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一个留日的中国人写的《我认识的鬼子兵》成了畅销书之后，书摊上雨后春笋般地冒出了许多写“鬼子兵”的书。翻开来一看，竟然从头到尾都是地摊文学式的粗俗描写，那些追求感官刺激的标题和细节描写分明透露着写它的人和读它的人某种不见天日的欲念。
没有什么谁为此而义愤填膺。大家都是实用主义者，这个民族经历了几千年的风风雨雨，什么事都见过了，它已经没了火气，什么事都能容忍，什么事都能接受。是啊，几百年前，曾经有人争夺过从自己的民族英雄袁崇焕身上剐下来的肉，因为据说这种肉可以治病；可以忍受那么残暴的征服和统治，只要能勉强活下去。那么，拿自己祖宗的痛楚和耻辱来卖钱，又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呢?
二
那一次回老家，和老一辈土炕上闲扯，就聊到了自行车。族叔说，村里的第一台自行车是你远记二爷从县城骑回来的。骑回来那全全屯子都哄嚷动了，过节似的围着看。
我问：我二爷是干什么的?
翻译官。
翻译官?给谁?
日本人呗，那时候还有谁?
我大吃一惊：那不是汉奸吗?
族叔撇撇嘴表示不以为然：拿现在说是叫汉奸，那时候可正经风光过一阵。
我的心年腾一下。这满坑的黝黑淳朴的庄家汉的面孔一瞬间在我眼前有点变形。
我仿佛头一次想起，1945年以前，也就是老人们所说的“事变”以前，我故乡的这片土地，叫作“满洲国”。
我的爷爷奶奶叔叔大爷，都曾经是日本人的“顺民”。就在我身边，这间房子的老式窗子一，就拴着一枚陈旧得乌黑发亮的伪满洲国硬币作划挡。
话题从日本人身上蔓延开去，老人们纷纷谈起日本人是什么模样，曾经某某因为什么事被拉到县上，灌过辣椒水，灌得顺着头发根往外渗血。谈起日本人强迫农民种鸦片，谈起日本人投阵撤退时，全屯子人都到路边去看汽车。
我回去很多次老家，听过那么多的民间故事，听过那么多的“闲话儿”，听过那么多四里八村的奇闻趣事，可还是头一回听到老人们讲起日本人。如果不是由自行车引起的话题，他们似乎已经把日本人忘了。
为什么呢?
也许是因为乡亲们都是些普普通通的过日子的人，日本人已经走了，看不着了，也不再回来了，还想着他干什么呢?这些老百姓，他人的生存似乎只是为了生存，只要能生存下去，他们不在乎别的什么。几千年来，一直是这样。
我的这些质真诚而又健忘的父兄啊!他们对伤害过他们的人是那样的大度，过去就过去了。他们只顾眼前的日子。现在日本人又回来了，但是西装革履，文质彬彬，见人就点头，更关键的，他们的文件包里装着支票。有些日本人还不承认战争罪行，经常说几句怪话，弄点事端。
智慧有许多种，据说最高一级的智慧是老发子明的，叫作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夫唯不争，故无尤。”水从来不坚持什么，它可以适应任何环境，可以被挤压成任何形状，可以接纳任何污秽，可以消磨任何棱角，所以它的生命力最顽强。
据说中国人是世界上最聪明的民族之一，因为中国人的性格像水。
三
可是就在我们身边，却有人牢牢记着日本的罪行。他们说：可以宽恕，但不会忘记。
韩国国会数年前通过一项决议，决定禁止所有参加过侵韩战争的日本老兵入境(不管身上带着多少金额的支票或现款)，以此作为对日本拒不反省其战争罪行并发表不当言词的反应措施。
前年4月，日本又一次因为教科书问题激怒了中韩等国。韩国断然召回了驻日大使，愤怒的韩国人焚毁了日本国旗，许多城市举行了声势浩大的反日示威。40多个社会团体呼吁人们抵制日本文化和日本商品。
直到今天，普通韩国人提起日本人当年的暴行依然咬牙切齿，日据时期耻辱的痛苦记忆渗透在韩国社会的方方面面各个角落，浸透了韩国社会机体的每一个细胞。耻辱感几十年来时时刻刻像烈火一样烧灼着每个韩国人。现代韩国人建设韩国的成功努力背后，隐藏着这样一个集体潜意识：为了证明韩国人绝不是劣等民族。在东亚足球圈里，韩国队和日本队每一次相遇，都必定是一次针尖对麦芒的剧烈碰撞，非要撞个你死我活。韩国队可以输给世界上任何一支球队，就是不能输给日本队，输给日本队，全体国人都不答应。过去，他们没能在战场上挡住日本，现在，他们把球场当作战场的延续，他们不放过任何一个机会向日本人证明自己决不是懦夫!
这真是一个个性倔强的民族。他们的国旗虽然用的是老子的八卦图案，但他们的性格却一点也不像水，而是像岩石，寸步不让。
在中国东北的许多城市里，都矗立着一些日式建筑，这是1945年前日本人的遗物。由于施工粮良，大多数到现在还保存完好，还在继续发挥着作用，给城市的街头平添一些异国情调，有时甚至构成了城市一景。
而在韩国，这个做了30多年日本殖民地的国家里，你却很少看到这样尖顶修身的日式建筑，不是没有过，而是被韩国人拆了，就像为了抹去身体上的疤痕。有选择地留下几座，是作为国耻纪念馆。
四
我对韩国的一点点了解，源于足球。
源于中国足球的“恐韩症”。
在所有的体育运动中，足球最能代表一个国家的民族性格。巴西人华丽，法国人浪漫，英国人骠悍，泰国人顽强。足球场上，反映出了中国人什么性格呢?
那11条代表中国足球最高水平的汉子，在韩国人充满霸气的冲击之下，看上去总有些脚底发飘，心里发毛，领先一个球就患得患失，不思进取，一味退缩防守，不管场面多难看。
输了一次，两次，三次，直到十二次。
什么原因呢?体能?技术?战术?
开始抓体能，搞世界上独一无二的能体测试，韩国人跑不死，我们也能跑不死。可还是不管用。
至于技术，连韩国人都承认中国队员的技术并不比他们差。
战术上从稳守反击倒攻守平衡再到压出去打，阵形从352到442再到451，同样不好使。
几乎所有的办法都试过了，世界上最贵的教练也请了，中国队似乎有了些进步。可是，每场比赛，总是要一不留神几下，总是要失误几回。保持90分钟的注意力，似乎是个不可能达到的目标。
差哪儿呢?对中国和韩国足球都有比较深的感受的前韩国国家队教练崔殷泽说，中国队什么都不缺，缺的就是他所说的“精神力”。他说，韩国运动员把足球当成了自己的生命，为了赢球死在球场上都可以。
这个韩国老头不明白，在中国人眼里，足球毕竟是足球，值得为之拼命吗?
所有的韩国人和中国人相比，好像都有点不通达，不世故，有点天真。
韩国人显得太认死理，钻牛角尖，事事叫真儿。这是我们这个社会中最不受欢迎的性格，有这样一个，周围的人都觉得不舒服。
就是因此，这个人口仅有中国三十分之一，土地仅有中国一百分之一的小国在球场上一次次击败中国队。
60年代的一次世界杯预选赛，韩国队飞赴日本进行比赛。临行前，韩国总统亲自接见了全体队员，总统简短地讲了一番话，结尾说：“如果输掉了，你们就不要再过大韩海峡(即日本海峡)了!”
那意思就是说，如果输掉了你们就全部蹈海自杀以谢国人吧!
这位韩国总统并不是依靠自己手中的巨大权力而信口开河，按照韩国的传统，总统在某种意义上相当于这个国家这个民族的家长，他是以家长的身份，对自己的孩子们说这番话的。
我们统不会这样做。真是太气盛了，太不周密了，太不稳重了，太不老成了，何苦呢?真是不够智慧，不够高明。一个堂堂国家领导人，值为足球这样一种游戏这样小题大做吗?脑子里国际关系世界影响国家大局哪儿去了?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高风格不讲了吗?虽然那时日韩两队之间韩国队实力占优，但足球是圆的，万一韩国队真输了呢?
事实上，这位总统在说这番话的时候，根本没想到韩国队会输，尤其是会在日本输球。这个民族就是有这么股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倔劲儿，这个民族就是这样荣誉重于生命，所以才能有那种不达目的誓不罢休，一条道走到黑的拼劲。这个民族的身体里，流淌着的是年轻而热烈的未受污染的血液。
五
摆脱了日本人的榨取，韩国人在战后的废墟上，开始了他们的经济建设。1967年，乍一听说韩国人要在稻田上建立自己的汽车工业，美国通用汽车公司的本彻在了解到现代集团的这一设想后竟说：现代集团如果能造出汽车，我将用手指把蜡烛点着。20年后的今天，本彻的话言犹在耳，现代集团已傲然成为世界汽车业的巨头。
短短几十年间，几千年来一直积贫积弱被人漠视的形象不见，人均国民收入92美元转眼成为过去。韩国已经化蛹为蝶，到处是挺拔林立的大厦和滚滚不息的车流，用金属的色泽和霓虹的闪烁向世界强烈地显示自己的存在。
中国人大概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接触到韩国这个国家的。渐渐地，现代、大宇开始奔跑在中国大中城市的街头，南韩料的服装陈列在店铺商场，韩国料理的彩色灯饰广告也开始在中国城市的夜空闪烁。韩国在现代化的路上走在了中国的前头。
现在，中国也正在满腔热情地奔向现代化。现代化是个多么诱人的字眼啊!现代化几乎等同于一次进化，从猿到人的那种。然而，在我们身边，现代化却似乎意味着从地球上抹去北京的四合院，江浙的白墙黑瓦的小镇，福建的土楼，云南的吊脚楼，而一律代之以城市的玻璃幕墙大厦；意味着餐桌上的稀饭小菜和茶换成麦当劳，汉堡包，可口可乐和甜腻腻的冰淇淋……
当思绪缠绕在“中国”这个地理意义和人文意义的综合载体上时，我们总是要陷入迷惑。这个民族真是让人难以捉摸。就在不远的过去，它曾像一个固执的老人那样顽强地坚持自己的生活方式，甚至在亡国亡种的关头也不愿做丝毫改变，大有宁可亡国亡种不可亡文化的文化至上主义精神。而仅仅几十年后，她又变成了世界上对本国文化遗产最为漠视的国家之一，文化独特性在它似乎变成了落后和不合群的标志，它有意无意地总在尽量抹去，就像一个刚刚进城的这农村妇女急着换下土气的乡下土布衣服一样。
在所有方面，我们一律以最积极最合作的态度向世界看齐，极其轻松地放弃自己的一切特点，在中国的大城市里，最热闹的节日是圣诞节，虽然不少人根本就不知道圣诞是怎么一回事，无数具有历史意义和文化意义的建筑曾经被无声无息地废弃被拆毁；世界各国中数量最为浩瀚的古代典籍文物沉睡在中国的图书馆里，似是人们有意回避，好像那是些祖上留下的破鞋子烂袜子，已不配登上大雅之堂。
在现代化的韩国，你处处可以见到对历史的尊重和珍视。在大厦、大型企业、高速公路之间，还刻意保留着许多古老的东西――从建筑到生活方式。甚至历史上汉文化圈的某些独特的文化生态，现在还活生生地生存在韩国。
中国学者彭林先生拜访的一位学者叫河有楫。这位先生在现代的韩国社会里还依照古礼生活，日常起居，交友待客，祭祖敬宗，无不如此。
河有楫先生是知名的礼仪专家，每年春秋两季，韩国的一些书院举行传统的祭享时，都请他去指导。在那一天，他头戴儒冠，身穿黑色祭服，指挥若定。韩国学生在他的指挥下，毕恭毕敬，向孔孟行礼。
在韩国，现在还有完全按传统方式教学的学院。比如京畿道南扬州市的“泰东占典研究所”。这个学校的课程以四书五经为主，学生必须像古时的书生那样在第一年内背诵“四书”，“四书”中孟子最长，可分两次背完，一次四小时左右，其他的都必须一次背完。这里的读书方式完全是古代的，背诵时，即用“诵”的方式来背，抑扬顿挫，有声有调。据说，只有这种方式才能保证学生扎实地掌握古典。
这里的学生必须具备大学本科以上学历，到这里来学习的，各个专业都有。比如有一位叫申承容的汉城大学经济济系的学生，问他为什么来学古代典籍，他说：“经济形势瞬息万变，极其复杂，而古代典籍含有很高深的哲理，可以提高我的洞察力。”
这些并不是政府的有意提倡，而完全是一种自发的社会现象。
西方强势文化在当今世界无疑保持着压倒性的优势，它正以全盛这态横扫全球，把物质主义的世界观连同其副产品虚无主义一并输入不同肤色的人的大脑。在西方文化生机勃勃的挑战面前，其他的文化生态往往显得那么孱弱而不堪一击，如一丛丛残花败草迅速萎顿。这是否也是一种文化生态平衡的令人痛心的破坏?而韩国人在现代化过程中表现出的对本国文化的信任令人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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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亚洲各国爆发大规模禽流感 |
在电视屏幕上看到日本天皇访问英国的新闻片断，在欢迎仪式上，主人用古老的四轮马车载着来自东方的客人，皇家卫兵穿着传统的英格兰军服。白金汉宫门前的换防仪式，几百年来保持不变。印度人在外交仪式上用自己独特的象群来欢迎客人，韩国人和日本人在传统节目都穿民族服装，印尼人出现在外交场合总是戴着那种黑色小筒帽，如果你在电视上看到非洲国家来访，他们大抵都穿着那种看似古怪袍子……也许这些非洲人平时在自己的国家并不穿这些东西，可是出现在世界面前，他们却非要庄重地穿上不可，这里面，无非是要表现那么一种精神。
已故毛泽东主席说过，人是要有点精神的。同样，一个民族，更是要有点精神的。
六
韩国存有古风。韩国人崇尚传统的道义文化，而所谓的道义文化的内容其实也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忠义和节气。中国社会曾是提倡忠义节气的，但是很久以来，忠义节气似乎就已是改朝换代时个别孤臣义士血淋淋的专利，是对普通这大众之浑浑噩噩的极端反弹，或者是评书演义中的故事传说，再或者退化成流氓无赖们酒桌上虚张声势的誓言。普通老百姓早已自觉自愿地抛弃这种漂亮但是不实用的精神装饰品，一心一意为了那点口粮而投入全部努力。我总觉得，也许是中国人经历的沧桑太多，苦难太多，虚伪太多，欺骗太多。像一张纸，经过的揉搓太多，已经不再如当初的洁白挺括；像一条河，经历的地方太多，污染太多，渐渐辨不出原来的颜色。
写到这里，想起以前看过的一篇文章，文中说：
看先秦故事，总觉得那时候的中国人活得豪迈刚烈，特别像一个真正的人，便疑心东方文化曾有一种春秋精神，春秋人格。
这人格的特点之一是：自尊，知耻，忘我，利他。
这篇文章的作者也提到了东南亚金融危机中韩国人的表现，最后他问：
莫非春秋精神已然东渐乎?
并非东渐，而是这种精神曾为中韩两国人民所共有，而在长白山南的几千年相对封闭的三千里清洁质朴的山河中保存下了本色。
(摘自《中国人比韩国人少什么》，中国文史出版社2004年10月版，定价：19.80元。社址：北京太平桥大街23号，邮编：1008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