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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读“青春小说”

2005-05-01 16:55:00 来源:书摘 止庵  我有话说

经常见着“青春小说”的提法,好像还没有谁给下过确切定义。陀思妥耶夫斯基所著《少年》虽然未必算得青春小说,开宗明义一番话,却道着此类作品的要害:“我忍不住要坐下把我踏上生活舞台的最初经

历写出来,......”一个人先前是“少年”,继而“踏上生活舞台”;青春小说所反映的,就是由未成年人向成年人的转变过程,亦即所谓“成长”。若要划个范围,不外乎以下三点:一,写“踏上生活舞台”之际的青年人的;二,这样的青年人写的;三,这样的青年人读的。这里第一点无可置疑;而且不止写到青春,还得专写青春才行。

这就涉及一个现成的文学概念,即“成长小说”。青春小说正是一种成长小说。按照巴赫金《教育小说及其在现实主义历史中的意义》一文的说法,成长小说“塑造的是成长中的人物形象”。青春小说则限于表现人在“青春”这一具体时段的“成长”――对于人生来说,变化或许最为显著,最为关键。不过论家谈及“成长小说”,往往以“成长”涵盖一生一世;巴赫金举的例子,如歌德的《威廉・迈斯特的漫游时代》和《学习时代》、狄更斯的《大卫・科波菲尔》、罗曼?罗兰的《约翰・克里斯朵夫》等,所写都不限于青年时期。所以青春小说是成长小说,成长小说却不尽是青春小说。

把青春小说归为成长小说,还有一个问题。后者原本专有所指:“在德国,‘成长小说’通常表现一个人通过克服自己的幼稚等缺点后,把自己改造成为一个‘成人’,一个被社会尊敬的人。某种程度上,这种类型的小说是为了象征民族国家的‘成长’。”现在使用“成长小说”这一概念,则不再为上述模式所囿,甚至对其有所颠覆。这是因为关于“成长”,关于人与社会的关系,理解已与既往大相径庭。正如不少作品所表现的,“一个人”也可以“成长”为另外一种“成人”:他未必非得“被社会尊敬”;而以拒绝接受既有价值观念的姿态,成为这个社会的一员。这样的成长小说或青春小说,据我所知,可以追溯到歌德的《少年维特的烦恼》;以后雷蒙・拉迪盖的《魔鬼附身》、塞林格的《麦田里的守望者》和阿兰・西利托的《长跑运动员的孤独》等,不仅一脉相承,而且变本加厉。

将末了两部作品作一比较,更能看出此种变化趋势。在《麦田里的守望者》中,十六岁的霍尔顿虽然质疑一切,基调却是感伤的;他也许是为自己不得不采取这一立场而感伤。在他身上,“成长”与其说体现为肆意妄为,不如说是手足无措。小说结尾暗示霍尔顿终将成为芸芸众生的一员,而他对此仍然满怀迷惘、不明所以。在《长跑运动员的孤独》中,仅仅比霍尔顿大一岁的史密斯则对自己故意输掉长跑比赛、让教养院长指望落空的计划从未动摇,自始至终都在愤怒仇恨。借助此举,他把自己彻底定位为社会的反抗者。从霍尔顿到史密斯,西方青春小说完成了关于“成长”的观念演变。

再来谈第二点。须得声明一句:我说“这样的青年人写的”,并非对作者年龄特别有所限定。上面提到的几本书,《魔鬼附身》是拉迪盖十七岁即作品出版三年前写的;甫一面世,他就死了。歌德写《少年维特的烦恼》时二十五岁;塞林格写《麦田里的守望者》,西利托写《长跑运动员的孤独》,大概都过了三十岁了。在这些作品中,作为叙述者的主人公都是青年人,他们干的是青年人的行径,书中表达的也是青年人才有的想法。所谓“青年人写的”,就是这个意思。相比之下,就中反倒要数《魔鬼附身》里的“我”最是老成,他对于人生的洞彻,行事的大胆,以及叙述口气的镇定,令其他几位相形见绌。

康拉德有篇作品直接以《青春》(Youth)为题,在我看来,却也不能算青春小说,而该与他同样以海洋为背景的《水仙花号上的黑水手》《走投无路》《阴影线》等归作一类。对于主人公马洛来说,“青春”虽然构成所述故事的主体,却在二十二年前就完结了,如今只存在于他的追怀之中。不管马洛过去如何,反正叙述时他已经不处于维特、《魔鬼附身》里的“我”、霍尔顿和史密斯那个青春当下的立场,而拥有一个在此之外的视点了。所以说那几本书是“青年人写的”,而康拉德的不是。讲到这里,倒是可以有个说法了:青春小说是指不仅以青春为题材,而且以青春为本位的一类小说。

至于第三点,似乎用不着多说,青春小说当然首先是写给年青人看的,――就这一点来说,与“儿童文学”、“成人文学”不无类似之处。然而诸如上面提到的几部作品,却又不为此所限;而且其中寓意,恐怕多有一点人生阅历才能领悟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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