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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追求名望和声誉，虽然出于自爱的动机，但也带来快乐和幸福感，尽管叔本华认为这“与其说有益，倒不如说更多的是扰乱了我们内心的平静，损害了我们的幸福”。无论好还是坏，事实上，对许多人来讲，追求名气的愿望实在是难以遏抑的，以至于休谟甚至把这种愿望和倾向看作先天的和本能的：大自然“通过我们心灵的内在结构和组织而赋予我们以对于名望的原始倾向”。总之，从积极的方面看，适度的好名，意味着适度的自尊，是正常的、自然的事情，是不应该受到嘲笑和否定的――难道我们想象不出一个完全不在乎别人的评价、蔑视别人的存在的妄人是什么样子吗?
但是，名气还有另一面，它像酒色、权力和金钱，也是顶能腐蚀人的一种异化性力量。它让人变得求名若渴，贪多无厌，甚至到了失去理性、不顾颜面的程度，结果弄到名实两乖、徒增笑耳的地步，给世人留下饭后的话题、酒余的谈资。前些年，有个叫鹏鸣的人，到处拽政要合影、题辞，又请人写文章吹捧自己，一大本研究他的论文集和两大卷他的“诗集”，都印制精美，由北京的一家正规出版社出版，堂而皇之地摆在北京的几家大书店里。这位被封为“泰戈尔第二”的“诗人”的行径惹怒了阎纲先生，虽然阎先生在几家报纸上发表文章揭露鹏鸣行骗的真相，但此公依然春风得意地招摇过市，照旧锲而不舍地追名逐利，丝毫没有悬崖勒马、立地成佛的意思。对这类不正常现象，叔本华的批评是完全正确的：“陡然上升的名声还被视为一种虚假的、矫揉造作的名声，如通过不公正的吹捧，朋友的帮助，错误百出的评论等手段，上蹿下跳、沆瀣一气，使一本书名噪一时便是一例……这种名声如同一只水浮子，……躯体最终会沉没水中。这是所有借肋外在力量出名的作品的必然结局。虚假的赞美声消失了，勾结串通停止了，人们的批评宣告了这种荣誉的不真实；于是，荣誉化为乌有，取而代之的是更大的耻辱。”而有助于形成、建立真正的、稳固的荣誉和名气的方式，在我看来，一是永远名胜契诃夫那样“谦虚”，“他的谦虚差不多到了贞节的地步”，二是在作家和批评家之间建立一种依存于问题意识和争辩氛围的正常关系模式，这是一种充满张力和冲突的关系，但也是一种健康而有益的关系。同时，每个人在“自赋价值”的时候，一定要谦光自抑，冷静理智，中国有句古训，叫做“人贵有自知之明”，就是劝诫人们要知道自己几斤几两，不可因贪空名，妄自尊大，睥睨一切。
中国自古以来就强调出人头地，光宗耀祖，就是个“拜名教”国家。中国的武人杀人杀够了，大都要荣归故里，而文人一旦金榜题名，也肯定要衣锦还乡的。项羽的话最能说明问题：“富贵不归故乡，如衣锦夜行，谁知之者!”可以说，他们所做的一切努力，都是为了享受“归故乡”的荣耀，体验人人仰视的快乐。当然，在中国也一直存在着反对追虚逐妄，强调名符其实，忌讳声闻过情的理性的声音。王阳明在《传习录》中说：“为学大病在好名”。薛侃则以自己的“务外为人”的亲身体验，说明了“闻誉而喜，闻毁而闷”的“好名”之病。王阳明随即对名与实的关系做了这样的说明：“务实之心重一分，则务名之心轻一分。全是务实之心，即全无务名之心。若务实之心如饥之求食，喝之求饮，安得更有工夫好名?”又说：“‘疾没世而名不称’(称字读去声)，亦‘声离过情，君子耻之’之意。实不称名，生犹可补，没则无及矣。四十五十而无闻，是不闻道非无声闻也。孔子云：‘是闻也，非达也。’安肯以此望人?”阳明先生可谓用心良苦。他以“务实”来去除“务名”之病，在古代也许行之有效，在今天，这样的劝告，类乎东风射马耳，是会被人讥为?格不通之论的。
当今之时，是商业化时代，在这样的时代，一切都是商品，名气也不例外。作家的名字，就像商品的商标，名气越大，就意味着他的作品越具有商业价值。这就是为什么一个作家只有有了名气，不管他的作品写得多么差，都有人愿意出版，都有人愿意购买，都有人愿意评论，都能上年度小说排行榜的原因。名气还有这样一种神奇的魔力，那就是它能让编辑、读者和评论家失去鉴别的能力和评判的自信：只要看到“著名”作家的名字，读者往往会情不自禁地产生一种趋奉和膜拜的心理冲动，而评论家则不由自主地开始搜罗漂亮的词汇和华丽的句子，巧妙地赋予他的作品以它并不具备的特征、性质和价值。
有一次，我与几个朋友谈起了一位“著名”作家的新作，在座的一位外国文学研究专家，语气肯定地说这部作品属于“魔幻现实主义”，搞得大家面面相觑说不出话来。事实上，这部小说虽然写得运遮雾罩天上地下，但它只不过是一部结构混乱、语言粗糙、内容苍白、可读性差的失败之作而已。那么，是什么使这位专家不假思索地给它贴上“魔幻现实主义”的标签的呢?是作家的盛名。
一般来讲，否定一位名作家的作品，比夸奖他的作品，需要更多的勇气，要冒更大的风险，要承担更大的压力，因为在一般人看来，名作家是因成功而成名的，而且，他一旦成了名，也就会只写成功的作品，而不可能写出“狗屎”不如的东西，这样，你随便否定人家，就没法不让一些人怀疑你的动机。
那么，“著名”的作家就一定等于成功的作家吗?从世俗的观点看，答案是肯定的：他既名满天下，无人不知，又财源滚滚，腰缠万贯，怎么能说人家不成功呢?但是换一个角度看，却未必。
为什么呢?因为文学上的事情，常常是盛名之下，其实难副，因为文学价值的评估，有另外一种有别于世俗眼光的尺度，最重要的，是因为作品的价值和作家的名声的形成和确立，需要一种超越功利之扰的宁静的氛围，需要一个渐缓的沉淀过程。叔本华大概正是因为这些原因，才认为一个作家从“同代人手中赢得了声誉”是靠不住的：“能够流芳千古的声誉，决非一蹴而就，必定经历了一个渐缓的过程；并且，一般来说，只有以同时代的崇拜与荣誉才能换来持续若干世纪的盛誉。”当然，不能说所有“同时代的崇拜和荣誉”都不值得信任，都是消极的，但确实不能简单地把“同时代人”给予的“名气”和“声誉”当做判断作家是否成功的尺度。
看来，有必要确立一个与“名气”不同的概念，来把名噪一时的作家或批评家，与那些真正的作家或批评家区别开来。这个概念，在我看来，应该是威望。有威望的作家未必有名气，有名气的作家未必有威望。当然，二者也可以在一些真正的大师身上同时存在，但很多时候，有名气的作家是靠牺牲威望获得名气的，而有威望的作家相反，他是因为能与自己时代的浅薄和虚荣倾向保持距离而捍卫了自己的尊严，赢得了别人的尊重。有名气的作家获得的大多是别人垂涎三尺的艳羡，是从小报记者、“特稿”撰写者和酒肉朋友那儿来的廉价的恭维和吹捧，而有威望的作家得到的却是真正的荣誉，他的读者提到他的名字，谈到他的作品，心里充满温暖之感与感激之情。
有威望的作家与只是名气很大的作家最根本的区别是：前者通过文学这种神圣的精神创造活动，给他的读者伸拓出一条通向真善之境的心灵之路，让他们在沉重而又美好的体验中，意识到做人的价值的尊严，获得生活的勇气和智慧，而后者却耽溺于低级趣味，满足于“制造声音”，因而只能提供哄传一时的消遣读物，或让人短暂关注的无聊话题；前者谦光自仰，明白程子所说的：“尧舜事业如一点浮云过大空”的道理，知道一切的“伟大”和“不朽”，其实不过是“一点浮云”而已，而后则以种种方式显示自己非凡的才华和过人的机敏，“神厉九霄，志凌千载，自吟自赏，不觉更有帝人”，因此，消费者协会有必要提醒大家，见了那些名气大得怕人的作家，和那些被吹得神乎其神的作品，一定要循名责实，看看其内里的货色究竟怎样，而不要管他是“鬼才”还是“天才”，创造了“奇迹”还是引发了“地震”，也不要管他写了多少字，印了多少册，获得多少次奖，赚了多少钱。
(摘自《时代及其文学的敌人》，中国工人出版社2004年8月版，定价：29.80元。社址：北京安定门外六铺炕甲61号，邮编：1007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