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寓言中的经济学

2005-07-01 11:17:00 来源:书摘 梁小民 我有话说

《寓言中的经济学》一书,通过讲述一些家喻户晓的寓言,把生活中的经济学原理展示给大家,使读者在阅读风趣生动的寓言的同时,了解经济学的许多深奥道理。该书文字通俗易懂,风趣生动。通过下面两

篇,您可以大略了解该书的特色。

布利丹毛驴的选择

《拉封丹寓言》中有一头著名的布利丹毛驴,它面对两捆干草不知该吃哪一捆好,最后竟然饿死了。

布利丹毛驴面临的是经济学家所说的选择问题。经济学家所说的选择是,人的欲望是无限的,但用于满足欲望的资源是有限的,所以,要决定用什么资源去满足哪些欲望。这就是资源配置问题。经济学的目标正是要实现资源配置最优化。其实每个人也和布利丹毛驴一样,面临在两捆干草之间做出选择的问题。

布利丹毛驴做不出选择而饿死说明做出选择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其根源在于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有所得必有所失。为了得而失去的东西被称为机会成本。就布利丹毛驴而言,它选择一捆干草必须放弃另一捆干草。放弃的干草就是得到的干草的机会成本。经济学家常说世界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就是指任何选择行为都有机会成本。

经济学家在谈资源的稀缺性时,往往指客观存在的物质资源,如劳动、资本、自然资源等等。因此,选择就是要实现有限资源下的最大化。在按照这种思路做出选择时,人们往往把收入最大化、利润最大化,或其他物质利益的最大化作为目标,忘记了个人的能力――包括创造财富的能力和享受财富的能力――也是有限的。布利丹毛驴犯的正是这个错误。这头驴子的消费能力(能吃的干草)是有限的,在两捆干草中吃一捆就足够了。但它觉得哪一捆都好,都舍不得放弃,最后哪一捆都没吃,饿死了。

驴子毕竟是驴子。在寓言中,驴子都是愚蠢的,所以才有蠢驴之说。但人们在嘲笑驴子时却往往忘记了,他们有时也会像驴子那么蠢。一个既爱白马王子又爱大款,不知和哪一个结婚好的美女,不就是一头漂亮的布利丹毛驴吗?一个女人不能同时与两个男人明媒正娶地结婚(这是法律给出的限制),与白马王子结婚的机会成本是放弃财富,与大款结婚的机会成本是放弃美色。两者都不愿放弃,就成了布利丹毛驴。

像美女这样的布利丹毛驴选择困境也许并不具普遍性,因为美女毕竟是稀缺资源,白马王子和大款都想得到。但每个人都面临类似的困境。每个人都面临从事什么职业的选择。从政当官,有地位有权力,但不能发财;从商当企业家,有钱,但无权无地位;从文当学者,有地位,但无钱。这是摆在每个人面前的三捆干草,每捆都诱人。但人的能力有限,只能从事一种职业。只选一种者可以成为成功的政治家、企业家或学者。类似布利丹毛驴者往往一事无成。但世界上的布利丹毛驴真还不少。一些当官者还想发财,利用职权戴一顶教授博导,甚至院士的帽子,结果成了贪官或沽名钓誉者,被世人所不齿。一些从商者一心想当官,花钱买官,犯了行贿罪。至于那些一心要钻入官场或发财的文人,结局也是不伦不类,没学问只好去剽窃。这些人不都成了饿死的布利丹毛驴吗?

每个人面临的另一个重要选择是事业与家庭生活幸福。这种选择不同于布利丹毛驴在两捆干草之中选一捆的选择,而是要在两捆干草中求得一种平衡。这就是说,布利丹毛驴觉得两捆干草都好,可以每捆干草都吃一半,不至于饿死,或两捆都吃掉撑死。人的时间和精力都是有限的(资源稀缺),对事业与家庭幸福的期望是无限的(欲望无限)。正确的原则不是为了一个放弃另一个,而是在两者之间选择一种平衡。那种为了事业(赚钱或当官)而放弃家庭幸福,或者满足于过一种小日子而没有追求的人,都是布利丹毛驴,因为在这两者之中完全放弃了另一个,实际上仍是一事无成。你见过家庭后院起火而事业成功的人,或者一事无成功仍有家庭幸福的人吗?《笑傲江湖》中的岳不群选择了当五岳盟主而放弃其他一切,最后不就是布利丹毛驴饿死的下场吗?

经济学所说的最大化并不是物质的最大化。对一个社会而言,最大化并不是GDP最大化,对一个人而言,最大化也不是财富最大化。社会的最大化是社会福利最大化,GDP之所以重要在于它是社会福利提高的基础,不能把GDP最大化作为惟一目标是因为GDP并不等于幸福。个人的最大化是幸福的最大化,财富之所以重要在于它是幸福的物质基础,不能把财富作为惟一目标是因为财富并不等于幸福。社会应该协调发展,人也要追求全面的幸福。这才是选择的真正目标,也才是经济学的真谛。

许多人都把经济学作为一门赚钱的学问,认为它能使一个国家GDP增长或使一个人发财。这是一种误解。布利丹毛驴式的错误正由此而来。在学习经济学时,要记住英国文豪萧伯纳的一句话:经济学是一门使人生幸福的艺术。

把名叫实话的女子请回来

说实话难,说真话难,这是古人早就知道的。《伊索寓言》中的“旅人和名叫‘实话’的女子”正是讲这个道理的。

有人在沙漠旅行,发现一个孤单的女子,她的目光凝视着地面。旅人问,你是谁?女子回答,我的名字叫做“实话”。旅人又问,你为什么远离城镇,要到这荒凉的沙漠上来生活呢?那女子回答:因为以往只有为数不多的人说谎,而如今你和人交谈,听到的全是谎话,再也没有实话的容身之地了。作者评论说:“诳语盛行,实言遁迹,世风日下,民不聊生。”

如果不说这是伊索寓言,你一定会以为是当代哪个人的感叹,因为今日的假话也太多了,名作“实话”的女子大概在地球上都无以容身,只好随探索者飞船到火星上去了。

人总难免说点假话。有些是善意的,如某人得了绝症,别人告他不是什么大病,很快就会好。有些是无奈,如迟到的学业生总要编一点堵车之类的理由。只要不是像伊索所说的“诳语横行”,假话也没什么危害,说点假话也不值得大惊小怪。我当老师从不揭穿迟到学生的假理由,他编点假话,无非要面子上过得去,没什么危害。

但如果是关键问题上说假话,尤其是经济统计数字造假,那麻烦可就大了。1997年东亚经济危机的爆发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一点则是这些国家统计数字造假。美国经济学家克鲁格曼在《萧条经济学的回归》一书中指出,一些东亚国家统计数字的真实性值得怀疑。“通常,政府的高官都喜欢听好消息,而那些受他们恩惠的人,不只是统计部门的工作人员,还有那些地方政府的官员和商业人士,向他们提供了原始数据,以供统计工作者采用。这样,就很容易出现粉饰太平的现象。”他甚至断言,有的国家“通过更为审慎地收集和分析的数据所显的增长率,会比官方数据所显示的低一半以上。”虚假的数字给人们造成繁荣的假象,国外短期资本纷纷进入,这就产生了过热的泡沫。一旦真相大白之后,国外资本纷纷撤走,金融和经济危机就不可避免了。

统计数字造假和学生编个迟到借口完全不同,因为前者的危害极大。克鲁格曼指出,当年民主德国统计数字造假,其人均收入为联邦德国的80%,甚至比联邦德国农民的收入还高。但统一后却发现,民主德国其实只是第三世界水平。这种用统计数字造假来欺骗人民的结果就是失去人民信任,柏林墙倒塌,民主德国被联邦德国统一。这种造假的教训我们也有过,1958年的大跃进造假不正是1959年后困难时期的原因吗?离了名叫实话的女子,必然没有什么好果子吃。

谁都知道造假不好,连最爱听假话的人也常叫别人实事求是。但在现实中为什么名叫实话的女子却被赶到沙漠里,甚至火星上了呢?我想把这位实话女子赶走的是一种激励机制。人是理性的,行为的目标是利益最大化。因此,他们在做出某种行为决策时一定要有意无意地进行成本―收益分析。他们只从事收益大于成本的行为。把这个原理用于假造统计数字,那就是,当造假的收益大于成本时,人们造假必然成风,什么力量也抗拒不了。只有当造假的成本大于收益时,才会把名叫实话的女子请回来。假统计数字正产生于造假的收益远远大于成本这种激励机制。

1958年的大跃进就不必说了。那是一个“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假话有多大,成绩就有多大”的时代。说假话者升上去了,说真话的彭德怀们倒霉了。造假收益大而无成本,说真话成本大而无收益,谁还要名叫实话的女子呢?这些年来,像大跃进时代那样的群众性造假运动没有了。但在一些地方,统计数字造假现象却并没有灭绝。究其根源,还在于这种激励机制上。过去,我们习惯于把GDP增长率作为评价官员政绩的最重要,甚至惟一指标。增长率“一俊遮百丑”。政绩又成为官员提拔的依据。官员希望提升是一种理性目标,无可厚非。如果这种机制能鼓励官员把精力放在发展经济上,造福一方,这种机制当然是有效的。但经济增长总是不平衡的。一些地方由于条件所限,增长率不高。于是,一些官员就在上面的压力(达不到某种增长率就免职)和动力(达到某种增长率就提升)之下,开始假造统计数字。这种造假的收益极大(火箭式提升),成本没有(即使被揭穿也不受处分),当然假造统计数字就是官员的理性行为了。民间所说的“数字出官,官出数字”正是对这种机制的形象化概括。在这种机制之下,名叫实话的女子无生存之地,只好逃到沙漠、火星去了。

如何把名叫实话的女子请回来?当然是改变这种激励机制,让造假的成本远远大于收益。我国已出台的“统计法”加大了对统计数字造假的惩罚力度,正是为了维护统计数字的严肃性和真实性。当然,长期造假使名叫实话的女子走得太远了,太久了,要把她请回来非花大力气不可。但无论要花费多大力气,都一定要把这位名叫实话的女子请回来。

  (摘自《寓言中的经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1月版,定价:28.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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