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张伯驹过去是换贴把兄弟，我的大伯父与他的父亲张镇芳，也是换贴把兄弟。由于家庭和银行业务上的多重关系，我们的交往自然非同一般。如今伯驹已去世多年，我也已是垂垂九十老翁，自觉在有生之年，应该还社会舆论以一个真实的张伯驹才能心安。
天马行空的“末代王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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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按照袁世凯当了83天皇帝的说法，以及袁克定的“皇太子”和袁克文的“皇二子”的“份儿”，那么张伯驹老兄，也理应在“末代王孙”之列了。问题是他这个“末代王孙”，实在与人们所想像的有天壤之别，他不仅生活上朴素得令人难以置信，不抽烟、不喝酒、不赌博、不穿丝绸，也从不穿得西装革履，长年一袭长衫，而且饮食非常随便，有个大葱炒鸡蛋就认为是上好的菜肴了。他对汽车的要求是，只要有四个车轮而且能转就行了，丝毫不讲派头。更主要的是，在他身上，集中了太多的“矛盾性”，不真正熟悉、了解他的人绝对百思不得其解，比如：他的父亲是如此地“保皇”，他的大表兄袁克定又是如此不择手段地要当“皇太子”，而他却坚决反对帝制，与袁克定在政治上形同水火，说他是“赖家伙”，而私交又非常之好，袁世凯死后袁克定很快也潦倒了，晚年全靠伯驹接济，直到1958年在张伯驹家里去世。他父亲擅长理财，创办了盐业银行，他作为长子子承父志，于30年代中期接办，然而却大权旁落，不会打理，只是有个总稽核的名义，不真正管事，但是在一些别人无法想像的地方，他却别出心裁，心思极细，令人刮目相看。比如有一年紫禁城里要出卖一批旧地毯，到处兜售没人要，拿到盐业银行后张伯驹说留下来，随便给一些钱宫里就卖了。别人不理解，盐业银行要这些破地毯干什么?原来张伯驹眼尖，他看出地毯的织物中夹有金丝，于是就叫京剧界的泰斗余叔岩买下来(那时余已因病久不登台，晚境不太宽裕)，请人把其中的金丝抽出来，结果仅金丝就卖了3万元，再卖地毯，共赚了6万银元，那时候乡下100元钱就能买2亩地。他喜欢京剧，为捧角、照应京剧界的人士不知花了多少钱，也喜欢登台表演，扯起喉咙唱几段。可是他天生就没有一副好嗓子，坐在台下听他唱戏，第三排以后的人就听不见声音了，大家取笑他是“电影张”，因为电影原来是没有声音的。他的一些习惯行为也很“怪”，有时候高朋满座，大家谈笑风声，而他觉得话不投机了，就坐在一边摸摸下巴壳，一根一根地拔胡子。有时候到我家来找我，我若不在他也不着急，一个人能在客厅里等上3个小时，也不让佣人打电话找我，一个人在客厅里干什么呢?仍旧是摸着下巴壳、拔胡子。他生活在政治漩涡似的政治大家族里，却对政治势力始终保持一段距离，跟哪一派的人都算认识，但也都不深交，久而久之，我和我大哥(孙仰农)给他起了个外号，管他叫“大怪”，他也应声，后来亲戚朋友中就叫开了。他给人题写诗词，有时也顺着这个思路，署名为“张大其辞”。
一品香酒店抢潘妃
张伯驹早年曾有过两位太太，一位是封建家庭父母给作主的，一位开头关系还好，由于志趣不同，日久也就乏味了。他最钟情的、并与之相携到老的是第三位太太――后来成为著名青绿山水画家的潘素女士。
潘素女士，大家又称她为潘妃，苏州人，弹得一手好琵琶，曾在上海西藏路汕头路路口“张帜迎客”。初来上海时大字认不了几个，但人出落得秀气，谈吐不俗，受“苏州片子”的影响，也能挥笔成画，于是在五方杂处、无奇不有的上海滩，曾大红大紫过。依我看，张伯驹与潘素结为伉俪，也是天作一对，因为潘素身上也存在着一大堆不可理解的“矛盾性”，也是位“大怪”之人。那时的“花界”似乎也有“分工”，像含香老五、吴嫣等人，接的客多为官场上的人，而潘妃的客人多为上海白相的二等流氓。红火的时候天天有人到她家“摆谱儿”，吃“花酒”，客人们正在打牌或者吃酒，她照样可以出堂差，且应接不暇。那时有些男人喜欢“纹身”，多为黑社会的人，而潘妃的手臂上也刺有一朵花……最终她的“内秀”却被张伯驹开发了出来。
张伯驹在盐业银行任总稽核，实际上并不管多少事，整日埋头于他的书画收藏和京剧、诗词，每年到上海分行查账两次，来上海就先找我。其实查账也是做做样子的，他来上海只是玩玩而已。既然来玩，也时而走走“花界”，结果就撞上了潘妃，两人英雄识英雄，怪人爱怪人，一发而不可收，双双坠入爱河。张伯驹第一次见到潘妃，就惊为天女下凡。
可是问题并非那么简单，潘妃已经名花有主，成为国民党的一个叫臧卓的中将的囊中之物，而且两人已经到了谈婚论嫁的程度，谁知半路杀出了个张伯驹。潘妃此时改口，决定跟定张伯驹，而臧卓岂肯罢休?于是臧把潘妃“软禁”了起来，在西藏路汉口路的一品香酒店租了间房把她关在里面，不许露面。潘妃无奈，每天只以泪洗面。而张伯驹此时心慌意乱，因他在上海人生地不熟，对手又是个国民党中将，硬来怕惹出大乱子，他只好又来找我。那天晚上已经10点了，他一脸无奈，对我说：“老弟，请你帮我个忙。”他把事情一说，我大吃一惊，问他：“人现在在哪?”他说：“还在一品香。”我说：“你准备怎么办?”他说：“把她接出来!”
我那时候年轻气盛，为朋友敢于两肋插刀。趁天黑我开出一辆车带着伯驹，驱车来一品香，买通了臧卓的卫兵，知道臧不在房内，急急冲进去，潘妃已哭得两眼桃子似的。两人顾不上说话，赶快走人。我驱车把他俩送到静安别墅，对他们说：“我走了，明天再说。”其实明天的事伯驹自己就有主张了：赶快回到北方，就算没事了。我这头一直警惕着臧卓的报复，可是事情也巧，我后来落水替汪伪做事，此臧卓也投了伪，成为苏北孙良城部的参谋长，仍是中将，我们见过面，大家心照不宣，一场惊险就这么过去了。
大少爷办银行有钱不赚
张伯驹是大少爷办银行，他根本不会也不屑于去动赚钱的脑筋，他认为只要守住家业就行了，一味钻到钱眼里太俗气。明明人家告诉他，应当买公债了，买公债就赚大钱，他无动于衷；人家又告诉他外汇的比价有较大的波动，应当抓住机会做外汇，他也听之任之。银行可以发行钞票了，明明可以发行几千万，他只同意发行500万。他觉得自己银行里有500万资本，就发行500万钞票，多一张也不发，万一人家储户要求兑现，完全能够兑付，不用担心事。这在别人看来，简直是傻子办银行，因为任何一家银行发行钞票，发行量起码是股资的一倍。中国实业银行只有300万股资，而钞票发行达3000万，仅年利息就是30万，而张伯驹就是惯于我行我素，按兵不动。
而且，人家办银行多是老板自任总经理，而张伯驹是盐业银行最大的股东，总经理却叫吴鼎昌来做，自己当个总稽核。而实际上这个总稽核也不想做，只是没办法，必须要在行中做点事。好在他有三个得力助手：杨西铭、陈香雪和白寿芝。白寿芝负责处理他的公文、信函，杨西铭和陈香雪具体查帐。这两个人既是他的业务帮手，又是他唱京戏的好搭档。杨西铭唱扫边老生，陈香梅唱花脸净角，他们常一起登台演唱，是一组很有趣的主仆关系。这两个人扛着张伯驹的大牌子，查起账来铁面无私，认真得很，但吴鼎昌也不怕你查。吴鼎昌办事一向顶真，又有开拓精神，生活上也很严谨，一生不纳妾，从不多拿一个铜板。所以张对吴也很尊重，相处得挺好。张从来不干涉银行业务，吴鼎昌有什么事来找他商量，他只管一百个点头即是。
张伯驹既不热衷于名利和官场，那他整天干什么呢?他有他的生活圈子，他整日沉缅于诗词书画和京剧艺术之中，所交往的人多为文人墨客，而且是“名士”类型的，跟他叛逆个性相投缘的文人骚客，政界人物中，但闭口不谈政治。
他们这些人都是不事生产，整天生活在自己虚无缥缈，但自认为是至高无上的精神幻境里。名气大了，社会上的人也就买账，有人自会送钱给他们用，有的军阀仰慕他们的才气，也会遣人送钱来。他们呢?有钱就花，没钱就借，再不行就卖卖当当，有时当了东西再去救别人。然而生活再窘迫，诗酒菜饭，风月场上，他们是不会耽误的。张伯驹和他们“泡”在一起，自然是他掏钱的机会多，然而这个中国现代最后的名士生活圈，却给张伯驹带来无穷的愉快。
陈毅同志下棋遇知己
解放后50年代中期，陈毅同志从上海调至北京，出任外交部部长。他业余时间喜欢下围棋，但苦于缺少能对奕之人。事被北京市政协部门知道了，就推荐张伯驹跟陈毅对阵。几局下来，陈毅同志大过其瘾，而且发现不仅是下围棋，在诗词等古典文学方面他们都有同好，一来二去，他们时有诗词唱和，逐渐成了好朋友。张伯驹夫妇把大批名帖字画捐献给国家后，陈毅同志更视其为知己，请他每周日来家做客，不仅是下棋，而且畅谈古今，神游天下，有时还一起喝几盅。日子久了，陈毅夫妇请伯驹把夫人也带来共进晚餐，于是潘素与张茜同志也熟了。碰到陈毅同志公务不忙的周日，就常常是两个老头在一起下棋，而两位太太则在一起切磋山水画的技艺。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张茜同志还常把国家“特供”部门供给她家的食品，分一部分给伯驹夫妇带回去。伯驹夫妇从陈毅夫妇的身上，看到了共产党干部知识之渊博和胸怀之宽阔；陈毅夫妇也从伯驹夫妇处，了解了北京地区文化界和经济界民主人士的种种情况，彼此之间相处理非常融洽。
谁知好景不长，“反右”运动开始了，张伯驹虽为北京市政协委员，也被扣上了“右派”的帽子，精神上受到很大的打击。陈毅同志知道了，曾主动打电话安慰他。对此事，陈毅同志实事求是地公开表示了愤慨，他以最简单明白的道理表示了自己的怀疑：“一个把自己毕生收藏的珍贵文物都献给国家的人，怎么会反党呢?”可是当时政治运动来势凶猛，“反右”呼声铺天盖地，陈毅同志身在外交部，不便直接干涉北京市政协的工作，于是想出一个调动工作的办法，把伯驹调到长春市工作，以解困境。他当年的忠诚卫士宋振庭同志在那儿任市委宣传部部长，陈毅同志就托宋振庭同志保护这对忠心爱国的文化老人。1961年，伯驹夫妇来到长春，在吉林省博物馆工作，1962年起担任该馆的副研究员和副馆长，主要负责文物的鉴定工作。这个馆有一个古代书画鉴定组，通常由吉林大学于省吾教授组织收购字画，由伯驹组织专家集体讨论审定，而且每周有一次集体讨论的会议。参加这个会议的人，都是对文物和文史研究学有专长的“老朽”。这些人走到一起，“旧雨新雨，相见并欢”，无论金石、书画考证、词章、掌故、轶闻，还是风俗、游览、棋艺，各抒己见，辄有高论。伯驹就动员大家将自己的高论记下来，年长日久可汇为一册。这种学术与业余爱好相结合的写作活动，伯驹视之为“春游”，可见其心情之愉快。几年下来，文稿已积之盈尺，于是就有了伯驹主编的《春游琐谈》。孰料又是好景不长，到了十年浩劫时期，这个谈艺论学的“春游社”竟被打成了反革命组织!
接下来的日子人们就可想而知了。于是到了1969年，就以“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一是令其退职，二是送往舒兰农村插队落户!
舒兰地区感到莫名其妙，怎么送两个七十岁的老人来“插队落户”?也许他们认为这只能加重他们的负担，就索性来个“造反派的脾气”――拒不接收。两位老人无奈，只好回到北京。
张茜同志关键时刻救老友
他们回到北京，一没有户口，二没有工作单位，经济上没有来源，只好靠出卖家中劫余物资度日，最后连家具也卖了，其境况可想而知。当时正是“四人帮”横行当道，陈毅同志也倍受迫害，已病重住院。伯驹夫妇知道他们的处境也不好，故回北京后没有去打扰。可是陈毅同志还是从别人那里听到了他们的消息，叫张茜同志辗转问候，令两位老人倍感亲切，觉得好人的心永远是相通的。
1972年陈毅同志不幸逝世，伯驹得知后大哭一场，含泪书就一副长联：“仗剑从云作干城，忠心不易。军声在淮海，遗爱在江南，万庶尽衔哀。回望大好山河，永离赤县；挥弋挽日接尊俎，豪气犹存。无愧于平生，有功于天下，九原应含笑。伫看重新世界，遍树红旗。”
这副长联送到陈府后，伯驹也有些顾虑，心想自己头上的“帽子”还未摘掉，目前正像一个无业游民，这对联弄不好还会给张茜同志惹来麻烦。于是，他诚恳地对张茜同志说：“我写这副对子，主要表达一下我对陈老总的敬意和哀悼，为‘安全’起见，就不一定挂出来了吧。”然而此时张茜同志态度却非常坚定，她对伯驹说：“我现在没有什么顾虑了!陈毅同志去世了，我更没有顾虑了!”一番话说得张伯驹又一番老泪纵横。
陈毅同志的追悼大会上，伯驹的长联果真被挂了出来，而且引起了毛泽东同志的注意，这使得他后来的生活，一下子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
追悼会上花圈、挽联层层叠叠。也许是因为这副对子字大联长，因而引起了毛泽东的好奇。追悼会毛泽东问张茜同志，这个张伯驹是谁，与陈毅同志是什么关系。善良的张茜同志虽然在极度悲痛之中，但关键时刻帮了老朋友一把。她对毛泽东说：“他们是老朋友了。张伯驹先生就是那位把中国传世第一帖和传世最古老的画捐献给国家的人，可是张先生从东北回来后，年迈体弱，到现在工作尚未落实，户口也没报上……”毛泽东听了随即嘱咐身边的周恩来同志给安排落实。周恩来同志又安排秘书同志去具体落实。不几天，伯驹就被聘为中央文化馆的馆员，潘素也被聘为中国画院的画院，11天后，派出所给他们送来了户口本……
原先费尽千辛万苦也不得解决的问题，如今一下子变得简捷、便当起来，伯驹自然精神为之一振。这年除夕，他写下一首《鹧鸪天》。词云：“梅蕊绽，柳枝舒，故吾镜内看新吾。眼前无限春光好，又写人间一画图!”
陈毅同志去世以后，他们与张茜同志的交往更密切了。
(摘自《浮世万象》，上海教育出版社2004年4月版，定价：25.00元。社址：上海永福路123号，邮编：20003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