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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时期，蒋介石夫妇在重庆住地的防空洞前。 |
蒋介石和夫人宋美龄，经常在周六或周日下午从黄山乘车到汪山。到了汪山，离我家别墅前不远，就双双下车，沿公路散步。
有一天，蒋介石蒋夫妇二人在我家后山坡野餐。我家有仆人看到了，说：“看，那是蒋委员长！”
大人们站得远远地仰着头观看，我和妹妹出于好奇，悄悄爬到后山树林边去偷看。有几只警犬冲我们叫，被蒋介石的侍卫官制止了。
蒋介石和宋美龄席地而坐，地上铺了一块白桌布，放了点心、饮料之类。蒋介石和蔼地问我姓名，住在哪里，在哪里上学等，还给我们兄妹二人各一块点心。临别时，他还说：“小朋友，我们下次来，再找你们玩。”
这就是我和蒋介石的第一次见面。
“哦，你是康心如的儿子！”
从这次之后，蒋介石每次来汪山散步，经我家门口时都要叫上我。蒋夫人同来时，也会叫上我妹妹，让我们陪他们散步、聊天。
我妹妹第一次被宋美龄牵着手散步后，发现手上留下了很好闻的香水味，到处给别闻：“蒋夫人的手好香啊！”
后来，蒋介石来汪山叫上我陪他散步，几乎成为惯例。我印象最深的，是他每次散步到我家时，都用很重的浙江地方口音叫我“国雄，国雄”。侍卫官马上跑进我家来，叫我去陪蒋委员长散步。
从此，只要看到有宪兵在马路两旁开始站岗放哨，我就知道他们要出来了，我就会主动站在我家前面的花园里等着。
在和我闲聊中，蒋介石最喜欢提的问题是老百姓生少方面的。我虽然只是个小孩子，但是平时听大人们讲得多。家里有仆人，有厨师，在汪山还专门请有两个“大班”（轿夫，除抬轿外，还做些杂活），他们的家一般都在乡下，有时家里人还要到乡下去赶场，因此对老百姓的生活情况我多少有些了解，居然能答得上来，这使他很满意。他还经常让侍卫官给我送一些从印度加尔各答空运来的水果和糖块。
有一次，蒋介石听我说身体不好，经常生病，就关心地问我平时找什么医生看病。我告诉他，家里主要是找一个叫周伦的医生给我看病，周伦是留德博士，因失恋曾经自杀未遂，留下残疾，但医术很好。
不久以后，有一次周伦对我说：“国雄，你还把委员长的孙儿给我介绍来了！”
原来，有一天，有人带了两个外国人模样的小孩子到他的诊所看病。他一看是两个洋娃娃，有些奇怪，一问，才知道是蒋经国的儿子。他问他们怎么知道他的诊所，回答说是听康国雄介绍的。
就这样一起散步许多次以后，蒋介石偶然想起问我，你姓康，你们家与康心如什么关系？我答道，康心如是我的父亲。他这才恍然大悟地说：“哦，你是康心如的儿子！”
那时，我父亲在重庆独立经营美丰银行，影响很大。1939年，蒋介石指定我父亲担任了重庆市第一届临时参议会议长，任期四年。父亲一直不愿参政，因为蒋介石的指定，他才出于无奈连任了两届。蒋介石曾两次召见我父亲和他面谈。
在我的记忆中，蒋介石（或者和他夫人一起）在马路上散步时，从来不回避行人，更兴地驱赶行人搞戒严什么的。在马路上来往的人可以照常行走，最多的侍卫官招呼人们靠边走，让开马路中间的道。因此，沿途总有人停步观望，还有人脱帽鞠躬，甚至喊“万岁”什么的，蒋夫妇二人也微笑点头或摘幅致意。
1942年，国民政府为了争取对中国抗战的外援，宋美龄曾只身去美国。蒋夫人从美国归来后，蒋介石派一位侍卫官给我送来一件从美国带回来的小礼品，一枝51型“派克”钢笔，还附了一张名片，比通常的名片略大些，什么头衔都没有，就是中间有“蒋中正”三个字。我一直保留了若干年。1953年，我在天津南开大学念书，一次划船时，钢笔不慎失落在河中。也幸亏丢失了，否则在以后的几次政治运动中，它只会给我带来麻烦。
到黄山官邸做客
有一次，蒋介石约我在某天傍晚四五点钟去黄山他的官邸玩耍。
按约定时间，我一人步行到黄山。卫兵问我找谁？我说是委员长约我来的。卫兵打了电话进去，没多久，一位面熟的侍卫官出来，把我带进一个大房间。
房间里，好多人正围坐在一张圆桌旁吃饭。我一看，都是蒋委员长身边的侍卫官。大家都认识我，纷纷说：“国雄来了！”
只有一个瘦高个子我从未见过，他站起来，给我的印象是比那些侍卫官都要高。他叫我坐在他身边一起吃饭。我印象最深的是，他胃口很好，一边喝酒，一边吃菜，谈笑风生。许多侍卫官都向他敬酒。
他问我：“你该叫我什么？”他想了想又说，“就叫我蒋二哥吧。”
我当时并没意识到这个称呼的含意。
饭还没吃完，他对一个侍卫官说：“你打电话，问爸起来没有？”他接着说，“转告一声，国雄已来了。”
这时，我才恍然大悟，他是蒋委员长的二儿子蒋纬国。
侍卫官打完电话回来说：“委员长起来了，叫国雄上去。”蒋老二马上站起来对我说：“我们走吧！”
我跟他一起离开了餐桌。往更高的山上走去。
到了另一个二层楼房，开门进去，在一间不大的客厅里等候。我就东张西望地看，看到房间里只摆着几张普通的沙发和椅子，桌上摆了个不大的收音机，墙壁上挂了一些画，整个陈设显得很简陋，比我家的差远了，那个收音机也比我家的落地式收音机差多了。
不一会儿，蒋介石从楼上下来了，高兴地与我握手，问我身体好吧。他浓重的浙江口音，我还能听懂。
一会儿，又开出一桌饭，我们三人一起坐下吃起来。是四菜一汤，我印象最深的是，有一盘很酥烂的蚕豆，豆子外形很完整，可是一到嘴里即化了。菜的味道都很淡，再加上我已经吃过了，所以我吃起来觉得实在没味道――后来我在台湾见到姐夫，姐夫还笑话我说：“记不记得？当年你到蒋介石家去吃了饭回来，我们问你好不好吃，你说不好吃……”
饭后我们又一起回到客厅聊了一阵，蒋介石还说，下次找个摄影记者来给我们照张相。后来说时间不早了，今天就到这里吧，并对纬国说：“你送他回家吧！”
我和委员长拉拉手，临别时他说：“下次再来，我找一部电影来演演。”
――不过，后来我就进城上学去了，没有机会再见到蒋介石，他说的电影我也就没有看成。
我成了“汪山要人”
我父亲与监察院院长于右任关系很好，于右任和监察院的一些人常来我家玩。有时他们见到我，就开玩笑说：汪山有两个要人，一个是张季鸾（《大公报》总编辑），一个是康国雄；别的人到黄山官邸去见蒋委员长，侍从室都要打招呼，叫自己看表掌握好时间，一般不能超过半小时，只有张季鸾和康国雄去，侍从室不限制时间。
我父亲的一些同事还对他开玩笑说，你儿子比你有本事，委员长要见你，是给你下条子；委员长给你儿子送东西，是递名片……
其实，当时我不仅同蒋介石，同其他一些名人、要人我也有过类似交往。
上海有名的帮会头领、“海上闻人”杜月笙，也常来我家打牌。我叫他杜伯伯。我在南开学校上初中时，有一次为抗日募捐，我还跑去找杜月笙。那时他住在重庆城里打铜街交通银行，我请他为抗日募捐，他说，可以，但要等他秘书回来办。我说，你就随便开张支票嘛。但是他一再说要等秘书回来。那是个星期天的下午，我因为住校，必须赶回学校，等不及了。最后他从身上摸出一张支票给我。我还嫌钱少了，要他再开一张，他说那只有等秘书回来。我只好回了学校。结果公布出来的募捐数，我的成绩最大，杜月笙那张支票数字最高。
后来我跟父亲说起这事，奇怪为什么他一定要等秘书回来开支票，我父亲说：你真是胡闹，你不知道他不会写字吗？他只会签“杜月笙”三个字，你硬要他开支票，不是为难他吗？
父亲与国民党元老于右任是清朝末年参加同盟会反清斗争的老友，又是陕西同乡，私交甚笃。抗战期间，于右任全家（包括女婿屈武）在重庆住在我三叔康心之家里，也是我们家的常客。当时我和妹妹虽然年幼，但对于老伯印象很深。因为他很喜欢我们，每次来我家，总要逗我们玩笑，我们还爱扶摸他的大胡子。
因为于右任的关系，杜聿明、关麟征这些陕西籍将领也来过我家。杜聿明还送过一把日本指挥刀给我父亲，是他在抗战胜利后参加日军受降仪式后带回来的。那上面还留着血迹，据说可以辟邪，有段时间挂在我父亲的床头。
此外，张群也在我家住过，经常来往的还有何应饮、谷正纲、谷正伦等。有一次，何应饮来了――听说他不愿在外边跳舞，我家为他办了小型舞会。我父亲把我叫到客厅里去，说：来，给你介绍何总长。
与蒋介石的最后一次交往
我最后一次见到蒋介石，是在1945年。
当时因为长期生活于战争环境，同盟国，德、意、日法西斯轴心国，美国陈纳德飞虎队，以及日本空军“神风”敢死队等等，都是我们少年学生议论的话题。我佩服那些军队的英雄，我读不进去书，想去参军，远离家庭那些“管教”我的兄长们。
一天，我看到“空军幼年学校”（简称“空幼”，当年设在成都灌县）在重庆招生，我去报名，未获批准――因为要小学毕业文凭，而我没有。
我当时就读的广益中学，坐落在重庆黄葛垭山上，与蒋介石的黄山官邸有公路相通。一个星期六的下午，我与三位同学从学校步行到汪山去玩耍。
在路上，突然看见，每距离两三百米有一个宪兵站岗，我明白蒋委员长要出来了。我告诉同学说，我认识委员长，并和他很熟。同学们不信，以为我在吹牛。
不久，从远处开来三辆黑色小卧车，我对蒋介石的车很熟悉，一看就知道这是委员长的车队。当汽车擦肩而过时，我叫了一声：“委员长！”
车队一下就刹住了。同学们吓得脸色都变白了，以为我惹了大祸。
中间一辆车门开了，出来一个穿呢子制服的侍卫官，跑过来问：“你们中间有康国雄吗？”
“我就是。”我敏捷地回答。
他说：“委员长要你过去。”
我就小跑过去。蒋介石对我的声音很熟悉。我跑到车门口，见他坐在里面。他问我上哪儿，我说回汪山。他说：“可上车来，我送你去。”我说还有三个同学。他说：“让他们都来，一起走。”
同学们远远看着，吓得一动也不敢动，我招手叫他们过来，他们才如梦初醒，跑了过来。于是，我们四人都上了蒋介石乘坐的那辆汽车，中间还有一排活动座椅，他们三人正好坐下，我与蒋介石同坐一排。在车上，我告诉蒋介石，我想考“空军幼年学校”，因为我没小学毕业文凭，不让我报名。他说，没关系。他马上对坐在司机旁的一位叫余滨东的侍卫官说，你带他们办一下手续。余满口答允，当天是周六，余要我们下周一到重应曾家岩蒋委员长官邸找他。
车队到达汪山后，他与我们一起下车，像平时那样，与我们一起在马路上漫步。走完一段后，他说：“我不送你们了，你们自己去玩吧。”
我们四人欣喜若狂，一路上又说又笑地到了我家。同学们说，没想到你与委员长关系这么好，我们起先还以为你在吹牛哩！
到了下个星期一，我们四人一起去曾家岩蒋氏官邸。找到余侍卫官后，他带我们四人到空幼招生委员会报名处。
不久，我收到“空幼”录取通知书。从此我就不再上学了，等着去空军幼年学校，并且做起了开飞机上天的美梦……
当时父亲不在重庆。因为美丰的分行很多，他自己每年都要去查账。母亲托人把这事通知了父亲。父亲给我寄来一封长信，臭骂了我一通，说我不好好念书，异想天开想从军，信中还说我“居然还去找蒋委员长疏通”等等。但是，当时父亲已对我有点无可奈何。
正当此时，日本无条件投降了。“空幼”学校原定8月底到灌县集中，由于日本投降，集中日期推迟到9月。
父亲正好于8月上旬返渝，对我做了许多思想工作。他说，既然战争结束，已无仗可打了，再去当兵就没有意思了，并说今后主要搞经济建设，还是应该留下来读书，不要再去“空幼”了。
我终于被父亲说服，打消了去“空幼”的念头。
与我一起报名的那三个同学，有一个体检时被淘汰，另外两个都考进去了――而这后来就成了他们的一项“反动罪行”。
蒋介石最后一次问起我
蒋介石最后一次问起我，是在1949年底。蒋介石离开大陆前夕，经过重庆，他自己已没有汽车，由当时的重庆市市长杨森出面，征用了我父亲的私人小卧车。蒋介石乘车时，和我家司机聊天，得知车主是我父亲后，还向司机打听我的情况。
后来司机回来了，还给我说，蒋总统都还记得到你，还问了你的。
（摘自《温故〈之三〉》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1月版，定价：15：00元。社址：桂林市育才路15号，邮编：541004。原文标题为《“蒋介石的干儿子”罪名的由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