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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雅宝胡同的画家们

2005-01-01 15:23:00 来源:书摘 张郎郎  我有话说

作者是著名画家张仃的儿子,他用生动的笔记述了居住在大雅宝胡同的一些当代著名画家们的趣事。

张仃

李可染先生和我爸爸是好朋友,每天早晨他们都相约一起去上班,一路走、一路聊天。他们那么谈得来,我跟在后面却完全不知所云,我断断续续地听他们讲来讲去都是关于画水墨画的事情。

那时候,延安时代我爸的老朋友江丰在中央美术学院当一把手,哦,徐悲鸿老先生还是院长,但是江丰是书记。那会儿无论什么单位都是书记说了算。他人还是不错的,但是他在上海搞过左翼文化运动,那时左翼运动的主将鲁迅先生对于京戏、中医等国粹,批评得相当尖刻,觉得新中国的文化,就要抛弃这些老朽的东西。江丰在美术方面更是如此激进,认为只有油画才能为新时代服务,中国的艺术也只有年画才勉强可以凑合服务一把。我爸爸那么喜欢刘凌沧先生临摹的《捣练图》,江丰就感到非常奇怪。

那是一九五四年,我爸和李可染先生都在中央美术学院的彩墨画系,这也是刚刚恢复起来的。中央美术学院建院初期,曾经打算干脆取消国画这个专科算了,后来决定把油画系和国画系合并为绘画系,还有雕塑系和实用美术系,这三个系在当时为人民服务,为新中国服务已经足够了。

为了让原来的国画教师跟上形势的需要,将来可以画工农兵喜闻乐见的年画和连环画,为了培养这样的普及美术干部,因此把他们集中起来在教研组里进修。进修的内容就是让他们画模特儿,画白描,练习勾勒的技巧。在这个组里进修的有叶浅予、李苦禅、王清芳、李可染、刘力上、田世光等教授。当时勾勒课的教学任务就是明确规定为将来画年画、连环画的线描打基础。你可以想像,画惯了山水的李可染先生,和一直画花鸟的李苦禅先生这会儿如何一起画模特儿。不过这和若干年以后让他们学习耍铁锹、挖渠、平地比较,相对来说还是容易一些的。

我爸爸当时和李可染伯伯就是在议论这些问题,他们在苦思冥想如何走出中国画如今的困境,其实也是如何走出自己艺术的困境。

可染伯伯是齐白石晚年最看重的弟子,而李苦禅先生是齐白石中年时期最得意的弟子。虽然,他们俩在艺术上的追求并不是同一个路子,可是对齐白石老先生艺术的尊重和恭敬是完全一致的,同时也都在为中国画的生存与发展而担忧。

我跟在他们后面闲散地晃悠,因为我那会儿已经放署假了。他们却在热烈地交谈、探求。那时候,他们要苦苦挣扎找到自己的艺术道路,就要明白自己在如今社会的实际处境。

在当时作为美术学院领导江丰先生的眼里,国画简直没有什么好东西可以利用的了,大概除了线描还有些用处,其他一无是处。

爸爸和可染伯伯要争得自己从事的艺术形式的立足之地,谈何容易。

江丰先生的话也有一定的道理,他认为到了清末的四王,中国画已经走入死胡同了,技法已经成熟到快要腐烂的程度了,已经毫无发展余地了,应该放弃,学习西画,那里才有广阔的发展前景。

在这之前我爸的老朋友艾青,对中国画的改造说了一番话,那时候他还是中国文学艺术家联合会的领导人之一,所以人们认为这是他在代表共产党发表指示性的谈话,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指明方向的意思,于是许多画家就按照指示去做。谁都没有想到,就在三年之后,这位共和国第一诗人又变成了共和国的敌人――右派分子,先被送到北大荒,然后被送去了新疆。

估计我爸和可染伯伯他们俩,就是每天这么走路,慢慢琢磨好了。于是,可染伯伯、我爸还有一位罗铭先生结伴到江南写生,用中国画的工具直接描绘大自然,这就是他们身体力行的“师造化”:从大好山河里寻找中国画新意境,新技法,也是找到他们的艺术新路和新的艺术语言。

回来后他们三人在北海画舫斋举办了画展,据说当时很是轰动。但对我说来记得最清楚的,还是仿膳的豌豆黄,还有豌豆黄上面那几片宝石红的山楂糕,那实在是好吃,到口自然化。

好像就那时候,李可染伯伯征询我爸的意见,看他的外甥该走哪条路。你知道我爸是个民间艺术迷,就认为郑于鹤应当去做泥人张的徒弟,那才是正路子。当时很多人听说了这件事,都大惑不解,甚至隐约听说二姑都觉得我爸怎么不给他儿子找个更好的前程呢?在李可染伯伯和我爸爸的劝导之下,郑于鹤断然走上了这条当时看来非常奇怪的道路。以后的故事证明郑于鹤没有走错路,他学透了泥人张的绝活,和他舅舅一样没有拘泥于师傅的窠臼。艺术的翅膀一旦硬了,就必须自己展翅自由翱翔。

小宝他们家可以算是中院的北房,也可以算是后院的南房。他们的后窗户开在中院,门开在后院。小宝是老大,大名是李小可。如果说沙贝像是孙猴子,那小宝就是憨憨厚厚的沙和尚了。他浓眉大眼,虎头虎脑,五短身材结实有劲儿,难怪后来他一度成为“解放军叔叔”了。他妹妹叫李珠,后来黄叔叔搬来了以后叫她胖妹妹。那时候叫你一个“胖”字,透着亲切,透着喜爱,现在谁敢用“胖”来称呼一个女孩子,她准和你急!最小的是小弟,大名是李庚。人虽小,一肚子鬼聪明。

他爸李可染先生就在这个房间画画,写字。同一张桌子也经常用来吃饭,在这张桌子底下,还有一个地窨子。据说,当年这里是共产党的一个秘密据点,这个地下室就是他们的办公地点,现在成了可染伯伯的美术用品储藏室。

后来,我上初中的时候,必须每天早起赶公共汽车去西城西什库后库,可染伯伯画室的灯似乎就没关过。他和黄叔叔都喜欢夜深人静的时候默默耕耘,黄叔叔年轻,早上一定会入眠,但是可染伯伯却又早早地起来了。听李伯伯说,齐白石老先生一再对他说画画就一定要握紧笔。也许,在深夜和清晨人全神贯注,才可以握得更紧。他笔耕多年,一直咀嚼这句话,从来就没松过手。

李可染

那时候,我们全院的关系,如此地融洽。还没有什么市面价值的观念,自己画的画稿,朋友来了如果喜欢就当时卷走。我们家里就堆着许多爸爸交换来的天南地北画家的画稿,以至一度堆到走廊里了。

我看见黄胄画的那张巨大的《风雪柴达木》,那会儿就挂在沙贝家的西墙上。那时候,黄胄刚刚出道,董希文先生的支持起了很大的作用。黄胄还用整张的高丽纸给沙雷画了一张像,也一度挂在他们家的西墙上。

有一次,妈妈叫我去可染伯伯家讨一幅字,因为当时北京男五中的校长张夫先生举行婚礼。我妈妈觉得如果毫无表示,那是不礼貌的,送张好字就是书生人情。妈妈从《论语》中集句,我那时太小只记得上半截:“夫何人哉?堂堂之张也!”妈妈自己写了这些集句,要我拿去请可染伯伯给写一张正式的。妈妈说:他的字才站得住。

可染伯伯看了妈妈的字条,就说:你妈妈的句子选得很有意思,她的字已经写得很好了,何必要我写呢?

我就按照妈妈的嘱咐说:“妈妈说了,这个院子里您的字最有分量。

可染伯伯笑笑,当时就给我写了。我拿回来,妈妈看了半天:送出去当礼物,可惜了。

我不是和你说过吗?我妈妈是一大怪,她连婚礼都没去,称病要我代表她去。我当然兴致勃勃就去了,手里拿着可染伯伯的字,到人家婚礼上去爆撮了一顿。

后院儿的西屋,也是李家的房子。可染伯伯的母亲来了以后就住在那儿,我们都叫她李奶奶。后院的东屋原来住着一位留美回来的女士官称范先生,她是南方人,很重的上海口音,非常爱干净,衣着相当讲究,可以算这个院子里衣着最讲究的人。听说过去司徒雷登在北平当大使的时候,还请她吃过饭呢。有人说不对,是她在美国留学的时候,和杜鲁门总统的太太一起吃过饭。到底她是和哪个美帝国主义分子一起吃过饭,谁都搞不清。可是,她好像没有家,她家里就是她自己一个人。这是大家都知道的。

有一回我们院儿里的这帮土匪――我说的土匪就是这群孩子,好像那个年头儿,土匪是个爱称,大人经常满脸笑容地叫我们土匪,于是我们也经常自称土匪――一块儿到中央美术学院去玩。我看到图书馆的牌子就想进去借书看,当然是想借小人书。我们四五个孩子,大概还有沙贝,沙雷,小宝,一起挤在图书馆的柜台前,和那里的馆员说想借小人书。这时候范先生出来了,哦,我们自己琢磨,看来她是这儿的馆长。好像还有一个德国人叫马安娜的,也在图书馆里,她的女儿是个混血姑娘,在美术学院的冰场上简直是一朵燃烧的玫瑰。一次在冰场上她和我自然擦肩而过,可我一下子摔了一个大马趴,其实我是怕撞到她,紧张地给她让路,可是她轻巧躲过,我却在冰面上来了个突发性匍匐前进。那时候我真没出息,见到美女腿肚子就打软儿。

我们以为她妈妈应该就是图书馆长,觉得外国人肯定本事大。

这会儿一看见范先生出现我们立马就紧张了,打算开溜。因为我们觉得她一向很严肃,在同一个院子里住了这么长时间,她很少和我们说话。这时候,她笑眯眯地问我们:你们知道这是什么地方?我们连忙点头。

我说:知道这是图书馆。我们想看看这里有没有小人书看,再说也看看您。

那会儿我说话还是很慢的,和李燕比简直就是木木愣愣。这会儿,也不知哪儿来的词儿,张口就说完了。打算说完赶紧撤。

她很遗憾地对我们说,这个图书馆里没有小人书。我和沙贝赶紧说,那我们就走啦。我们一起和范先生说了声再见,转身就走。没想到在这里遇见同院儿的大人,那时候觉得所有的大人都很麻烦。三十六计走为上。

我们这一群土匪,窜到走廊上,大家憋了半天这会儿一通哈哈大笑。正要回忆刚才的尴尬,幸亏还没来得及有什么胡说八道,这时候范先生追了出来。我们都愣了,怕她要我们回去把今天的会见禀报给家长。然而她满面笑容地说:你们有心来看看我,就是我的客人。走,我们一起去小卖部。我们面面相觑,这样的好事有吗?

她在小卖部给我们每个人买了一块蛋糕,我们真的非常不好意思,怎么平白无故就吃人家的东西。可是她执意要我们吃,我们一个个喘着气好不容易都吃完了。她满意好笑了,问:她吃吧?我们嘴里的蛋糕还没完全消失,就呜噜呜噜地说好吃好吃,谢谢范先生。心里想她真是个好人,那年头蛋糕是很金贵的东西,虽然上面的奶油都是蛋白做的代用品,但是对我们说来都好吃得终生难忘。

后来她搬走了,搬家的时候这伙土匪都帮她拿东西,一起送她上了三轮车。我们都挥手喊道:范先生再见!常回来看看!我们会去看您的!她眼圈都红了,轻声地说:好的,好的,一定,一定。

可是我们谁都不知道她搬到哪里去了,后来再也没有见到过她。那个年头儿,事情相当的没准儿。她不会是失信了,肯定是有更重要的原因就那样失踪了。

她那一明一暗的套间就搬来了另一家,好像先搬来的是孙克一他们家,然后是程尚仁,最后才搬来这家常先生。对我们来说这家更有意思。当然,有我们这么大的孩子才有意思。他们家有三个孩子,老大比我大一点,叫常万石;女儿叫常兰石,小名叫丫丫;小弟叫常寿石,小名叫臭子。他爸常浚先生过去在故宫上班,对保管艺术品很有一套。他们的妈妈在北大医院当护士,每天都要起早贪黑。

后院的北房住的也是延安来的画家,他是木刻家,现在进城了就叫版画家了,他的大名叫彦涵。他们家有两个男孩子,老大叫刘四年,小的叫冬冬。他爸爸革命以前姓刘,所以那时候儿子就继续姓刘了。四年比我大一岁,和我都在北京育才小学住校。后来,我们院儿的小孩儿,老说他以后是不是到了四年级,就要留在这儿,老上不去了?要不怎么叫刘四年?

后来还是改了名字了叫彦冰,还是跟着爸爸姓现在的姓:彦。弟弟大名就叫彦东。她妈妈叫白炎。我怎么记得这么清楚,就是因为我们院儿的孩子的嘴贫得厉害。

我们说:他们这家子,可真够冷的。爸爸就严寒了,老大就冰都冻严实了,所以就叫严冰。弟弟就是严冬来临。妈妈那里是冰雪世界,当然一片白色的严寒。哈。

后来黄永玉搬来以后,他儿子叫黄黑蛮,我们就说:黑馒头干儿。女儿叫黑妮,我们就说:黑泥巴球。

沙贝已经让李燕命名为沙背罗纹鸭,沙贝也不甘示弱,把我们家六个孩子的名字符串成一串,似乎是我们家招待客人的情景描写,说道:

瞧瞧郎郎(我姐姐叫乔乔),聊聊大伟(我二弟叫寥寥,大弟叫大伟),陪陪耿军(我小弟弟叫沛沛,我哥哥叫耿军)。

黄永玉

后来,彦冰家搬走了。两对儿国际夫妻搬走了。于是我们大雅宝就大调整了一番。

杭州美术学院那时候还叫中央美术学院华东分院,他们学校搞工艺美术和实用美术方面的教授,都调到北京来了。

我们院儿就更热闹了,一天晚上一下子搬来了三家:图案教授袁迈先生,他家的老大叫袁骥,老二叫袁骢,老三是个女孩子,大名袁珊,小名干脆就是俩字儿――胖子。陶瓷教授祝大年,也是三个孩子,老大是祝重寿,小名叫毛毛,老二也叫小弟,还有一个小妹。染织教授程尚仁,他们家只有一个女儿,叫姗姗,大名好像是程妩珊。这是我们院儿唯一和我们同龄的女孩子,其余成帮成伙的都是浑小子。

(摘自《大雅宝旧事》,文汇出版社2004年8月出版,定价:23元。上海市威海路755号,邮编200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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