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紧张”来自于我对作曲家的责任感
郭宇宽(陕西电视台“开坛”栏目主持人)：傅聪先生，昨天我注意到一个细节：那个演奏会上的曲目，恐怕您已经弹了上
傅聪：昨天那个情况，跟一般的又不一样些，昨天弹的第一个作品――海顿《G大调奏鸣曲》――是我最近才学的，这次来中国，才首次演出，所以有点紧张。不过即使不是新作品，弹过一万遍的作品，对我来讲，也永远是新的。我经常在上台前看看乐谱，注意到很多以前没有发现的东西。一旦这样，我就一定要照看到的去弹。当然在上台前几秒钟看到的新东西，没有经过任何实践，就要在台上去实现，是有相当的危险性。由于我已经习惯于以前那种经过磨练的想法，要临时有所改变，这就冒了很大风险。可是我这个人，看到了新的东西，没办法不去努力实现，有时候常常会失误。有些朋友，以及我的亲人，就说我太不实际了!
郭：刚才听到您用了一个词“紧张”。我想这个词如果是一个孩子要参加考试而“紧张”，我们都很能理解。像您这样有声望的钢琴家，这种“紧张”是来自于什么?
傅：这个“紧张”来自于我对作曲家的责任感，是真正的“紧张”。作曲家的每一个愿望，在曲子里表达的东西，都很重要。我对作品就像一个虔诚的基督徒对待《圣经》，或者是一个虔诚的伊斯兰教徒对待《古兰经》一样。
郭：或者说音乐就是您的宗教。
傅：我认为音乐是最公平的真正的宗教。
郭：我想您父亲也许会希望您成为一个音乐的朋友，能够有更加广阔心灵的空间；而您却选择了做音乐的奴隶。
傅：这个并不矛盾嘛!我并没有说做了音乐的奴隶，就不是朋友了，完全没有什么矛盾的地方。不过，对我来讲，只要我多活一天，就会越发现音乐的深和高，音乐的深度和高度真是无止境的。也许“奴隶”这个词并不很合适，不如说像一个音乐的传道士吧!
郭：我想萧邦在那么多年的漂泊过程中――我们都知道一个典故，他的那个放着祖国泥土的银杯，这可以说是他和家乡纽带的一个维系。那么，在您自己身上也有这样长时间的异乡漂泊，我想祖国，或者说家国这个概念，东方对您而言，到底意味着什么?
傅：我想文化的成分远过于一般的风俗习惯。祖国，什么是祖国?对我来讲，祖国是土地、文化、人民，跟政权没有什么关系。
千万不要因成功而眼花缭乱，成功并不等于成就
郭：当时您能得到那样的大奖，回过头来看……
傅：千万不要把得奖看得那么重，我从来不提得大奖的事，常常觉得很惭愧。有些人觉得那个时候的录音就已经很好了，可是自己听了，觉得难为情，非常难为情，那时候差远了，浅薄得很，那个时候我才懂得多少啊!
郭：您父亲大概曾经说过这样的话，就是与其做一个空头的，不上不下的艺术家……
傅：不如做一个好的木匠。
郭：就是啊，可是在那个时候，按您的说法，十七岁才开始好好练琴，应该说对于艺术的前途，不是很有保障。您那个时候有没有怕自己最后艺术家没有做成，木匠也没有做成?
傅：我从来没有想过要做什么家，我不过是喜爱音乐，追求这个东西，我想要做到温饱不是很难。我在很多地方做过比赛的评委，对来参加比赛的年轻钢琴家，常常问他们弹琴的目的是什么。有些年轻钢琴家很有才能，可是还是很失落。就是说他们永远是急功近利，希望马上就得到第一名。可是现在得个第一名并不稀奇。统计显示，每一年有两千多个比赛，都是国际比赛，所以现在得个第一名一点不稀奇。我总是跟年轻的音乐家说：做音乐家，音乐本身已经给了你许多，音乐是最高最好的宗教。你给多少，就还给你多少，你在音乐上的满足感，应该是最重要的。如果你真是爱音乐的话，已经足够了。我还要强调一点：千万不要因成功而眼花缭乱，成功并不等于成就。
郭：您提到最大的满足来自于音乐本身，可是像您这样年龄的一位长者，我们看到您还是那么勤奋，每天练琴八个小时以上，还经常开音乐会。我想能不能这样说：在您这个年龄，听众对您而言，已经并不重要了，或者说您弹琴只要让自己快乐。那您为什么还要那么苛求自己?
傅：怎么可以这么说呢!我并没有说现在就停止学新东西，我刚才不是说了嘛，那个海顿奏鸣曲，就是最近才学的。而且我还强烈的谴责自己：为什么到现在才发现海顿，才开始研究海顿奏鸣曲!对我来讲，永远有新的天地在那儿让我去发现去追求。即使以前弹过的作品――伟大的艺术作品都是这样的，就是我说的“造化”――永远有无穷无尽的东西可以发现。
《傅雷家书》的发表完全是历史的偶然
郭：傅聪先生，很多人了解您，往往是通过《傅雷家书》这样的作品。
傅：这不是一部作品。
郭：是家信。
傅：我已经听很多人说：我父亲的信写得那么好，当年所以写下这些家信，就是准备发表的。我觉得非常荒谬，怎么会这么去理解呢!他是个译笔非常好的译者，文笔非常好的作家，不能因此而说他是为发表而写的。他打成右派后，译著都不能出版，谁会去发表他随手写的书信!我父亲是很刚正的一个人，他正式发表的东西，都很严谨，很理性，当然也有赞美贝多芬那种热情如火的文字，但绝少婆婆妈妈，舐犊情深，正式文字里绝对没有。给我的信里，他就任真情流露，不加克制。假如他是准备发表的，用字要有分寸得多。所以我要借此机会特别声明：家书得以与公众见面，完全是历史的偶然。其中大部分书信，我弟弟一九七九年来伦敦，也是第一次看到，他爱不忍释，如对亲人……
郭：从家书中我们能感觉到一个父亲很质朴的一种情感，比如说，在信里很多地方，都在提醒您不要太专注于音乐，或者说不要在音乐中投入太多的感情，要注意音乐和生活的平衡。然而您父亲本身是一个对事业非常专注，对自己要求非常严格的人，却不断的提醒您这些，我觉得很有意思。
傅：那倒还不完全是你那个意思。他说的不要完全把情感投入音乐，是讲的在美学上要能入能出，就是说的感情和理智的平衡问题。由于我――特别是年轻的时候――感情和理智的平衡，比现在还要差一些，那个时候感情的成分更多，所以他经常提醒我，要我尽量做到两者的平衡。另一方面，他也是主张一个人要“通”，就是对很多东西都要感兴趣。事实上，从实际生活上说，我想可能并没有做到，因为花在琴上的时间实在太多了，然而我想也并没有违背父亲的那种想法，因为我对世界上所有的事情都很关心，没有漠不关心，我无时无刻不是活着，不是一直在感受着嘛。
郭：对家书，很多父母是当做《圣经》来读的。
傅：这很危险，非常危险，我非常不赞成。我跟你讲个故事。有个廖冲，我很喜欢这个女孩子，性格非常纯洁直爽，像个男孩子似的，音乐上也很有才能。她跟所有的人一样，很喜欢读家书，也被这本书感动，可是，她看了家书，对我说：“这样的父亲怎么受得了啊!”
立功、立德、立言是儒家应该否定的一面
郭：我们小时候上音乐课，教室里都要挂一些如莫扎特、贝多芬等伟人的像。
傅：我家一个都没有，我讨厌挂任何像，对我来讲莫扎特不是什么相貌问题。
郭：我们都说要见贤思齐，就是说要给自己树立一个目标，比如说，我想很多有志于献身音乐的人，走进音乐学院大厅，就看到那些伟大音乐家的肖像，就会想我将来在音乐史上，应该留下一个什么样的位置。
傅：有这种想法的人，本身就不是真正的音乐家，你看看舒柏特的《未完成交响曲》，现在是妇孺皆知，是历史上最伟大的音乐作品之一。他的《C大调第七交响曲》是个更大的作品，是舒曼从废纸堆里――好像是什么包旧书，或者是像中国什么小摊上包花生米的纸头里――发现的。舒柏特一辈子写了多少伟大的作品，他是心里头的音乐要往外流，不得不写，都来不及写，他才活了三十一岁，舒柏特真是空前绝后的音乐天才。他是心里头要创造，有东西要出来。我们不能强迫自己去创造。你说的要考虑自己将来在音乐上是什么位置，这样的人怎么能是音乐家呢!舒柏特一辈子从来没有想过这些，这一点也许就是我喜欢舒柏特胜于贝多芬的原因，贝多芬可能对他的历史使命要看得更重。我想所有历史上的所谓伟人，大概都有这种想法，包括贝多芬在内。
郭：我觉得我们中国人更容易欣赏贝多芬这样的人，更容易找到共鸣。
傅：我不认为如此，我觉得中国人的精神境界――尤其是受中国文化熏陶的人的精神境界――肯定会更接近莫扎特和舒柏特。
郭：我们中国的传统知识分子，还追求一个立功、立德、立言。
傅：我最恨这个，最讨厌这个，立什么功、立什么德、立什么言!我觉得这是儒家应该否定的一面，我爸爸从来不讲那些，他是非常儒家的，可他是儒家的另外一面。
郭：比如说我们中国知识分子，如果受到很强的传统的感染，都会有一种情绪，生怕自己才华没于后世，生怕自己不为他人所了解。
傅：哎呀，这怎么说呢!我讲个故事吧，好不好，很好玩的一个故事。明代有一个什么画家，是鄞县人，此人好名，整天缠着那鄞县令――就是宁波的县令，说修县志时，一定要把他写进去。那个县令嫌他罗嗦，就跟他开了个玩笑，说人死了才能写进去，那画家说：啊，此不难也!于是回去就死了。当然这只是一个笑话，可是也可看出中国人好名到什么程度。
郭：但这个东西，我在一些西方人身上也能看到。
傅：所以我说人都是人嘛!这种虚荣，人人都有。
郭：也包括艺术家，我觉得搞艺术的人身上，也容易有这种东西，包括乐圣贝多芬在内，他就可能追求：百年之后王侯将相都没有了，我贝多芬还是伟大的。
傅：不是，他并不是因为有这种思想才伟大，每一个人都是人，有高的一面，亦有低的一面；有强的一面，亦有弱的一面，可并不代表他的中心。人就是一个平衡问题，人人都有弱的一面。我也不敢说，就没有一点点名利思想，不可能，我看到一个批评家说我好话，还会窃窃自喜，虽然我知道这个批评家肚子里没有多少东西；同样这个批评家，第二天写的关于另外一个音乐家的评论，也许我觉得那个音乐家很好，可是他把那个音乐家说得一无是处，也许我就会觉得那个批评家岂有此理。那么，对我说的好话就完全不值钱了，对不对!所以我说人的私心总是有的，这就是说，你到达一个境界，怎么去平衡，怎么去面对。对我来讲，我不会为这些事情睡不着觉，绝对不会。可是，假如音乐会上我弹坏了，或者在平时练琴练得不理想，那我睡觉就会很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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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傅聪与玛塔一起合作,为演出做准备（1995） |
听众：傅聪先生，您好，著名的钢琴大师霍洛维兹说过一句话，他说：我是没有风格的，昨天弹的就可能跟今天弹的不一样。那么，您昨天在音乐会上弹的，你满意吗?您弹的萧邦是不是您感到最满意的一次。
傅：绝对不能说是我最满意的一次。每一次音乐会，对我来讲，都是从容就义，假如能够做到从容就义，我觉得还可以，就怕不能从容，那就糟了!
听众：傅聪先生，昨天晚上音乐会结束的时候，有两个小小的遗憾：一个呢，我感到自始自终没有听到您说一句话，不过今天这个遗憾已经弥补了；还有一个遗憾，最后傅先生出场的时候，是不是应该为我们再演奏一首中国的钢琴曲子。
傅：其实，我也不是从来不演奏中国作品。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我经常演奏《牧童短笛》，听说贺绿汀非常喜欢我弹的这个曲子，认为从来没有人像我这样演奏这个作品。对我来讲，音乐就是音乐，我昨天演奏的，一般来讲都是和整个音乐会的节目是协调的，就是说我加奏的时候弹的是萧邦《夜曲》，那我下半场弹的也是萧邦作品。我认为每一次音乐会，都是一个整体的精神历程，我不认为这是一种娱乐，所以说在趣味上，我一定不会妥协。
真正的艺术家一定会保持赤子之心
郭：在您的艺术追求过程中，您所理解的音乐最高境界是什么? 您一开始是怎么看待音乐的?
傅：我不能说是怎么看待音乐，我是在感受音乐，是先有情，才有思想，不是倒过来，先是感受……
郭：在这种感受中间，有可以言传出来的东西吗?
傅：哎呀，在音乐上，我算是比较能够言传的人了!不过还是有一定的限制，有些人什么都说不出来，只能坐到钢琴上给你弹一下。
郭：我记得您对现在的青年钢琴家有一种担忧：怕他们成为一种技术工作者，像钢琴杂技演员那样。
傅：是，是，我很担忧，现在不光是演奏家缺少精神境界，听众也越来越缺少精神境界，整个商业化到这种程度――唱片公司要尽量销售唱片，那么比如说对小提琴家，已经不是以演奏小提琴的艺术本身为准，而是先要考虑人的美貌，封面上印上什么半裸体的照片，要不，唱片就没人买。你说这是不是很恐怖!非常恐怖!所以很担忧。不过假如是一个真正的艺术家，我这种担忧也许是多余的，真正的艺术家一定会保持赤子之心。
父亲的成功对我的压力是无形中的
听众：傅聪先生，我们谈论到您的时候，往往会很自然的把您跟您父亲联系到一起。我想问一下，您父亲的成功，对您来说是一种光环呢，还是一种动力，一种压力?
傅：怎么说呢，两者都是，不过压力恐怕是无形中的，并不是我在感知，压力可能是无形中存在的一种东西。有些朋友说：“你父亲对你这种期望，所以你永远有种压力。”我家里人也这么说。他们都看到我有时候活得相当苦，活得并不那么容易，就是很艰苦啊!所谓苦，也包括痛苦，或者艰苦，两者都有。不过也不缺少欢乐，不要以为我永远在那儿哭哭啼啼，没有这回事，我笑得时候比谁都笑得痛快。动力嘛，假如一个人自己本身没有一种生命力在那儿，要靠外在的什么东西作为一种动力，我看这也是有限的。
学艺术学音乐，一定要出自于一种爱心
听众：傅聪先生，我们现在国内对艺术家的培养，特别是对钢琴艺术人才的培养，您有什么考虑没有?
傅：我举个例子。大家都知道，现在我们上国年轻的一代有个叫朗朗的钢琴家，在国外得到空前的成功。我认为朗朗是一个了不起的天才，几乎可以说我从没有见过像他这样的钢琴天才，特别是弹钢琴的天才。可是，最近我在北京，从报纸上看到对他的采访，对他说的一句话，有点担心。他说从五岁起就决定将来要做钢琴大师。我觉得一个小孩子在五岁的时候有这种想法，一种好强的想法，没什么。五岁的孩子往往会说：我将来要做个警察，或者说：我将来要做个将军，对不对，这很自然，也是小孩子天真可爱的一面。可是，朗朗对记者说那句话的时候，我觉得好像他一贯就是这么想的。演奏家和音乐是个主客的关系，主与客到底怎么去平衡，一定要以音乐为主，就是我说的，我永远是音乐的仆从，永远应该这样。现在在艺术教育，钢琴教育，一下子每个人都想将来成为钢琴大师，我想这句话本身就很恐怖，简直是荒谬，不可能是这样的。学艺术学音乐，一定要出自于一种爱心，要爱音乐爱得发疯。我父亲说过一句名言，说艺术学校就是垃圾桶，去艺术学校里的人往往是正经的书念不下去，想去做艺术家，谁都可以去做艺术家。这很危险，我认为最重要的是出发点的问题，目的究竟是为什么，你要学音乐，假如你有独到的地方，觉得世界应该承认你，假如你幸运，得到了承认，那就是你的幸运，就是说上天给了你的。鲁宾斯坦说过一席话，他说：第一要有才能，第二要勤劳，可是最重要的，要成功的话――千万别忘记，他说的是成功，而不是成就――那就要幸运。他认为自己非常幸运，鲁宾斯坦在这方面很谦虚，他并没说自己怎么了不起。
郭：那钢琴家呢?
傅：我们本来没有这个价值，我们的价值跟作曲家比是差远了，本来就是如此嘛，逝者如斯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而且后浪推前浪，人类的智慧不断的在积累发展，永远会有新的人才出来，我们不用去担心。对我来讲，一辈子就是“学而时习之，不亦悦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最后一句，“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也很重要。
(傅敏整理)
(摘自《傅聪，望七了!》，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4年11月版，定价：35.00元。社址：天津南开区迎水道7号，邮编：30019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