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家的宅院就在前河沿儿的那片稠密的胡同里。历来这儿就是片儿清静的地界儿(北京话的“儿”就是多)。一过郭沫若故居再往里，不是此地的住户都极少走动。可现而今，却猛不丁儿地热闹了起来。撑着“北京
算起来，刘老太太在这片儿胡同里也住了半个多世纪了，聊起来，她会告诉你，流行的花旗袍怎么就换成了白衣儿黑裙小布鞋，隔壁家的张姨太怎么娶过门，至今她孙子在美国的情况等等，对于她而言，即便民国改了共和国；先生改了同志，再由同志改成先生，可这一切的背景却没有变化，胡同自是一派天地，关上院门，窗根儿外面那些时紧时慢的脚步声，和着老北京小贩儿们拉长音儿的吆喝声，让她安逸地不用睁开眼就能感知到她生活中需要感知的一切，老太太只管踏踏实实地坐在红木座椅里，看着树影婆娑，看着院儿里那几盆海棠花儿开了又落……
围着什刹海的这一带，可是北京城里最金贵的地界儿。北京地根儿就是个缺水的城市，偏是这块儿特别，龙生之地岂能无水?――南望北海，北倚什刹海。于是，这附近的王府官邸就十分多了，出名的有恭王府、庆王府，还有几座大宅院，因为易主而改了名姓：郭沫若故居，宋庆龄故居，卫生部大院等等，除了这些大宅院，胡同里随处走走，还能隔着院墙见到些雕梁画栋的院落，自然也是更换了主人。老北京所言“东富西贵”，说的就是这里。再者，这里靠近龙脉――北京城的中轴线，离紫禁城咫尺之遥，虽说当年没有“塞车”之忧，想来上朝听政也是件麻烦的事，临着近些自是方便。这里既可前瞻景山之秀，也能顾望钟鼓楼之雄姿，可谓倚君王之威而自得其乐者――风水宝地也。既是宝地，便少不得人气兴盛，虽是豪门大宅占去了大片儿福地，可平头草民也是见缝儿插针儿，灰瓦青砖的四合院，摩肩接踵地附着在这两海之间，从而形成了京城里密度最高，风味最浓的人文景观区。曲折蜿蜒着通向深处的胡同有着强烈的纵深感和诱惑力，引得你一直走进去。抚摸着脱落了墙皮的老城墙，靠着磨得黑亮的石墩，少不得抽颗烟了……
刘家的宅院就在这片胡同儿的深处，穿过郭沫若故居到三座桥(桥已不存)，擦着恭王府的东墙根一直向北。近些年政府几次拆迁修缮都没挨上他们家的边，倒是“胡同游”的游客经常来光顾一番，刘老太太一生气，把原来的红木门换了个大铁门。
刘府当家的原在三十年代是个“名角儿”，唱老生的，与周信芳关系甚密，当年成婚还是周信芳给当的证婚人。刘老先生八十年代过世，我没见过，只是见了至今还挂在堂屋正中墙上的照片――清秀的一张面孔，大约是当年走红时的留影，眉眼间英气奕然。老先生照这张相的时候恐怕不会想到再过十几年，自己会被发送边疆，而且一去就是三十年。
九十年代初的时候，这院子还保留着四合院的风貌：进院绕过影壁是南屋，过了月亮门，北、西、东三溜儿房成品字形；青砖砌就的通道，两边儿种着小葱儿和“死不了”；正房前赫然矗立着两棵老树，一棵是枣树，一棵是香椿；早年间放大鱼缸的地方摆着蜂窝煤；老太太手拿着烟卷儿，正屋里坐着。当时正值秋季，刘家的大公子便竖起长竿打落了许多脆枣儿。院儿里的花草特别多，这似乎是梨园子弟的偏好。窗根下的几株海棠开着，屋里还摆着大盆的龟贝竹和三角梅，正屋里的阳光好，花草也茂盛。老太太有八十多了，银白的头发依然齐整地盘着，说起话儿来四平八稳。让烟的时候，自己也点上一颗，青烟儿后面，一副泰然深奥的样子，透着神乎。堂屋里摆的是一水儿的老式红木家具，啥年代的看不明白，不过家具的色泽和老太太几十年烟抽得发紫的嘴唇相仿。正中的四脚桌上摆着大瓷花瓶，上面插着鸡毛掸子；再后面是条案，引得目光见到墙上刘老先生的照片。桌儿两旁两把带靠背儿的八仙椅都嵌着花纹大理石的镶片，恍然能见到她夫妻俩端坐在那里的模样。
老太太当年也是唱戏的，后来跟了刘先生在家当太太。家里的吃穿自是用不着犯愁，愁的是外面的事。刘先生既是名角儿，便少不了“花花草草”的事儿，一阵子，刘先生夜不归宿，刘老太太便乔装成女学生去侦察跟踪，一去，果然发现了端倪。刘老太太毕竟不俗，一咬牙，趁刘先生在外地唱戏的时候，把那女子接回家来――《红楼梦》真没白看。这以后，刘先生再有什么风吹草动，便用不着正房太太出马了，姨太太就不依不饶了，从此，断了刘先生的念想，手段心法较王熙凤有过之而无不及。
五十年代，刘先生一家远迁边疆，姨太太不愿受那风霜之苦，卷“铺盖”走了，刘老太太“江山稳坐”，家中平静如初了。守着这份家业过到世纪末，终于没沉住气，架不住几个儿女的撺掇，一份房产分了八份儿，大家伙儿各自为战，好好的四合院多出了几个门户，青砖的房改建成了水泥房。老太太一回来就傻眼了，院里满铺了洋灰地，花呀草呀种在哪儿呀?那几棵树也没了，房子盖得也没了规矩，南不南，北不北的。老太太背着手，长叹一声。那天夜里老太太就梦见老头子，一副生气的样子，说她败了家。老太太一世精明，末了，干了件傻事儿，所幸那几件古董似的老家具还在，依旧地摆在堂屋里，留着点念想儿。
刘老太太膝下有八个儿女，我最熟的是刘家的大公子，就是前面给我打枣儿的那位。他打6岁就跟着父亲去了边疆，随即进了梨园行，由此便担起了子承父业、光耀门庭的担子。长子之位，名门之后这些名谓远没有表面上那么光鲜，它们就像那个一跟头能翻出十万八千里的孙猴子头上的金箍儿，一旦戴上，就没有再脱开的指望。不管是家里家外、鸡毛蒜皮、家事国事，这长子哪一样都得心里有数，揣着糊涂装明白；和稀泥，平事端，任凭风吹浪打，心里发虚也岿然不能动。而且时时要以天降大任于我为己训，一言一行都思虑再三，瞻前又顾后，常常难有大成所以最后只能唏嘘感叹命运之不公了。刘家大公子正是这样一个“不幸”的人儿。
所幸他还是有过一段辉煌的。十年“文革”，一切“牛鬼蛇神”均被革命的铁帚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只有京剧可谓一枝独秀。那些年，八个样板戏几乎代表了中国文化艺术的全部，各地方的京剧团里都是精英汇聚，京剧演员更是人中龙凤，地位非凡，那感觉绝不逊于现而今的“天王”、“名腕儿”。当时正值风华年少的刘大公子，既是名门之后，更是功底深厚，论扮相、身手都是出类拔萃的。我见到过一张他当年演出的剧照――着戎装亮相，飞扬的眉宇间四射着蓬勃的英气，一股傲然冲云霄的气概，无可遏制地溢散而出。听嫂子说，当年他们演样板戏时候，也是万人空巷，为了看《奇袭白虎团》她也是托人拉关系，颇费了些周折才混进剧院，那天，刘大公子演的正是英雄排长――严伟才。
可随着“文革”的结束，“样板戏”的风头便一落千丈。在一段时间里，人们都在回避着那个用交响乐队伴奏出来的古老声响。它成了一个标志；一个尚未愈合好的伤口，谁都不愿意触动它。往日喧闹的戏院门可罗雀，《绣金匾》和《南泥湾》替代了《红灯记》和《沙家浜》，曾经让李玉和、杨子荣风采尽显的舞台也都被各路笑星们占据了。
刘大公子“失业”了，当时他还不到不惑之年。好长一段时间他都缓不过劲儿来，也难怪被人捧到云里雾里，又忽然被抛下来这种心理落差的确很难承受。此后，他便有了句口头禅――“都是欺骗!”
是欺骗也好，是愚弄也罢，人和命运之间的游戏总要进行下去。只要不是自己硬把自己往墙角里逼，小人物还是自有他们的便利和回旋空间的。刘大公子是个聪明人，聪明人总是会在一切条件下调整自己，安排自己，这叫能耐。这种能耐我敢肯定绝不是刘老先生教的，但却绝对是从他那儿遗传来的，这是我从那张老相片的神情中感觉到的，因为刘大公子的脸上愈来愈多了那种情，似乎是复印出来的一样。一个脱胎换骨了的刘大公子从过去走了出来，头发虽然稀疏了许多，可更显出了额头的宽阔，嘴唇虽然看似羞涩地紧抿着，但是目光深敛，短短几年他便实现了从青年到不惑之年的跨越。
在过去的几十年中，人们对于退休的概念，几乎就等于一个人生的终结，而对于刘大公子来说这虽然也是一个终结，但同时也是新生。他练起了书法。几个月不出门，练得家里找不出一张白净的纸。嫂子后来跟我说：“真是魔症。班儿也不上了，戏也不唱了，就是写。还越写越慢，几个字，能描大半天。”(中国的书法的确是个奇妙的艺术，用最柔软的笔锋能书写出最刚毅的笔触)刘大公子的字很拙，我见过，笔触很涩，一幅刘禹锡的《陋室铭》就挂在他家的客厅里……
让旁人来看，刘大公子实在是个矛盾的混合体，你可以说他玩世不恭、游戏人生、吊儿郎当、若即若离、半真半假――脱不了的公子哥习气，但是你又不得不承认他做起事来沉稳老练，规规矩矩，从不多言多语。这个刘大公子实在是让人爱不起来也恨不起来，想不清楚也摸不透彻，捧着怕高了，放下又怕低了，于是干脆敬而远之，畏而敬之，这也许正是他巴望不得的，他开始了他孤独的人生。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孤独并非是个坏事，孤独可以纯洁一个灵魂，可以坚强一个独立的意志，可以轻而易举地拒绝，可以一无反顾地直行。
刘大公子回到了北京，回到了前河沿胡同里的四合院，回到了这两海之间的福地，回到了他的父辈曾经荣耀过的地方，真不知当他迈步进入堂屋遇到他父亲遗像上目光时是什么感受，没人对我说起过，但可以想象……
最近见到他的时候，他已经投笔从商了。西装、领带、锃亮的皮鞋，扮相还是那么出众，一看就是个让人放心的儒商。他有他的优势：阅历广，做事沉稳，又有表演的功底。这让他很快成了谈判桌上的好手。他呆过的几家大公司都给了他部门经理，甚至总经理的位置，可每次到头来都是他炒了老板的鱿鱼。说起来，他还是那句话“都是欺骗!”话虽是这么说，可语调中已少了许多的不平，多了些自负。去年他在郊区置了块地，盖起了个四合院，院中栽着枣树和香椿。可刘老太太就是不愿意多呆，毕竟舍不下什刹海边上那片胡同深处的老宅院……
风住了的时候，古老的京城还是那样的清朗深悠，即使多了些不和谐的水泥房，可是富于纵深感的胡同里，依然存留着它的神韵，走过每个残破的门口，透过低矮的门洞儿，你的想象也会不自觉地跃过那灰色的影壁去透析每个窗棂里的往事，而一切都已发生，并且正在发生着，你绝不会去追赶，但也绝不会忘记。
(摘自《语若轻鸿》，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4月版，定价：13.00元。社址：北京朝内大街166号，邮编：1007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