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束星北:罕见的知识分子

2005-07-01 11:44:00 来源:书摘 刘海军  我有话说

  束星北其人

对束星北来说,三四十年代的浙江大学是他辉煌的坐标,此后,每每况愈下,再也不曾回到那个高点上。换句话说,他是一条大河,源头曾经波涛汹涌激流澎湃,可是随

着百曲千折,一路而下,这条大河却日趋萎缩干涸,到最后以于让人很难想像他辉煌与伟岸的当初。

束星北的个性鲜明如刃,在一代知识分子中极为罕见。束星北形象也甚是奇特,在浙大或山大一些师生眼里,个性和才华一样杰出不凡的束星北简直就是造物主创造出来的奇迹:“他是个彪形大汉、身高体宽、犷武魁伟,大概只要用一个手指就能把人提起来;他又是个生活在沉思中的人,无论上课、走路都在沉思,说的话又那么发人深省。造物主真奇怪,把两种截然不同的人――大力士与哲学家――揉(糅)合在一起了……”①

在学术或教育方面,束星北和多数老一代科学家和教育家一样,严谨认真,从不暧昧苟且,只要发现问题,不管对方是谁,一定要当面指出。与他打交道,若是没有实力底气,是架不住几个回合的。在学术报告会上,无论主讲人名气多大,学问多深,一旦发现下面坐着束星北都禁不住心惊胆战。他会提很多问题,常常会将报告人问得张口结舌,惊惶失措。当然回答不出是常事。

  于良(青岛海洋大学物理系主任,20世纪50年代山东大学助教、束星北的学生):在学术上,束先生的做派与众不同,他身上有一种“霸气”,这当然与他深厚的专业基础和出众的才华有关。他不分场合,不讲方式,也不分对象,常常弄得人下不了台。我曾听束先生当年在浙江大学的同事说,束先生即使对他的至交王淦昌也是如此,在浙江大学,两人在物理学术报告会上,常常为一个学术问题争吵得不可开交,有时甚至怒目相向,面红耳赤,好像恨不能要将对方揪起来。但是这样的“争吵”,并不影响两人的关系,他们过后即忘,友谊随着“争吵”而越加深入。他的这种不讲情面、不讲方式的“脾气”,让很多人(特别是一些名家)尴尬不安,有人婉转地提出批评,他当面也认账,可过后仍我行我素。

束先生是1952年下半年来山东大学的,他到学校不久,就发生了一件事,让我们彻底认识了这个早闻其名而未见其人的“束大炮”(束大炮是束先生在浙江大学时,同事赠给他的外号)。这年年底,在学校大众礼堂召开了一次重要的学术报告会,主讲人是中国最著名的热力学家王竹溪先生。

那天,大众礼堂座无虚席。物理系、数学系的教师,教授们大都到场了,华岗校长和一些校领导也来了。王先生的学术报告内容广泛,他介绍了国内热力学的学术状况,也谈到了国际上的最新动态和发展前景。当然更多的是谈他自己的认识和成果。他一边讲着一边随手在黑板上写出一些流畅漂亮的公式或重要的概念。学术报告大约进行了将近50分钟时,坐在前排的会议主持问:用不用休息一会儿。意兴盎然的王先生说不用。他正准备继续讲下去的时候,一个身穿蓝色长袍高大魁梧的先生走向讲台,他也不做任何解释或开场白,在人们疑惑的目光里,他将双手撑在讲台上说:我有必要打断一下,因为我认为王先生的报告错误百出,他没有搞懂热力学的本质。他捏起粉笔一边在王先生几乎写满黑板的公式和概念上打着叉,一边解释错在哪里。没人说得清这是怎么回事,大厅上空沉寂了好一阵子后,我听有人小声嘀咕说:束星北、束星北。我一入校就知道了束星北的名字,却一直无缘得见,没想到在这样的场合里认识了他。

最难受的应该是王先生,他呆呆地“干”在一旁,上也不是,下也不是,会场主持人也不知如何是好,只能拿眼使劲地瞅华岗和其他领导。会场发出了一阵骚动。束先生好像根本就没有看到别人情绪和反应,也不在乎别人是什么样的感觉,一味在那里“正本清源”。大概是见华岗没有反应,会场渐渐平静下来,束先生一口气讲了大约有40分钟,也可以说,是对王竹溪“清算”了近40分钟,这期间,王竹溪一直尴尬地站在一边,主持人几次让他坐下来,他都未从。

王先生是周培源的大弟子。据说他回到北京后,曾到周培源先生面前哭诉。大学的有关领导也认为此事有损王先生的面子也有损山东大学的名声,专门找束先生谈话,束先生却说,有些东西他没从根本上讲通,我自然看不下去。过去大学都是这么做的。堵得领导没脾气。

束星北同人们早已习惯的传统知识分子形象不同。他是个棱型复合体,身上的每一个棱角都异常地锋利鲜明。与那些外圆内方、以柔克刚、“从善如水”的知识分子比较起来,束星北更多的品质是黑白分明、刚直不阿、心口一致,最见不得不公与黑暗。在学术上,他实事求是、锱铢必较,毫无客气可言。在生活中,他也是如此(有人因此说他脑子不会打弯,将学术作风带到了生活当中,是有一定道理的)。为了真理或正义,他甚至不惜牺牲自己。在熟悉人的眼里,他的秉性品质,很容易让人联想起历史上那些率真、豪爽的英雄人物。

这样的品性,使他遇到什么事情,都不会回避或沉默,因而,学校发生的一些大事,总能与他挂上钩。

“苏步青事件”

  于明远(某大学党委副书记、20世纪40年代浙江大学物理系学生):40年代的学界,束星北的大名无人不晓,他身材高大,操着一口苏北口音,嗓门洪亮如钟,腰板笔挺,像军人一样(时时低头思考问题时,那腰板也是笔直的)。他是浙江大学体态特征最为明显的教授,听说过他的名字的人只要见到他,不用介绍就能对上号。我进校之初,最先知道的两个人就是束星北和王淦昌,两位都是学生们崇拜的大师,好像束星北的名字要响亮一些。在我的印象里,束星北很像传奇中英雄豪杰式的人物。他曾为了实验设备材料竟与学校总务主任动手过招,飨以老拳,打肿了总务主任的脸;看到缺衣少棉的学生在课堂上冻得发抖,会毫不犹豫地脱下自己的棉衣给他穿上。

这些事都是听说的,亲眼所见的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事情之一应该是“苏步青事件”。

“苏步青事件”发生在知识分子思想改造之前的“三反”(反贪污、反浪费、反对官僚主义)运动中,“三反”运动本来是上面实行精兵简政和增产节约的政治运动,按说,这个决定与知识分子没有什么直接关系,可是它既然是一场全国性的政治运动,自然要把知识分子包括进来。

“三反”的第一项就是反贪污,所有的教授们都得参加,都得从自己查起。这确实让人非常尴尬,不说吧,显然不行,因为是运动,谁也不能回避。要说呢,又没的可说,一些教授(绝大多数教授)只能把一些鸡毛蒜皮事件当做贪污来说。如谁借了图书馆一本书忘了还,谁使了公家的桌子忘记登记,谁用了学校的一些纸张或书钉等等。

最初,大家都没太在意,认为挖了鸡毛蒜皮的就过关完事,可是随着运动的深入,开始背对背揭发,有些人的历史问题被陆续揭发出来,教授们才感到运动的压力了。苏步青也就是这个时候被人参了一本,成为“重点”的。

苏步青是中国最优秀的数学家,浙大最早的部聘教授,苏步青的人品也深为人们称道,他待人诚恳,为人和善,遇事能让则让,在生活和工作上,从不与人争长论短。他又是放牛娃出身,历史上没有任何问题,是浙大公认的大好人。谁也没想到这样的大好人会绊在“三反”运动上。

节约检查委员会的负责人找苏步青谈话,告诉他有事情没交待,向党打了埋伏。苏步青不知道打了什么“埋伏”,他认为自己清白无瑕,奉公廉洁,绝不做贩夫走卒之流的事情。可是当人家让他仔细想想,浙大南迁时,他是不是保管过一些仪器,他才如梦初醒,知道中了人家的暗箭。

抗战爆发,浙大在竺可桢率领下西迁时,也开始了有史以来的大搬家,大的设备仪器由学校委派专人负责,部分小的仪器和设施便分散到各系。由于数学系的东西由苏步青保管的最多,再加上归还仪器时,有几把长条凳子落下了(与学校打了招呼的),有人便作出了他贪污的推理。上面正愁没有典型,苏步青贪污一事便被牢牢抓住。

浙大搬迁是个了不起的事情,仪器、图书、设备多得不可胜数,可是近万里战火行程,没一件(本)损坏也没一件(本)遗失,这是个不争的事实,上面还专门表彰过事。按说,这事无人不知,可是却没有人站出来为苏步青讲话。

有人说,经过“知识分子思想改造”之后,知识分子才发生了变化,学会了乖巧,学会趋炎附势、见风使舵,其实不然,趋利避害、趋炎附势是人的本能,很多人的所谓科学与民主的精神早在打着小旗走上街头时就丧失了。因而,这个时候,束先生站出来时就显得很孤单。

束先生一开始就对“运动”很有抵触,他认为让一些清清廉廉的教授去扒翻“鸡毛蒜皮”,实在是有辱人格。他曾串联了一些人,去学校提意见,为苏步青讲话。可是一到动真格的了,那些一度曾信誓旦旦、义愤填膺的教授便开始支支吾吾,王顾左右而言他。苏步青一向把名誉看得和生命一样,思来想去,怎么也想不出既能保节又能保命的路子,便想以死来证明自己的清白。

束先生得知其情(束先生当时与苏步青住邻居,消息是其妻子苏松本告诉他的),先生稳定了苏步青的情绪,而后就闯进了设在院办的运动核心小组办公室。据称,当他怒气冲冲地闯进办公室时,节约委员会主任正在和人谈话,他冲着那人说,你知道苏步青是什么人吗?你们算个什么东西。还没等那主任醒过神来,揪鸡似的,上去就把他从椅子上揪起来,一拳打过去,那主任就被打得鼻口蹿血,摔出好几米开外。

苏步青解脱了,束先生却因殴打革命干部,抗拒“运动”,成为浙江大学斗争批判的罪魁。

与很多同代的清高矜持的知识分子一样,束星北对政治(官场)尚抱着戒心与距离。在他眼里,政党,无非是为集团利益服务的。因而从本质上讲,任何政党都是一样的,所谓区别不过是好坏高低的区别。“只是政客想抓权的‘漂亮话’,全是些‘狗皮膏药’。”

对于知识分子同党的关系,他认为是“朋友”或者“主与客”的关系,把自己看成是“客人”,“党是主人”;如此,他与政府的关系便是“东家”和“雇主”的关系。他认为自己是“被党聘来的教授”,学校是“聘老师的东家”。这样从心态上讲,他便将个人与党的关系放在一个对等的关系水平上:“你们主人是请我来教书的,我并不是白吃你们的饭。”⑦

浙大期间,师生们都知道束星北的“政治态度”,他从不掩饰对这个“灰色物质”的反感。他最厌恶的就那些热衷于政治、党派的学生和同事。如果是他的学生,他一定要严加管束或“挽救”,如果是他的同事或朋友,他就会同他们疏远。束星北认为,政治就是政治,学术就是学术,它们是两个完全不能相碰的“专业”,一旦掺和在一起,势必要出问题。在他的眼里,人的标准也被简化为“好人”与“坏人”:“‘好人’是‘公正无私’、‘没有害人之心’、‘爽直忠诚不虚伪’,反之就是‘坏人’……肯为别人牺牲自己的人是‘好人’,为自己而牺牲别人的是‘坏人’……而政治或立场,往往会将人的面目弄得晦暗不清,以至失去人的根本的东西。

抗日战争期间,受强烈的爱国心的驱使,束星北曾一度中断自己的前沿课题研究,专门研究军工武器,如无人驾驶飞机、无人驾驶舰艇和激光武器等。后被国民党军令部借调到军令部专门研究雷达等军工武器。在军令部,束星北可谓一路顺风,薪水高达一万余元(在当时相当于两个上将的薪水),并委任他为技术室副主任(虚职)。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军令部为了留住束星北,对他加官晋爵,想正式委任他为军令部技术室主任,束星北以从不与任何政治政党相涉为由拒绝。军令部为此而颇为恼火。

用生命维护宪法的尊严

在“反右”中,束星北的“极右”的帽子戴得有点冤。除去捍卫“法制”和批判“宗派主义”两篇文章,他在整个“鸣放”时期的表现并没有出大格。与一些锋芒毕露“恶毒攻击”的人比较起来,束星北的问题应该不是最为严重的。

  于良:与多数人比较起来,束先生在鸣放运动中,表现理更为克制更有理性(这让一些曾认为他勇猛直率有余而理智克制不足的人着实吃惊)。1957年6月1日,光明日报总编辑储安平在中共中央统战部邀请各民主党派中央负责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举行的第十一次痤谈会上向毛主席、周总理提了意见,其中批评“党天下”现象的直言相谏最令人震惊。第二天人民日报第二版报道了储安平的这次发言。当时正是鸣放的高潮,储平安一语惊天下,道出了很多知识分子的隐衷。刘洪宾和王普(物理系的著名核物理教授)很受感动,认为山东大学的教授们也应该作点什么,于是决定联名给储安平发声援电报,以此表明态度。可是一份汇集了几十名著名教授签名的声援名单送到束先生手里后,又被原样退了回来。他反对这种做法。他说这种做法太刺激太敏感。会给上面造成一种不好的感觉。刘洪宾、王普虽然有些不悦,但还是听从了他的建议。

“鸣放”的高潮中,陆侃如提出了取消常委制建立校长负责制的建议。陆侃如是山东大学副校长、民主党派人士,他一向小心谨慎,寡言少语的,因而,他的意见让不少人感到吃惊。陆侃如曾考虑自己斗胆提出这一建议肯定要遭到不少人的非议或反对,但是他没有想到第一个起来反对他的却是束先生。束先生的反对理由很简单:不现实,没有任何可能性。在中国不能取消党委制。陆侃如没有听从他的意见,以此作为专题组织召开了九三学社会议。束先生没有参加他的会议。结果陆侃如因此而成为仅次于他的第二号右派。

“鸣放”的闸门打开后,很多人失去了理智。特别是“鸣放”后期,学校已有失控的趋势。比如,有些鸣放会,成了个人的攻击会,“民主讲坛”的言论越来越充满火药味,“民主墙”一些大字报上,出现了不堪入目的个人隐私。很多学生放弃了学业,整天聚集在“民主角”或学校行政大楼前讨论中国的前途与命运。束先生对这些现象感到忧虑,他担心这样下去,会走上歧路。可是正值运动的高潮,他也不好说什么,只是与一些相近的人谈到自己的忧虑。不过当一些学生因为青岛日报没有像北京、上海那样浓墨重彩地报道大学的“鸣放”,决定游行示威时,他出来阻拦了。他先是挡在那些血气方刚、焦躁不安的学生面前,让他们不要丧失理智,要遵纪守法,接着他又跑到晁校长和崔书记那里,让他们出面维持秩序“抓主动权”。他那时当然不会预测到运动的走向,却感觉到,这样“乱”下,鸣放会走向反面。

“鸣放”之火熊熊燃烧起来,人们期待着束星北高举起大旗,带领他们将这把“鸣放”之火烧得更旺更足。可是大起大伏的经历,使得束星北的思考与那些一味申冤诉苦的人拉开了距离,他更加关注思考的是知识分子命运背后的东西。束星北已大致意识到没有或缺乏法制或法制意识,是造成这一切问题的根源。1954年中国尽管出台了第一部宪法,但它的精神远远没有普及到广大群众中间,甚至也远远没有在知识分子中普及。上上下下的管理和管制仍沿用着祖宗的老路子。而这恰恰是他和这个民族的悲剧所在:“回忆我自身在肃反中被斗的情况:老婆被斗得回家大哭,手臂青伤,几次计划全家自杀,气象研究遭到严重打击,一个在部队里工作学习都好好的大儿子也因我的原故被斗,又有好些朋友也被划在我的‘反革命集团’之内……又由于我认为‘自由争论’是发展科学的主要因素而现有的人常因为持不同的意见而被斗,因之使我认为‘保障宪法的实施’是克服这些缺点的最好的保证。认为再在新社会里养成严格遵守宪法的风气刚是‘最理想的社会’。运动中的偏差就可以避免,科学文化就可以在我国前无古人地勃兴起来,为了这件事,我曾在1957年3月将此问题提请毛主席注意。”

束星北认为要想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的问题,就必须在广大人民群众中养成认识法律依靠法律捍卫法律的习惯和意识。目标锁定后,束星北不是把它作为一种自我宣泄的渠道,而是把它当一门科学来研究。在束星北眼里,政治也是一门科学,要做好这门科学,就必须恭恭敬敬地拜这方面的专家当老师。因他不熟悉“政治圈子”,便让刘洪宾帮他介绍了号称青岛第一马列主义才子、教育局局长王桂浑作为他的政治教师。

  王桂浑(离休干部、20世纪50年代为青岛市教育局局长):最初,束老是由刘洪宾介绍给我的,说是拜我为师,我并没认真。政治怎么学?我们国家的政治有两种,一种是书本上的,另一种是发生在我们身边的无处不在的政治。书本上的自不待言,可我们生活中的政治呢?也许是一句话,一个眼风,一种势头,一个心情,都可能是政治。或者说,不定哪一天,发生了一件什么事,我们的生活和很多人的命运从此就改变了。这东西是一种感觉、一种经历,一种道业,一种磨练,能教吗?好在束老的“政治学习”基本上属于法制咨询。我所能做的,无非是给他推荐一些有关书籍和提供一点“方法”。书籍大致有《资本论》、《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毛泽东的有关著作以及国外的一些法律书籍。我没料到的是,束老对这项工作如此地认真。有一天,我去他家串门,见那些书大都摆在书房的书桌上,几乎每一本书都夹着写满笔记或心得的字条。等案头工作准备得差不多了,他又开始为自己的课题做社会调查。直到5月底,他将写好的讲话稿拿给我定夺。我没料到他的文章写得如此之好,我觉得即使是专门从事这个职业的专家也不过如此。我说,束老,凭这篇文章,你可以当法学教授了。我真有点嫉妒你了,你要是这样干下去,我用不了多久,就好失业了。他很认真地问我,当真?我说当真。尽管有我的肯定,他还是忧心忡忡。他认为,碍于身份,无法从专业的资料室或档案馆得到资料,多数证据只能从朋友同事那里间接得到,这是做文章的大忌,只是限于时间和条件,也只能如此了。他决定将自己的这一段学习成果拿出去。

束星北很快就变成了个普法专家,在一些场面上,只要发言,就谈法律与法治,对事不对人,大都是些分析。这让一些视他为英雄、拥他为旗手,想跟在他的身后欲将“革命进行到底”的人不解。他们觉得这样泛泛宣传不过瘾,与大学的现实没有直接挂钩,也有人以为他听到什么风声或受到了来自上面的干涉或暗示。

束星北的“课题”直到1957年5月后期的山东省委宣传工作会议上才显示出了威力,在这次会议上,束星北作为山东大学的代表做了题为《用生命维护宪法的尊严》的发言,立刻就产生了强烈的回应。对于来自全省各地的知识分子和民主人士来说,他们的处境经历大体相同,他们久盘在心底的疑团和遭受的苦难也大体相同。“鸣放”与“整风”给他们提供了“发泄”的机会。他们有了“申冤、诉苦”的“自由”,但是造成一切“机制”的原因何在?束星北直捣龙门,道出人想道所未道,想发所未发的声音(有人也许想到了,却没有像他那样进行系统的“研究”)。束星北总共半个多小时的讲演,被台下欢呼的掌声打断了二十余次。有人事后将束星北的“发言”形容为一个令人警醒的炸雷,一场心田久旱的甘霖。

同志们:

我感觉到我们可能面临着一个新的时代,一个文化经济蒸蒸日上的光明灿烂的黄金时代,我们必须做好准备工作,不能使它流产。我今天先就“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不能贯彻的障碍和原因揭发检查一下。

“鸣”和“放”的问题其实在三年前就已经解决了,《宪法》,就是1954年党领导人民制定的根本大法,第八十七条上明白地写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国家供给必需的物质上的便利,以保证公民享受这些自由”,即使在革命的动荡时期,毛泽东也早就提出:“知无不言,言者无罪”的方针。但是为什么直到现在,还是“不能鸣,不敢鸣”,“不能放,不敢放”呢?还要一再强调这种方针呢?什么原因?什么障碍?我认为主要的关键在于我国一向没有“法治”的习惯,因而,当有些人不尊重宪法甚至公然破坏宪法的时候群众也并不以为奇怪,不及时制止;也因为这样,这些违背宪法的人能得到官僚主义者的包庇和谅解,这样问题就不能解决了。

例如宪法上明确规定:“公民住宅不受侵犯,通信秘密受法律保护”,但是在“肃反”中,这一条宪法不幸被粗暴地破坏了,而破坏的并没有听说有何处理,人民群众似乎熟视无睹,还替这种违法的事加以形形色色的解释。〈从而使〉更严重违背宪法的事发生了。宪法上明明写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在“肃反”中就有打人骂人的现象发生。青岛的中学老师在1954年的“肃反”时,不管男的女的老的少的,只要是老师,就全部“集中学习”,不准出入,母子不能见面,夫妻不能见面,一两岁的孩子也几个月不能见母亲的面,只因为母亲是中学教员!对于这些侵犯人身自由的事,除了“打人”之外,其他似乎并未引起群众的愤慨,领导也未重视,这就说明我们对宪法丝毫没有认识。

……

把这一切责任推到当时“头脑发热”上,固然当时确有“头脑发热”的“狂热”现象(这也不全面)。但是上级领导不予处分,谁敢相信一次不再来一次“发热”呢……

当人身自由还没有保障的时候,谁能相信会有言论自由呢?

因之要人们敢于揭发矛盾,揭发三害,第一个必须的条件,就是要“宪法”得到保障,违反宪法的必须处分。

为什么我们有些同志还不重视宪法呢?我想可能是下面的原因:

几千年来,我们一直习惯于“人治”,如“歌颂清官”,“痛恨贪官”。这当然是对的,但直接反映了“人治”的风气;我们的命运操纵在掌权者的手里――掌权者如果好,我们就好,掌权者如果坏,我们就坏――而不是掌握在自己的手里,所以党在摧毁三大敌人之后,第一件大事就是制定“宪法”。人民宪法保证了“人民的命运掌握在人民自己手里”,从此以后,我们的命运就不再被“某一个”执政者掌握了,想“坏”也“坏”不到哪儿去。人民可以依照宪法罢免任何不称职的官员。但是几千年的“人治”风气一时扭不转(俄国沙皇时代和中国宣统时代法治的风气也未养成),还是习惯于歌颂“人”而不习惯于歌颂“宪法”。“鸣”和“放”一定要等毛主席提出来后才引人注意,而忽视1954年党与毛主席以及全国人民制定的,称为中国人民一百多年来英勇奋斗总结的,巩固人民革命成果的宪法,这样就很危险。

……

有人问,假使某一个野心执政者自己本身破坏宪法怎么办?这就看到了“养成风气”的重要性。当一切人民……已习惯于爱护宪法,保护宪法的时候,任何人想公然破坏宪法就很难了。

……

当风气建立之后,人人可以发挥积极性而无所畏惧,人人敢于坚持正义,做到真正的“百家争鸣,百花齐放”。所以人民宪法的实施,巩固了人民革命的成果,奠定了人民政权千万年的基础。

中国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家。地主对农民不守法律,帝国主义对中国人民不守法律……这样长期的统治,使人民忘记法律,蔑视法律,养成了不尊重法律的风气习惯,这种习惯到了人民自己的宪法制定之后,也未能及时改变。

显然党在这方面的宣传还不够,学习得也不够深入,长期养成的习惯一时不能扭转,同时也有“事事依法,缚手缚脚”的封建思想,因之当遇到具体问题时,就会常常违反宪法,而上级领导也熟视无睹……即使对反革命分子也必须依法办事,也不能违反宪法。

所以我认为在学习毛主席报告的同时,要大力宣传“人民宪法”的重要性。“人民宪法”是人民的基本大法,任何人都应当尊重,应当保护。违反宪法的都必予惩处,蹂躏宪法就是蹂躏我国一百多年来英勇奋斗的人民!

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宪法故,两者皆可抛。

只有当人民宪法得到普遍尊重和爱护之后,人身的自由,言论的自由才会有保障,“三害”迫于舆论,迫于宪法,也就不能横行了……

束星北领了“极右”的帽子,但他脑袋一直没有别过这个弯来:“主人请客人讲话,讲错了,不听就是了,何必又要斗一顿呢?”“被斗的人有几个是真正反党反社会广义的?”他断定,这样搞下去,“以后人要消极了”。

刘洪宾(青岛职工业余大学<现为青岛技术职业学院>教授,20世纪50年代初为山东大学物理系主任):面对围剿批判,他和以前的运动一样,要么唇枪舌剑,针锋相对;要么礁石一样,沉默不语。他还经常找一些借口逃会,家门口和楼梯道仍旧像肃反时一样贴上由他亲自书写的拒客令:本人近来身体有恙,恕不待客。居民住宅受法律保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70条)。人家上门揪斗他时,他就说:“首先我参不参加会是我的自由,第二,我不参加会是出于对你们的考虑:因为你们要是现在斗了我,将来你们一定要向我道歉。再说,要是反过来我斗倒你们,你们也下不来台呀。”

实际上,到最后,束星北的思想也没有解决。9月之后,我们在学校劳动改造时他仍在宣扬他的法制主张。他说中国虽然有了宪法,却等于没有。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人民没有法制意识,大家都习惯了人治。像鸣放和反右这样的事都得由党中央号召。上面一声号角,下面跟着就是千军万马,席卷一切。假如党中央的号召同宪法相悖呢,是听党中央的号召,还是遵守宪法呢?他有时还会瞪着眼睛问其他人:难道毛主席一句话,市委书记一句话,比宪法还重要?党中央不就是一二百人吗,他们作出的决定就那么英明?他们真正地集中了人民的智慧了吗?

很长一段时间,束星北都无法相信鸣放与反右的导演同出于一人,直到毛主席在莫斯科对留学生发表讲话前,他一直认为毛主席极有可能被个别野心家给架空了。反右是毛主席迫于压力而违心做出的。他曾幻想有一天,毛主席给他平反。他甚至连自己平反的时间都做出了估算:半年。也就是说,对他而言,这场“闹剧”的时间不会长于“肃反”。

(摘自《束星北档案》作家出版社2005年1月版,定价:36.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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