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北戴河的家
建国后，除了在北京外，爷爷奶奶生活时间最长的地方就算是北戴河了。
在北戴河有一幢被称为“西山第一楼”的小楼，这是爷爷带家里
这幢楼共有三层，是一座木石结构的德式建筑。在楼顶的最高处，还有一个金属制成的风标，上面刻着“1919”几个大字，表示这幢楼的修建日期。据说，此楼是由德国工程师卫提西设计的。因为原先的楼主叫吴鼎昌，所以曾被叫做“吴家楼”。吴鼎昌曾当过大清银行的总务局局长，民国以后当过盐业银行总经理、国民党政府实业部部长，1948年还出任过蒋介石的总统府秘书长。传说他挥金如土，当年常和北洋权贵们在海滨聚赌，这座“吴家楼”就是他用四圈麻将所赢的三万块大洋营造的。
爷爷在中央常委中，是第一个到北戴河度夏的。此后，在我的记忆里，除了1964年夏天爷爷去了东北视察和“文革”开始后的几年，他差不多每年都来这里避暑办公，住上一两个月。
像在任何地方任何时候一样，爷爷在北戴河的作息时间也很有规律，除了气候不允许或工作原因外，他始终坚持着上午下一次海，下午下一次海，这是绝不会变的。
不下海的时候，爷爷喜欢在别墅一层那宽大的围廊里下棋。棋盘一摆，便围满了观战的人，连邻院的孩子也跑过来。观战者里面没一个守规矩的，这个喊“拱卒”，那个喊“跳马”，还有的嚷嚷“出车”，全都嗷嗷叫着支招，更有甚者，还把手都伸到了棋盘上，就差替下棋的人动子了。可爷爷和他的对手置嘈杂的喊声于不顾，还是静静地按照自己的棋路挪动着棋子。
在北戴河，只有我家的小楼里，才会不断传出这种热闹的欢笑，同附近毛泽东、刘少奇、陈云等(周恩来住处在国务院部门的区域)院子里的宁静，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小时候在北戴河，我并不总是跟着爷爷行动，我喜欢和一些小朋友们到处乱窜。虽说我家距离五浴场最近，按规定是要在五浴场游泳，但我们不像大人那样，还要工作，有时间限制，我们自由自在，无拘无束，往往是从这个浴场下海，玩够孤了的时候，已经说不准是窜到了哪个浴场了。
有人把爷爷的爱山和毛泽东的恋水相联系，并套用了一句古话：“仁者乐山，智者乐水”。其实，爷爷一生除了喜欢爬山，也十分爱好游泳。他从小就喜欢戏水。在四川仪陇老家屋前，就有一个很大的水塘，爷爷幼年的时候，时不时地在那水塘里钻来钻去，捕鱼捞虾什么的。
在以后长期的行军和作战中，爷爷经常游渡江河。爷爷说过：“过去红军、八路军，不光会爬山越岭，也得会游渡江河，打仗时遇到江河游不过去，就会发生危险。”
爷爷认为游泳是锻炼意志的一种好方法。
造反派冲进了我们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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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和平 |
1966年12月6日，爷爷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现在群众已经起来了，我有点怕出乱子，特别是怕生产上出乱子。”
九天后，在又一次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他又说：“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把你也打成反革命，把他也打成反革命。我看，只要不是反革命，错误再严重，还是可以改正的。一打成反革命就没有路可以走了，这个问题要解决。”
可是，爷爷的话是操纵这场运动的人听不进去的，他们通过1967年元旦社论在全国掀起“全国夺权”的风暴。“打倒一切”和“全面内战”，造成了触目惊心的社会动乱。
爷爷忍不住了。1967年1月11日，他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
“现在运动搞到破坏生产的程度，忘记了‘抓革命、促生产’，这是新出现的问题。我们制止武斗这么久了，可是有人还在搞武斗，甚至砸机器，烧房屋，这里有反革命分子捣乱，要特别引起注意。”
爷爷的话，引起了希望“天下大乱”、以便乱中夺权的林彪、江青一伙的极大不满，更是把爷爷视为眼中盯、肉中刺。于是，一场“打倒朱德”的阴谋活动开始了。
1967年1月12日，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时任中央办公厅负责人的戚本禹把中央办公厅的一些造反派头头召集到钓鱼台16号楼，煽动说：“中南海里冷冷清清，外面搞得轰轰烈烈。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在中南海里很舒服，你们为什么不去斗他们?”他又特别授意：“朱德也是反对毛主席的，他是大野心家、大军阀。你们可以贴大字报揭发他。康克清不是在全国妇联吗?你们也可以到妇联去点火。”
戚本禹召集中南海造反派煽动搞批斗会的那天，爷爷正住在玉泉山，家里只有我、奶奶、警卫员郭计祥和阿姨肖惠珍四个人。那天晚上，我们刚刚吃完饭，郭计祥突然接到中央警卫局通知，说是今天中南海的造反派在刘少奇、邓小平、陶铸等人的家里开了批判会，可能马上就要冲到我家了，请我们做好准备。
当时我们家住的是西楼大院的乙楼，我和秘书等工作人员住在一楼，爷爷和奶奶住在二楼，三层是机要室和图书资料室，四楼是我们家的仓库。
听了郭计祥的报告后，奶奶很镇静，请郭计祥迅速把爷爷和秘书办公室的重要文件整理一下，机要室和办公室先暂时锁上。布置完后，就拍了拍我的头，说：“你待在房子里，不要出来。”
奶奶的话音刚落，造反派便冲到了我家门口。
我在房间里，虽然看不到外面的情景，但能清楚地听到造反派质问奶奶的叫嚣声。
那天，那帮人闹到了很晚才怏怏离去，等奶奶让我出来的时候，我看见我家的院墙上已经贴满了大字报，地上也有石灰刷的“炮轰朱德”，“打倒朱德”，“朱德是黑司令”，“朱德滚出中南海”的大字……
第二天，爷爷听说造反派冲到家里来了，便从玉泉山赶了回来。我拉着他去看造反派贴的大字报、大标语。爷爷边看边用手中的拐杖敲打着地面，愤怒地说：“除了‘朱德’这两个字，剩下的简直是一派胡言!”说完，就回了房间。
爷爷上楼没一会儿，我看见周恩来总理和他的卫士高振普匆匆赶来了。周总理向奶奶简单地询问了昨天的情况后，又到楼上看望爷爷，安慰爷爷要保重身体，劝爷爷还是到玉泉山去休息，暂时不要回中南海了……
但爷爷自从那次家里受到冲击之后，便从玉泉山搬了回来，再也不去玉泉山住了。
奶奶在大卡车上挨批斗
1967年2月的一天，我从学校回家，走到中南海门口时，看见迎面开来几辆装着高音喇叭的大卡车，车上竟站着我的奶奶。她的头上顶着一个高高的纸帽子，上面还写着“走资派”三个大字。
随着那卡车越来越近，我怕奶奶看到我更加难过，就把头埋在路旁围观的人群里，偷偷地流泪……
回到家里，我不敢把我所看到的一切告诉爷爷和其他工作人员，只是悄悄地和肖阿姨说了几句，并且嘱咐她不要说出去，不要让爷爷知道。
肖阿姨跟随我家很多年了，是一个善良朴实的农村妇女。
我和肖阿姨正商量着等奶奶回来后怎么安慰她的时候，奶奶已经进了家门，进门的第一句话就说：“我今天可算是经风雨见世面了!”
她说得那么坦然，就好像是从战场上归来那么豪迈。奶奶啊，她在家人面前，在爷爷面前，把在寒冷的大街上、在众目睽睽之下受到的屈辱全都放在了内心的深处藏了起来……
然后，她又跟爷爷和其他秘书讲述了游街的路线等情况。
奶奶对爷爷说：“妇联的造反派很多都是年轻人，大部分都是刚从学校进机关的，他们根本就不懂得历史!”
爷爷安慰奶奶说：“群众是通情达理的，你要每天到机关去，和群众在一起，他们就不会天天斗你了。将来总有一天能搞清楚的!”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奶奶曾多次给我讲过这样的话：“你爷爷说过，他这一生，有两段最艰难的日子，一段是长征时期跟张国焘斗争的那段日子，一段就是‘文革’我们挨批斗的日子。”
我们都无家可归了
1967年3月的一天，担任爷爷卫士长的郭仁叔叔找我谈话，他说已经接到了上面的通知：你们这些子女，不得再进入中南海了。
那时，爷爷奶奶身边本来就只有我一个孩子了，我是他们唯一的安慰。我不但能常常帮他们了解一些外界的情况，并且一有空，就去厨房里帮厨，从生活上照顾他们。
听到这话时，我就想，这是对爷爷的进一步迫害，他们不让我回来，其实就是要从精神上进一步折磨爷爷和奶奶。
临离开中南海的那天晚上，爷爷奶奶专门找我谈了一次话。
爷爷叮嘱我：“你出去一定要小心，千万不要参加什么组织。”
想到再也不能和疼爱自己的爷爷奶奶朝夕相处了，想到当年那个热热闹闹的大家庭，现在只剩下两个孤零零的老人了，我忍不住就流下了眼泪。
奶奶掏出手绢给我擦泪。从来不给我零花钱的奶奶，第一次将40元钱塞到我的手里，说：“现在外面很乱，一定要记住爷爷的话，千万不要参加什么组织，生活上也要靠你自己了……”
奶奶说着，就把脸背了过去……
郭仁叔叔在一旁安慰我说：“如果真的没了地方去，就到我家去吧。”
但没过多久，他也离开了爷爷去了“五七干校”。
离开了中南海，离开了爷爷奶奶，我实际上就没有可去的地方了，有时住在学校，有时住在亲属或同学家。我的两个在哈军工上学的哥哥放假回到北京后，也是无家可归，只好寄宿在陈赓的家里。
当时在中南海，许多首长的家庭都和我家的情况差不多。谭振林的儿子谭小光和我是中学同学，自“二月逆流”之后，他们家也接到了通知，他们也不能再回中南海了。他们被安排在北京兵马司胡同的中直招待所里栖身。那是一座六十年代建造的三层小楼。开始时，只在一楼给了他们一间房子，中央警卫局每月只发给每个孩子25元生活费，其他什么都不管了。因为他们家有六个孩子，住在一起实在太挤，几经交涉，才又给他们调了一间。至于刘少奇、邓小平等其他家里的孩子们，那惨劲就甭提了……
到了1968年，中央“文革”以我们“这一群孩子还是不放心”为借口，在立水桥的少年管教所专门设立了一个所谓的“可教育好子女学习班”，并由谢富治担任班长。这个班共收容了65个孩子，这其中有叶剑英、薄一波、彭真、谭振林等一大批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后代……
当时，我虽没有被那个残酷的“学习班”收容进去，可谓万幸，我在外面，虽然有“人身自由”，但生活上，也如他们一样艰难。
毛主席说：你是红司令啊!
1966年“文化大革命”发动后，爷爷和毛泽东很少见面。但是，爷爷心中对毛泽东的崇敬和信赖之情一直没有变。这种感情，是在长期共同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而奋斗的过程中凝聚起来的，尽管有林彪、“四人帮”一伙的干扰破坏，两位历史伟人的心还是连在一起的。
1973年1月5日，中直党委副书记李健同志的夫人李培英去看望毛泽东。当毛泽东听说李培英还要到我家看望爷爷、奶奶时，专门请她捎上口信：“你去朱德同志那里一定替我向他问好，叫他注意保养，放手工作。天气冷了，年纪大了要注意……”
1973年12月21日下午5时许，毛泽东在他的住所接见参加中央军委会议的人员，爷爷也应邀前往，参加了这次接见。当时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张玉凤后来回忆说：
当我送朱老总到会议室的时候，毛主席一下就看见了这位许久未见面的老战友，要站起来迎接。还没等他起身，朱老总已来到他的面前。
毛主席微欠着身体，拍着身边的沙发请朱老总挨着自己坐下。此时，毛主席很动情，他对朱老总说：“红司令，红司令你可好吗?”
“主席啊，你好吗?”朱老总走到毛主席的面前，把手杖挂在左臂上，伸出右手和毛主席握手问候。
朱老总落座后，毛主席转过身子，向爷爷问道：“总司令，现在没有人骂你了吧?”
“没有了。”朱老总微微地点头回答。
“那好!”毛主席说罢，顺手从小茶几上拿起一支雪茄烟，指着爷爷对与会的人说：“这位同志，我们一起几十年了。”
“四十多年了。”爷爷补充道。
“对，四十多年了。”毛主席点着头，划着一根火柴，把雪茄烟点燃。
此时，会议室里鸦雀无声，与会者等待着毛主席继续说下去。
毛主席吸着烟，环顾四周，若有所思地对朱老总说：“朱老总，有人说你是黑司令，我不高兴，我总是批评他们，我说是红司令，红司令，还不是红了吗!”
毛主席念叨着，又以他特有的幽默接着说：“‘朱毛’啊，你是‘朱(猪)’，我是‘朱(猪)身上的‘毛’啊!‘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没有朱，哪有毛啊。朱毛，朱毛，朱在先嘛!”
在座的人听到毛主席的一番话，都欣然笑了起来。
在这次谈话中，毛泽东对“文化大革命”中处理贺龙、罗瑞卿、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等人的问题，做了自我批评。他说：“我看贺龙同志搞错了，我要负责呢。当时我对他讲了“你呢，不同，你是一个方面军的旗帜，要保护你。总理也保护他(贺龙)呢，不过这个人身上经常有武器……”
这时，在场的周恩来插话说：“一支小手枪，后来交了。”
毛泽东接着说：“要翻案呢，不然少了贺龙不好呢。杨、余、傅也要翻案呢，都是林彪搞的。我是听了林彪的一面之词，所以我犯了错误。小平讲，在上海的时候，对罗瑞卿搞突然袭击，他不满意，我赞成他。也是听了林彪的话，整了罗瑞卿同志呢。”
说到这，毛泽东停顿了一下，语气更加诚恳：“有几次听一面之词，就是不好呢，向同志们做点自我批评呢。Self-criticism自我批评。”
早在六十多年前，美国作家埃德加・斯诺在《西行漫记》中，曾这样评价爷爷和毛泽东的关系：
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进程，如果没有它的两个孪生天才“朱、毛”，是无法想像的，许多中国人实际上都把他们看作是一个人。毛泽东是这一斗争的冷静的政治头脑，朱德是它的热烈的心，以行动赋予了它的生命。共产党所以能够对红军保持严密的控制，朱德对“文职”领导的忠诚和服从，是原因之一。……朱、毛的联合不是互相竞争的，而是相辅相成的。朱德没有任何政治野心，他能接受命令，因此也能发布命令――这是革命军队领导的一个很有价值的因素。
(摘自《永久的记忆：和爷爷朱德、奶奶康克清一起生活的日子》，当代中国出版社2004年8月版，定价：35.00元。社址：北京地安门西大街旌勇里8号，邮编：100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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