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2月10日，在人民解放军解放大西南的隆隆炮声中，蒋介石逃离成都，乘飞机直抵台湾。
在孤岛上重新营造窝巢后，蒋介石痛定思痛，开始检讨起自己在大陆的失败特别是军事失败的原因。
对军事战略的检
讨
首先，蒋介石认识到自己在发动内战之初所实行的“全面进攻”、“速战速决”犯了战略性的错误。
他说：“我们在进攻中虽然占领了许多城市，却要处处设防，尤其是交通要点和后方基地更须置重兵据守，每处至少布置了一团以上兵力，我们的兵力就这样被四处分散，并且都成了不能机动使用的‘呆兵’。而共军则能随时集中主力，采取主动，在我们正面积极活动，伺机突袭，将我各个击破。”在此之前，蒋介石还曾说过：“国军处处设防，备多力分，形成处处薄弱之虞。共匪乘此弱点，乃‘以大吃小’之战法，集中其全力攻击我薄弱之一点，于是屡被其各个击破，此所以逐渐造成今日严重之局势。”
但是，蒋介石的“反省忏悔”，常常把责己与责人、自责与自负混淆在一起。尽管承认自己犯了战略错误，蒋介石却将导致自己战略失误的原因归咎于马歇尔的调处。他说：战争爆发之初，“我们政府误信马歇尔的调处，将最精良的国军开到东北，以致内地空虚，各战场都感到兵力单薄。战略上一经犯了错误，那在战术上是无法补救的，如此，当然失败得更快。”
蒋介石在1956年所著《苏俄在中国》一书中称：“从军事方面检讨，首先要知道打仗是求胜利的；而俄帝的诈术，乃使他的敌人不能打仗，却又使他不能求得胜利。”抗战胜利后，“我们克敌军事是无往不利的，国军处于这样优势，本可一鼓作气，勇往直前，而军事调解处的3人小组，每在我国军进展之处，总是提出严重的抗议，妨碍阻挠，真使我国军束手挨打，不能不使之功亏一篑。而敌人受了致命打击之后，不仅还有喘息的机会，反而使之能从容整补，养成其坐大反噬，卒使我们遭到这样最后的崩溃。”“所以我们军事失败，可以说仍然是失败在外交上的”。
对军事制度的检讨
军队内部的腐败，是国民党在大陆战败另一个重要原因。蒋介石对此感受到非常深切：“自从抗战末期到现在，我们国民革命军内部所表现的贪污、腐败的内容和实情，真是光怪陆离，简直令人不能想象。”他认识到这跟各项军事制度――诸如教育、人事、经理制度皆未能健全建立有着重要关系。
蒋介石指出：“我们军队里面，功过不分，是非不明，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军队里面没有监察制度。”北伐时期，国民革命实行党代表制与政治工作制度。后来“因为所有部队长官都受过党的训练，又因为军队职权宜求统一，故采取一元制度，即以各部队长为建军的骨干”。自从党代表制取消，政治部改成部队长的幕僚机关以后，军队的监察即无以实施，同时，因为政工人事的不健全，故政训工作亦完全失败。“整个部队即失其重心”，如此，“我们军队怎么能不失败，不崩溃呢?”
蒋介石痛陈：国民党军队“根本没有现代的军事学识”，是“我们军事最近4年来失败的最大原因，也是我们中国最近4年来，党务、政治、军事彻底崩溃的最大原因”。蒋批评国民党军队各级军官“学得太少，又不注意补充”；“大多数出身于农村社会及资产阶级子弟，偏于保守型的多”，一向安于“养尊处优的环境”。蒋总结说：“大家虽然生在现在科学时代，而大家的精神、学术、生活、行动，都不配做一个现代的军人。”对于造成上述状况的原因，蒋介石分析说：我们一般军官和美国人相处，受了美国人的教育，对于美国军人的长处一点没学到，则专门模仿美国人的生活及缺点，诸如“滥肆吸烟、酬酒、打牌、嫖妓”，殊不知这只是美国军人生活的一面，“而对于工作业务之活泼认真，乃是对国效忠精义之所在”。真所谓“画虎不成反类犬”。
针对国民党军队存在的上述弊端，蒋介石发誓“要彻底改革过来”。他认为“振作军队的精神，转移部队的风气，根本着手之点，还是要着重于建立制度”，特别要“确立一种健全的监察制度”。“要确立军队的监察制度，必须彻底改革现在的政工制度”。因政工人员多为主管推荐，“今后军队的政工人员应由党部连选，透过政府予以委任，决不能听由部队主管擅自任用，并且对部队负起监督的责任，来挽救今天一般军官腐败贪婪，无法无天，自由行动的流弊。”
对军队纪纲的检讨
蒋介石认为，军队纪纲的败坏导致国民党军队丧失了战斗力。1950年3月19日，蒋介石在题为《国民革命第三期任务之说明》的讲演中检讨道：“就过去一年失败的情形看来，以军队纪纲的败坏是最为严重”。“最显著的一点，就是一般军长、师长，不经过请假的手续，可以随便离开自己的职守，自由行动……即此一点，就足以知道我们军队的纪律扫地。”蒋介石还沉痛地说：“过去北洋军阀被打败是他们本身腐朽”。但在北伐后，“所有北洋军阀的毛病，我们的军队都已习染，不论在精神上、在行动上，都渐次趋于腐化堕落”，“几乎与北洋的军队如出一辙”。“如再不彻底觉悟，那这种军队非自取灭亡不可”。
在《军队改革之基本精神与要点》演说中，蒋介石还一口气列举出国民党高级将领的八大缺点：1、“本位主义”。“只知有己，不知有人，平时相处则互相摩擦，互相攻讦，在战场上则不能协同一致，互相合作。2、“包办主义”。“一切事情，不论自己是否可以胜任，先就包揽下来，不许大家过问，其结果使得彼此争权夺利，而业务则废弛拖沓。”3、“消极被动，推渎责任”。4、在办事的时候，不能分别轻重缓急，不经过研究考虑，大而无当，粗制滥造。”5、“含糊笼统，不求正确。”6、“因循守旧，得过且过。”7、“迟疑犹豫，徘徊却顾。”8、“主观自大，固步自封。”
蒋介石指出：“许多高级指挥官每到作战的时间，不是在陆上准备了车辆，就是在水上准备了船舶，一到紧要关头，就不管他的部下生死，而先自上车或者登船逃命，这样没有人格的官长，可以说是寡廉鲜耻，怎能再取得部下的信任呢?而且，一般的高级将领，在生活上骄奢淫逸，何尝还有一点同甘苦、共患难的意思。”“目前我们部队的情形，各长官嫖赌吃喝，无所不为。尤其是赌博一项，相沿成风。共军的纪律那样严肃，而我们的军纪如此废弛，试问这样的军队，怎么能不被敌人所消灭?”
在军民关系方面，蒋介石承认“可以说恶劣到了极点”。他指出：“我们军队每到一个村庄，这个村庄中较好的房屋，就一定被我们军队占领，借了人民的东西不归还，损坏了人民的器具不赔偿。这样，当然使人民对我们发生反感，而不愿帮助我们。”
为了重整军队的纪纲，蒋介石提出必须要“官兵一体”、“生活一致”。蒋要求各级首脑与士兵同甘共苦。在军民关系方面，蒋还提出了“军民合一”的口号。
经过上述检讨反省，蒋介石不得不承认他的军队已成了“六无”之军，即“无主义、无纪律、无组织、无训练、无灵魂、无根底”，军人们也已成了“六无”之军人，即“无信仰、无廉耻、无责任、无知识、无生命、无气节”。蒋介石最终得出结论：“我们此次失败并不是被共匪打倒的，实在是我们自己打倒了自己!”
(摘自《炎黄春秋》2004年第10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