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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人的长征

2005-05-01 14:16:00 来源:书摘 [英]李爱德 马普安 著 姜忠 译  我有话说

70年代还在英格兰上中学时,我们只知道一件有关中国的事情:如果那些穿清一色蓝制服的中国人在同一时间跳起来再落地,大海会掀起巨浪,会把我们这些住在西方的人统统淹没。如果老师那时问我们长征的

事情,我们可能会认为那是一种寿命超长的电池,LongMarch(长征)在英文里听起来就像一种电池的名字。

在柯彻斯特的大学里,我们开始阅读严肃报纸,有时会读到一些关于中国的报道,有关共产主义,或有关中国那令人惊叹的经济发展。“长征”这个词对于我们也不再陌生,因为报纸上常会出现诸如“中国迈向繁荣的新长征”这样的标题。

2000年5月,重走长征路的念头突然出现在我们的头脑中。那时我们正在贵州黎平县旅游,偶然听说红军曾在1934年经过这里。这个地区没有平原,山上几乎每一寸土地都被开垦成梯田,只是在山顶处有几棵孤零零的矮树――因为那里的土壤太贫瘠了,空间又十分有限。这样的风景本身就是一种劳动的壮举。农业仍然保持着工业革命前的状态,人们使用水牛和木犁在田间耕作。

我们想象着65年前红军战士在这里艰苦跋涉的情景,他们一边要在迷宫般的地形中寻找出路,一边还要在整个途中与敌人奋战。我们不知道这里经历了多少变化,我们意识到,如果那些长征的旧路还在,那些路以及路上发生的事情可能会给人们很多启示――帮助他们理解中国的过去,还有它的现在。

我们要重走这条路,必须靠我们的双腿。

红军都遵守三大纪律,我们也为新长征制定了自己的三大纪律:

第一条:不坐车

第二条:如果因为某种原因必须坐车,事后必须回到坐车起始点继续步行前进。

第三条:不必两次走同一条路线。

还有第四条,也叫X纪律,我们希望它永远不要被实施。

X纪律:在别无选择时可以坐车,比如医疗救护、遇到警察或其他中国官方代表的阻拦时。

在“长征第一渡(毛主席1934年10月18日就是从这里出发的)”这里,河水水流徐缓,大约有70米宽。距岸边约50米的河面上,几条挖泥船在石头堆中忙碌着,引擎轰鸣。别处的水面都很平静。我们10月16日到达那里的时候几乎看不到太阳。来欢送我们的人包括一群当地的干部、当地电视台的摄像师、报纸的摄影记者刘正,还有几个好奇的早起的人。

我们的朋友在第一渡纪念碑下扯起一块红色条幅,上面用中英文写着“长征2002从这里开始”。

我们跨过“长征第一桥”,在这个阴沉沉的日子里,看起来我们的前景并不比68年前的红军更乐观。

  遵义:不可承受之重

……遵义的垃圾箱之多让我们惊叹,这也许是我见过的最干净的中国城市。当然,我的说法可能有些夸张,但是,长征三个月以来垃圾堆随处可见的场景与这座城市确实形成强烈的对比。

我们一行七人,两个新长征者,贾霁、遵义副市长、贵州省旅游局局长和副局长,还有一位88岁的老红军,一同在遵义宾馆的会议室出席了一个新闻发布会。我们头顶上挂着一条红色横幅,上面写着:庆祝遵义会议胜利召开68周年两英国学者重走长征路新闻发布会。

来自省内多家旅行社以及省级、国家级电视台和报刊的100多人参加了发布会。爱德盯着老红军王道金,他发现王道金戴了一顶棒球帽。爱德再看看马普安,一身红军军装,他忍不住乐了。

毛泽东和他的支持者利用在遵义的修整时间,开始逐步掌握对党和军队的领导权。会议旧址就是当地军阀柏辉章的家,离我们住的遵义宾馆大约300米远。柏辉章的房子是一座两层小楼,按照富裕的欧洲标准来评判,这里实在有些局促。房子采用青砖建造,砖缝勾着白泥灰,楼上还有一个全封闭的阳台。哈里森・索尔兹伯里称之为“军阀式的时髦”。

周恩来和夫人邓颖超住在楼上的一间屋子里,朱德和夫人康克清也住楼上,军队总部设在楼下。会议室在楼上,椅子已经没有了,原来用过的桌子还保留着。博物馆主任让我们隔着栅栏看了一会儿,以缅怀其伟大意义。但第一次去时有很多人跟着我们,我们实在难以在聚光灯下深思。

于是第二天我们又悄悄地折回去,想象着69年前这一天的情景。1935年1月,18个人围桌而坐,仅有的一个外国人,李德,在翻译伍修权的陪同下,坐在门旁的旮旯里。这是一个非常别扭的位置(他的处境也很糟糕),因为大多数时候会议的矛头都指向了他。毛泽东批评了第五次反围剿斗争后错误的军事战略和战术。

索尔兹伯里写道:“李德是一个感情不外露的人。他拘谨古板,通常只是像块石头一样坐在那里,发言的时候才动一下。现在他的愤怒全写在了脸上。博古讲话时他的脸涨得通红,而当毛泽东发言时他的脸色变得煞白。他依然坐着,一动未动,只是一支接一支地抽烟……”

伍修权也越来越烦闷,翻译得错误百出。

在一篇主要发言中,毛泽东界定了“我们”,也就是毛泽东和他的支持者,与“他们”之间的界限。毛泽东赢得了绝大多数人的支持。

“不论对或错,李德都会觉得如坐针毡!”马普安说,“想象一下,屋子里的所有人都用责备的眼神盯着你,你却不明白是为什么。你傻呆呆地坐在那儿,批判声不绝于耳,你想知道他们到底说了什么,还得靠翻译。”

“况且,你的对手完全处于上风。”爱德说。

会议在晚上召开,通常是7点开始,持续四五个小时。这样的唇枪舌剑持续了三天。”

现在,会议室很安静,只有警卫和闲逛的游客偶尔经过的脚步声。今天没有旅游团。与这里一墙之隔,外面的市区熙熙攘攘,呈现出一派平和、繁荣的景象。今天,这座城市已十分现代,超市面积巨大、商品丰富,时髦的购物中心和宽带网吧也比比皆是。但这座不楼里面曾发生过的事情影响了数十亿人的生活。每个人的故事,或好或坏,都与这间空屋子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遵义会议没有进行正式投票,但对毛泽东言论的接受意味着权力中心在向他和他的支持者转移。历史上将长征分为两个阶段:遵义会议以前博古和李德的错误领导、遵义会议以后毛泽东的正确领导――是他挽救了红军。

我们问王道金是否记得李德。

王道金说:“见过,在遵义会议。会议后他还是跟着部队走,开始时骑马,以后条件艰苦,自己走路,没职务了。”

李德自己坚持说他从未掌握过领导权:“我被指责‘在军事委员会中一人独揽大权’和‘废除集体领导’,一个外国顾问,没有任何权力,有语言障碍,并且从不和外面联系,怎么能做到上述两件事呢?只有毛泽东知道我的神奇能力从何而来。”

在遵义,大量的冲突、知识的局限以及历史的厚重压得我们透不过气来。是该离开的时候了。

  毛泽东留下的女儿

毛泽东的妻子贺子珍开始长征的时候,已经怀孕五个月,一渡赤水后生下一个女儿,但这个孩子立即就被送到一个农家寄养。长征路上是没有办法养孩子的。

后来这个孩子没有了任何线索。索尔兹伯里1984年采访过一些长征幸存者,但没能查明孩子准确的出生地点,就连毛泽东的警卫员吴吉清――他曾经照顾过贺子珍――也说不出确切答案,只是告诉索尔兹伯里,可能是在四川的白沙、贵州的枫香坝或是云南的扎西。

讲解员罗红芳把我们带到扎西博物馆一个很小的展区,那里全部的展品都是关于长征女战士的。罗红芳给我们讲起了当年的故事,还告诉我们两个过去不曾耳闻的细节。

2003年2月18日,第126天,我们在威信县天池找到熊化芝老人.她是毛主席失散多年的女儿吗?

一个细节就是博物馆工作人员确定那个孩子就生在他们花房子地区,也是在那个村子里张闻天被推选取代博古,对党内负总责。郭璋琼后来证实她曾经拜访过花房子一带的老村民,他们说红军走的时候确实留下了一个女婴。那些村民从来没有考虑过那会是谁的孩子,他们不像郭璋琼知道那么多;贺子珍是当时惟一一个生孩子的红军战士。

第二个细节是在离县城30公里的一个山村里,有一个老妇人据说可能是被留下的那个孩子。

刚过晚上7点,我们坐在威信县中心一家现代化公寓的厨房里。

炉子另一端坐着的可能就是毛泽东和贺子珍的外孙女――38岁的杨庭艳和32岁的杨庭玉。

杨庭艳给我们讲了她们知道的一切。

“当地一个叫陶云乡的官员一直在研究本地区长征时期的历史,他确信当初这个孩子寄养在一个苗族家庭里。去年年初,他访问了水田一位叫郑明全的老人(水田是位于花房子上方几公里的一个小城镇)。郑明全告诉他,1935年2月时,自己住在花房子。在山上400米的地方有一个苗族家庭,户主叫熊智奎。”

“1936年熊智奎来看郑明全。他非常沮丧地说,有人塞给他一个2岁大的小女孩。熊智奎家非常穷,他想来问问是不是应该收养这个女孩。郑明全说应该没有问题,并说如果需要他可以提供一些粮食。在苗寨里没有把孩子丢给别人养的人。”

“熊家抚养的女孩小名叫‘毛妹’。郑明全说她应该就住在附近,90年代初的时候还来拜访过他。这是1947年毛妹过继给人家做童养媳后,他第一次见到她。”

爱德说:“你怎么能确定毛妹和熊智奎收养的孩子是一个人呢?”

“毛妹的家里没盐巴,她到她姨妈家里拿盐巴,她姨妈给她盐巴后,告诉她她是养(拣)来喂的。她的哥哥欺负她,也说她是养(拣)来喂的。还有就是生日的问题。”

“什么意思?”

“她父亲叫她一定要记住自己的生日是1936年,而他对别的孩子没有这个要求。熊智奎1946年去世,后来他的妻子告诉毛妹,她记住的生日是错误的,她的实际生日是1935年2月。”

爱德看看马普安。1935年2月5日,红军在花房子,郭璋琼确信贺子珍在那里生下了一个孩子。而毛妹作为一个寄养的孩子,也在那里度过了生命中的前10年。

时间没错,地点没错,“收养”的关系也没错。

“我们能去看你们的母亲吗?”马普安问杨庭艳。

杨庭艳有些激动,“当然,我们明天就去,我母亲从没见过外国人。”

杨庭艳12岁的女儿熊启夙站在我们后面,她宽大的脸庞似乎在哪里见过。在这个时候,我们的想象力可能完全战胜了理智。

毛妹的大名叫熊化芝,她在自家大门口迎接我们。他的家是典型的黑木、单层苗族小屋,中央门廊两侧连着侧屋。她的皮肤粗糙没有光泽,脸上的皮肤紧紧箍着骨头,看上去可不止68岁。虽然刚出院,她走路已经不用人扶。她带我们走进右侧屋的前屋,自己坐进黑色炉台远端的裹着棉垫的扶手椅里。她身后的墙上挂着十大元帅骑在马上的海报、一幅文革时期的锡制毛主席浮雕像,还有一张赵薇在《还珠格格》里的剧照。熊化芝冲我们笑着用手势示意我们坐在炉台边的长椅上。

熊化芝对自己的家庭背景知之甚少,她把她了解的全都告诉了我们:父亲去世后,母亲如何带她到的四川,又如何在1947年返回天池,以及她如何被告知自己的真实出生日期。

“你母亲有没有给你解释,为什么当初要告诉你错误的生日?”爱德问。

“没有。”

“你从没问过吗?”

“没问过。”

草地艳阳

2003年9月26日,第346天,草地过去啦!不过这张照片刚拍完,马普安的手杖就落下来打中了爱德的脸。

我们听到的有关草地现状的报道相互矛盾。人些人说草地干了,藏族牧民在那里定居;另一些人则撅起嘴说那里的沼泽依然可以致人于死地。

这次,没有争论:我们将找一个向导,他会把我们从毛儿盖带到一个叫朵里台的地方。有人告诉我们那里有食品、有住宿的地方,甚至还有电话。朵里台有一条路向北通向班佑,红军从那里走出草地。毛儿盖所有的人都说,这是红军右路纵队走过的路线。

在老红军的记忆中,草地比雪山更大更恐怖。1935年这里只是一片荒地,什么也没有。有些人陷入沼泽中,遭遇灭顶之灾,更多的人被活活饿死,或因疾病和饮用受污染的水而虚脱。他们不害怕炸弹和子弹,但草地让他们不寒而栗。

上八寨的夜晚空气澄澈而寒意逼人。我们准备出发时看到屋顶的霜花闪闪发光。镇子里的台球桌覆盖着一层薄冰。邱嘎尔(藏音)把我们的装备装上一匹年老的白色驮马――阿加(藏音)。我们要先走两天到朵里台,这两天相对来说比较轻松,我们两个新长征徒步而行,我们的向导骑着一匹叫果实(藏音)的黑马。

开始的几公里路程,太阳炙烤着山谷,我们开始脱衣服。田地被阳光映照得金光闪闪,上面点缀着蓝色的野花,小溪穿过田地,翻滚着汇入毛儿盖河。中午时我们身上只剩下T恤,但云彩不时遮住太阳,温度随即降低几度,我们又必须穿上衣服。这里的气候反复无常。下午温度计显示为25度;午夜时却降到零下5度。

我们回到自己的帐篷时,爱德意识到他犯了一个大错误。他在3400米的海拨高度却喝了咖啡,这意味着他晚上要多上几次厕所,但现在在帐篷外面全是巡逻的藏獒,没有戴锁链。它们被我们这些奇怪的帐篷激怒,情绪激动地叫着,马也因为受惊,高声嘶鸣。这种情况连睡觉都不可能,更别说到帐篷外面了。我们紧握着防“狼”喷雾剂,爱德则在橙子口味的“第5季”空罐里小便。

我们穿过“过西沟”以北的河谷时遇到很多牧人。这里的草地不是我们在书上看到那样,也不是老红军讲的那样。我们只是偶尔碰上沼泽,从中隐隐感受到那些老红军描述的恶梦般的场景。丛生的野草从浅水中冒出来,也许那些水塘只是看着比较浅吧。草踩上去软软的,好像没有要基,但你也可以在上面走,还是比较安全的。但要是不小心踩进水里,你的脚就好像被地面吃了进去,有劲使不上。出于研究目的,我们在沼泽的边缘进行了试验,然后就跟在邱嗄尔身后绕来绕去,他的马有寻找结实地面的本能。牦牛也是找路高手,从来不往沼泽里走。

“这里的草地一直是这个样子吗?”爱德问,“1935年时这里有牧民吗?”

“没有,”邱嗄尔说,“那时没人住在这儿。但草地很早以前就干了,然后就有牧民来这儿住。”

“还有没有真正的草地,就像红军当初走过的那些?”马普安问。

“我想可能有吧,红原那边就有那样的草地。”邱嗄尔说。

翻过“过西沟”的山,地形并没有什么变化,但因为海拨的关系,行程还是让人筋疲力尽。每座山看上去都一样,山谷通向四面八方。我们没有直接去朵里台,而是为了安全,向东走上通往松潘县城的路。在我们的想象中,草地应该是一马平川,但眼前似乎只有山谷连着山谷。天黑后两个小时,我们爬上了令人窒息的3700米最高峰,在山顶上我们最终看到了朵里台。饭店只剩下鸡蛋炒饭,我们吃完饭就在地板上呼呼大睡。邱嗄尔要在日出前回家。我们都太累了,甚至没有彼此道再见。

一位中年藏族妇女在路边的几个帐篷中开了空临时商店。一座帐篷的一边是一堆码放整齐的空啤酒瓶,方便面袋、各种塑料和纸包装袋扔得到处都是。马普安有点受不了了。这是他到过的最偏远的地方,荒蛮美丽,到处都是魂灵,到处也都是垃圾。他严肃地对那个女人说:“你们为什么不把这里打扫干净?你不知道这太有碍观瞻了吗?”

她一脸茫然。

从第四天傍晚开始,山谷逐渐变窄,布满灌木茂密的沼泽,又大又凶的蚊子也出现了。第五天中午,我们到达了第一个永久聚居地――包座牧场,寺庙、棚屋、栅栏,还有学校和政府新盖的砖房杂乱地挤在一起。那里有一座商店,店主问我们是不是可以从英国给他寄一台摄像机。

“我会给你们付钱的”他保证。

红军右路纵队在班保佑村走出草地,那是包座牧场以北10公里的地方。

初见班佑,觉得它由地平线上的一条条竖直短线组成。走近一点,我们看到很多旗杆。旗杆之间扯起无数彩旗,像无数船只都扬起了风帆。下面是黑土房,盖屋顶的泥和着草根加固。其他的房子都是崭新的红砖结构,就像某些英国农村的景象。房子一座挨着一座,和高耸的祈祷旗比肩而立。

一个穿藏袍的年轻人走过来。

“最好确认一下我们没走错地方。”马普安说。他向年轻人打招呼,“对不起,这是什么地方?”

“班佑。”年轻人说。

地图上有两个班佑,爱德想得到更确切的信息。

“红军曾来过这儿吗?”爱德说。

“红军?对,他们来过这儿。”

我们15天没有洗漱了,像是浑身散发牦牛味道的流浪汉。在一些生命的紧要关头,又总是想不起那些豪言壮语。我们只是笑,像两个没头苍蝇。爱德又从他那些陈词滥调中找出一句:“我们已经度过难关了。”

图注:2003年2月18日,第126天,我们在威信县天池找到熊化芝老人。她是毛主席失散多年的女儿吗?

熊化芝老人与也的女儿杨庭艳、杨庭花、杨庭玉。郭璋琼摄

2003年9月26日,第346天,草地过去啦!不过这张照片刚拍完,马普安的手杖就落下来打中了爱德的脸。

  (摘自《两个人的长征》,长江文艺出版社2005年1月版,定价:23.00元。社址:武汉雄楚大街268号湖北出版文化城B座9-11楼,邮编:43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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