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西乡信纲等著《日本文学史》的解释，《好色一代男》里的世之介是“天下第一好色汉”，《好色一代女》的“我”是“天下第一放荡女人”；然而他们并非寻常人物。两部小说接近末尾处，主人公各有一
《好色一代男》里，只有世之介这个人物始终存在；他“见识”的“各式各样的男妓、妓女和风流女”，登场一次便不复出现。《好色一代女》里，“我”则把世间各色身份、不同级别的妓女逐个当了一遍；其间遭遇的一干人等，亦有如过眼云烟。世之介一生境遇虽然多有变化，所经历的一系列事件，却无明显因果关系；“我”也同样如此。作品这种结构方式，似乎与西方文学史上稍早出现的“流浪汉小说”不谋而合，均由一个主角来贯穿全书的情节。《好色一代女》更采用了此类小说常见的自述体写法。有所不同的是，“流浪汉小说”的情节往往是杂凑的；西鹤的小说尽管也不具备亚里士多德《诗学》说的“情节的整一性”，所有事件却不可或缺地构成前述“好色社会”的一部分，从而被赋予一种情节之上的“整一性”。也就是说，当“我”道出“出卖色相的行当我全都干过了”时，此前的所有行为都不再是偶然或个别的了；对世之介来讲，也是这样。
将前引世之介和“我”的话对照来看，会发现他们说的本是一回事；世之介既然声称“这个世界上的各式各样的男妓、妓女和风流女我都无一遗漏地见识过了”，那么“我”应该也在其列。《好色一代男》里，这个角色只是世之介的对象之一；《好色一代女》里，她替代他成为主体。两本书的价值取向是完全对立的――加藤周一在《日本文学史序说》中，把《好色一代女》称为“一部反《好色一代男》的作品”：“它写女子一代的性生活，与男子一代的性生活寻求快乐得胜而骄傲的乐天主义是相对照的；它是写从太夫逐渐下降，最后堕落为街娼的悲惨过程的悲观主义。”《日本文学史》则强调《好色一代男》“完全是依靠偶然性和空想来安排情节的”，而《好色一代女》“自始至终探索了一个以出卖肉体为生的女性的命运”，区别在于一虚一实。《好色一代男》写在一六八二年，《好色一代女》则于四年后面世；其间作者的认识容有提高，遂以后一本书来“反”前一本书，亦不无可能。当然还有另外一种可能：两部作品分别从男性与女性、虚幻与现实、肯定与否定、愿望与命运的立场或层面来把握“好色社会”，从而展现更高程度上的一种“完整”。至于将男性置诸虚幻的、肯定的和表达愿望的一端，将女性置诸现实的、否定的和承受命运的一端，则显出作者眼光的独到与深刻之处了。
论家谈及《好色一代男》和《好色一代女》，常与中国古代的《肉蒲团》和《痴婆子传》相提并论。实则截然不同。最突出的一点在于，虽然世之介与《肉蒲团》里的未央生，“我”与《痴婆子传》的痴婆子行径仿佛，西鹤笔下却全无淫秽描写。我想这并非出乎道德方面的考虑――《肉蒲团》和《痴婆子传》或许是故意要写，《好色一代男》和《好色一代女》却不是故意不写；此事大概与作者所处立场有关。《肉蒲团》和《痴婆子传》那种写法，毕竟带有猎奇色彩；作者乃是置身此一世界之外，向着内里窥视。西鹤所著被称为“町人小说”，作为町人即城市商人的一员，他完全属于那个“好色社会”。生息其间，是以“见怪不怪”；当他对这一社会作全景式的把握时，并不为外在的趣味和关注点所左右。归根结底，彼此所表现的并不是同样的东西。
然而井原西鹤也还留意别的方面：季节交替，景色变幻，衣着打扮，举止言谈，等等；不肯放过其间种种微妙之处。日本人特有的审美趣味，在《好色一代男》、《好色一代女》里有着充分体现。世之介和“我”可以分别视为阳刚之美和阴柔之美的化身。以审美体验作为日本文学的主要线索，井原西鹤起着承前启后、发扬光大的重要作用。此种审美体验，总是落实于某一细部，某一瞬间，由此升华达到永恒。
《好色一代男》、《好色一代女》，〔日〕井原西鹤著，王启元、李正伦译，中国电影出版社2004年2月第一版，各35.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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