痕迹的城市里。口说是无凭的，只有古道巷陌和文物才令历史文明活色生香。旧城被荼毒之后，宝贵的文明传统被割断，新城市对未来表现得无所适从，只好一味地抄袭，拆了又建建了又拆，无休止地折腾。
疯狂克隆
由中国第一代建筑师设计出的像南京中山陵、上海中国银行大楼、紫金山体育场这样具有“中国现代建筑”风格的作品是不多见的。
旅游开阔了人们的眼界，越来越多的人发现了中国城市越来越相像：一样标志风格的连锁快餐店、西餐厅、银行网点、五星级酒店，一样的马赛克、玻璃幕墙、洋建筑上戴着的瓜皮帽，一样的把所有高楼和商业街都挤在市中心，一样港式、欧风、新加坡模式的中不中、洋不洋、今不今、古不古的建筑……
自上海新客站采用高架候车模式后，天津新客站、沈阳新北站也相继采用此模式建成通车，尔后各地效仿渐成时尚，把这当成大型客站现代化的标志了。
首都规划委员会建筑艺术委员会审图室高悬的“民族形式，地方风格，时代精神”在建筑实践中更多变味为“规划规划，纸上画画，墙上挂挂，抵不过领导一句话”。当甲乙方关系如同业主“点菜”、建筑师“料理”的食客与厨师的关系，过度商业化了的建筑过程就成了破绽百出的昏着。在“图形建筑学+前卫建筑设计到批评界到设计到业主”的设计机制中，前两者在中国几乎不存在，业主成了建筑师们的“上帝”，理想的空间如同逝去的乌托邦。
当代现代主义建筑大师贝聿铭说：“中国的建筑已经彻底走进了死胡同。建筑师无路可走了，在这点上中国的建筑师们会同意我的看法。他们尝试过苏联的方式，结果他们对那些按苏联方式建造的建筑物深恶痛绝。现在他们试图采纳西方的方式，我担心他们最终同样会讨厌他们的建筑。”
当我们称道希腊罗马建筑的刚劲雄伟、中世纪哥特式建筑的高耸庄严、巴洛克建筑的纤巧华丽、现代建筑的简洁明快、故宫天坛的博大辉煌时，当代中国建筑能贡献给人类文化什么东西呢?
胡乱“标志”
北京有故宫和天安门广场，上海有外滩和东方明珠，香港有中银大厦和香港会展中心；同时，每个城市都在大力兴建广场和标志性建筑，为自己代言。
以最新最高最现代的建筑作为城市的标志性建筑，是目前中国城市标志性建筑和景观热中的一大误区。标志性建筑的内涵应是城市历史文化的积淀，反映出城市固有的个性风貌，是向外界标志城市独特存在价值的商标和载体，可以存在数百年而不改。
可惜绝大多数城市的标志性建筑不能成为其历史文化的载体，或者说它把城市固有的文化消灭之后以新建筑取而代之。新建筑之后还有更新的，规模更大、楼层更高、造价更贵的，因而标志性建筑也总在易帜。广州20世纪70年代因白云宾馆落成将市区带到环市路，90年代世界贸易中心、广东国际大厦带动淘金坑的再次扩张，而今天河体育中心和中信广场取代了五羊城雕作为新标志性建筑更多地出现在摄影师们的镜头下。未来5年呢?广州艺术博物馆、广州新体育馆、广东奥林匹克体育场、广州会展中心、广州报业文化广场及广州歌剧院将争夺这个位置。深圳80年代看国贸，90年代看地王，新千年人们把目光投向新市民中心了，一切都以时序和建筑的宏伟来定，难怪人们将之称为“没有历史和文化的繁华都市”。武汉港客运站造型宛如一艘待发的巨轮，力求成为武汉市的标志性建筑，但流线混乱，屋顶外形与结构体系不符，候船大厅不宜候船而改作展览用，成了本末倒置。
人说标志性建筑是城市的眼睛，我们的城市太像一个急于追逐所谓的时尚而不惜在自己的眼睛上一再动刀的小姑娘。可惜，单眼皮改成双眼皮，双眼皮改成单眼皮，不是越变越靓，而是越来越没有人样。
攀高比傻
高楼大厦成了中国城市现代化的代名词。据说，中国设计院在浦东设计的高层建筑，其面积使用率比境外设计的低40%。20世纪90年代的上海仅用了5年时间就建成了2000多座高层建筑，其中金茂大厦88层。
杭州市明文规定西湖周边景区决不允许建3层以上大型建筑，但没想到市政大厦做了第一个“吃螃触者”，它的镂空尖顶被市民形容为“削尖脑袋，挖空心思”。
西安旧城中原有的建筑以低层为主，市中心钟楼鼓楼城楼以及城外大小雁塔等均突出于城市轮廓线上，成为城市的标志性景点；而今市内层出不穷的中高层建筑破坏了传统的城市轮廓线，重要古建筑之间的“通视走廊”受阻。
建筑师们也对工程小面积小的“小东西”看不上眼了，他们只对上万平方米、造价上千万的大建筑感兴趣，因为所得丰厚。像凯旋门、纪念碑、纪功柱、柱头、华表、牌坊之类精致的东西他们做不来，帕提农神庙、王维的辋川别业、赖特的流水山庄之类“螺丝壳里做道场”也不擅长。他们只要高大、宏伟、气派，无论设计是如何地粗糙。
民间的俚语曰“傻大个”，用在那些比着高的高楼大厦上真是再贴切不过了。
密密麻麻的高楼大厦真的就是中国现代化标志吗?绝不!就连中国的榜样们都认为“目前亚洲城市面貌趋于过度光怪陆离，摩天楼造型和体量过于离奇夸张”。若干年后中国城市将自食拥挤的高楼所带来的人口、生活、交通及城市综合性的苦果。
盲目国际化
建筑大师张开济以“标新立异、矫揉造作、哗众取宠、华而不实”来形容时下流行的建筑风格。
截至1996年止，全国有86家城市喊出“建立国际大都市”的口号，例如北京。金融街一度被称为北京成为国际化大都市的亮点，现在人们意识到此类“现代”建筑正在把一个文化的北京淹没在城市轮廓线以下。
轰动一时的珠海西区开发曾托举着珠海成为大都市的梦想。《珠海市城市总体规划(1999-2020)专题报告》却表明，珠海目前使用的土地仅为远景规划中的1/7，珠海机场的旅客吞吐量仅为原设计能力的10.8%，需投资200亿资金建设的伶仃洋大桥搁浅，以珠海的人口规模和经济总量都难以吸引大量投资和提供充分的就业机会。国际大都市并不是“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
中国城市化进程中还有不少城市在为扩大市区人口规模不懈“努力”着，几百万上千万市民在他们眼里也成了国际大都市的指标。殊不知巴黎花了30年时间建了5座新城才移出75万人，以缓解老城人口和就业的压力；汉城花了7年时间才使其人口在全国总人口中的比例下降了4%。
像大连这样“不求最大，但求最佳”的城市不多。
乱抢风头
美从来就是一种整体的和谐。今天中国的建筑却只考虑个体如何出奇制胜――只管自己，不管别人，更不谈后来人，构成城市形体的建筑像时装表演，各显神通，有的甚至赤身裸体，张牙舞爪。一个地域的多个建筑很难协调成一组和谐优美的城市交响乐。
北京金融街建筑群上演了“关公战秦琼”的闹剧，各唱各的调，杂乱相处，主体建筑超高68米。大多数建筑放在一起看就是洋时髦加假古董、巨无霸加变形金刚的大杂烩。
上海陆家嘴的整体形象经过了统一规划，但仍有败笔。站在浦西望去会奇怪地看到一个建筑顶部缝隙中露出另一个建筑不同风格顶部局部，构图很不完整，使以前形成以东方明珠为视觉中心的有主体有序列的空间效果不断被削弱。如国际会议中心将东方明珠电视塔与陆家嘴高层建筑群之间必要的“休止空间”死死堵住，城市空间失去了喘息的机会，而且其“球”形的喧宾夺主也是对东方明珠景观的破坏。
2000年2月25日，上海城市规划展示馆对公众试展，市民们在这进而看到上海的过去、现在与未来，一个共生共荣的城市整体。但愿这不是理想中的上海在世上的惟一标本。
跟人较劲
开发商们建造了一大批没有花园的“花园别墅”、密不透风的混凝土森林的“都市广场”。建市民广场、种草不种树这样短平快的面子工程则是各地市长们乐此不疲的事，因为政绩容易看见。有时建筑师也推波助澜，大手大脚地花钱堆砌，早已没有了“浪费就是犯罪”的观念。建筑的亲和力荡然无存，只令人感觉其高贵威严而无法接近。
公共建筑片面追求窗口的意义，造成了不顾国情、盲目攀比、追求豪华气派的风气。玻璃幕墙、塑铝板、磨光花岗石等高档材料铺天盖地，进口材料设备设施随处可见。珠海机场航站楼甚至选用了全透明登机桥，这在发达国家也极少见到。在大型客站(场)设置过多贵宾室的现象也普遍存在，有的还设有豪华的总统套房，虽然要到100年后才或许有总统级人物在此留宿一夜。
与此同时，公共场所并没有做到有建筑处必有标志、有台阶处必有坡道、有厕所处必有手纸。建筑师们忙于追求纪念碑式的建筑，却无暇更多地关心人的实际需求。
番禺某政府大厦已建成两年了，建筑空间远远超出行政机关的实际需求：平均每人400平方米，连值班员和清洁工的房间都有100多平方米；普通水龙头也非镀金不可，工程造价之高超乎人的想象。
私人住宅也存在一味求豪华的误导。国人手中有了点钱，装修动不动就豪华型，室内装潢像走马灯一样换得快，办公室也要抛光大理石地面、意大利家具，有的家庭在2.7米净高的室里还要吊高低两层吊顶，装嵌顶灯，使空间显得更加局促。许多未尽其用的材料和物资就变成了建筑垃圾。
无数居住区以及商业区的建筑密度太高导致的极窄间距则又是一番尴尬景象。房间里面溜溜光，楼宇间距却无法形成良好的通光采光防火条件，噪声相互干扰，令人情绪不稳定、缺乏安全感、视野不开阔，空间不能充分绿化，也使家庭生活的隐私不保。
看上去面光光，住进去心慌慌，这就是没有亲和力的城市和建筑带给我们的物质和精神生活。
(摘自《第Ⅳ城》，广东人民出版社2004年1月出版，定价：23.80元。社址：广东环市东路水荫路11号，邮编：51007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