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条英机等7名大战犯被绞死三天后的深夜，三文字正平、飞田美善和市川伊雄三个人身披黑斗篷，乘着夜色突破了美军的严密监视，秘密潜入久保山火葬场。他们钻进一个混凝土的洞穴，屏住呼吸，把东条英机等7名战犯的散碎的骨灰收拢，装入黑色的提包里，又悄悄地溜出来，将骨灰临进藏
进了兴禅寺……
东京国际军事法庭的行刑室设在巢鸭监狱的一间方形的屋子里。绞刑台高与宽各有8英尺，通向它要登上13级台阶。4台绞架垂下黑色的吊索。
东条英机
1948年12月22日午夜23时30分，7个剃着光头、身穿灰色死服的大战犯被美国宪兵带到了一个小佛堂里。花山信胜教诲师为死囚们忏悔，为他们诵经祷告，低沉的声音仿佛来自遥远的彼岸。东条英机的脸像一张风中的白纸在痉挛着，昔日假以逞威的小胡子上挂下了白色的涕水。但他的眼睛里依然燃烧着仇恨。他用抖战的笔迹，在“赴死簿”上签下了罪恶的名字。
7个大战犯双手反绑，被押进了行刑室。东条英机大口大口地吃着最后的晚餐。大米饭，豆汁汤，烧鱼……
时刻到了，第一批上绞架的东条英机、土肥原贤二、松井石根和武藤章被验明正身，引上13级台阶。
东条英机提议道：“请松井君带领大家三呼天皇陛下万岁！
松井石根歇斯底里地喊了一声：“天皇陛下万岁！”
另三人随声应和：“万岁！万岁！万万岁！”
这种场面与在纽伦堡的情形是何等相似呵。担任行刑手的美军中士约翰・伍德一定会这样想。他曾在纽伦堡对德国主要战犯执行了同样的使命。当时屠杀犹太人的头号刽子手斯特雷切在验明正身后，像玻璃碎裂般地尖叫一声：“希特勒万岁！”凯特尔元帅高呼：“一切为了德意志！”
东条英机、土肥原贤二、松井石根、武藤章站在了绞刑台上，头上被蒙上黑布罩，绞索套在了他们的脖子上。盟国管制日本委员会的中国代表商震及美、苏、英的代表到场监刑。总行刑官向监刑官报告准备工作已经就绪。随之发布了执行命令。
死囚脚下的活门猛地弹开，死囚倏地掉了下去，吊索刷地绷直了。
吊索剧烈地抽搐着。陷坑里传出痛苦的呻吟声。
监刑官与行刑官在冰冷的气氛中站立着。美军人员有的无声地走动，有的悄悄地咬耳朵。
过了几分钟，一位美国法医和一位苏联法医带着听诊器走到刑台的后面。0时11分，他们走了出来，同一位身材壮实、足蹬马靴的美军上校低语了几句。上校转过身来，面向监刑官咔地立正：“罪犯业已毙命！”
美军士兵抬着担架走进刑台的下面。约翰・伍德从腰间的刀鞘里拔出伞兵刀，以刚劲的动作割断了绳索。尸体被抬了出去，它们的脖子上仍勒着黑色的索扣。
板垣征四郎、广田弘毅、木村兵太郎作为第二批被引上了绞架。
7名甲级战犯的尸体当即被秘密运往横滨市西区的久保山火葬场焚化。为了不给日本军国主义分子留下可作悼念的遗物，骨灰被美军用军舰载于一百海里以外，弃之于海中。
东京审判的25名甲级战犯除7人被判处绞刑外，还有16人被判外无期徒刑，20年徒刑和7外徒刑各一人。
东京国际军事法庭自1946年5月开庭，至1948年12月执行判决，前后长达两年半之久，审判记录共计48412页，判决书长达1200多页。耗资750万美元。
与东京国际军事法庭开庭审判甲级战犯的同时，南京的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对侵华的乙、丙级战犯进行了
审判。设在广州、武汉、上海、台湾等地的9个军事法庭也对乙、丙级战犯进行了
逮捕和审理。从1946年初至1949年1月，全国各地受理案件共计2200余案，处死刑者计145件，处有期或无期徒刑的约有400人左右。要指出的是，各地的审判工作受到国民党高层卖国分子的干扰。冈村宁次在日记中不无为自己评功摆好之意地写道：“广州军事法庭一次判处40人死刑，因太过分，经联络班向国防部恳切要求，乃将被告全部移交上海军事法庭再审，结果40人全部无罪返国。”冈村宁次却从没有把他指挥日军成千成万地屠杀中国人视为过分。一个叫斋藤弼州的战犯，此人霸占了徐州柳泉煤矿，为了逼迫矿工在恶劣的条件下日夜不停地挖煤，他雇用了一些流氓打手，动不动就对矿工施以拳棒与酷刑，致死者被抛入山沟里喂野狗。冈村宁次听说他被判无期徒刑，就出来为他申辩，使无期徒刑改为有期徒刑10年。
各受害国及与日本交战国也都建立了军事法庭，对在各地犯下了罪行的战犯进行了惩罚。美国占领区及巢鸭军事法庭判刑2678人，其中处死501人；英国占领区军事法庭判刑818人，执行死刑者240人；菲律宾军事法庭判刑197人；死刑80人；澳大利亚军事法庭判刑533人，处决120人；苏联判处了12名日本细菌战犯的有期徒刑。另有千余名日本战犯于后来被引渡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审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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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藤章 |
基南说，审判是象征性的，如果对所有的罪犯都进行审判，豁上一辈子也办不到。因此审判是不彻底的。由于美国对日本的单独占领，美国在东京的审判中起到了主导作用，法庭的组织、法官的任命、战犯名单的确定均由麦克阿瑟定夺。作为战胜国之一，作为时代普遍声音的幕前人物，美国部分地反映了千百万人的意愿，保证了东京审判的进行，并富于象征性地处罚了部分罪大恶极的战犯。正因为是象征性的，所以就有了选择性。美国出于愈演愈烈的冷战需要，也是出于麦克阿瑟的一己好恶，美国从一开始就把惩治的锋芒对准与美国交战直接相关的战犯，别的战犯能从轻发落就从轻发落。而对于能为其所用的战犯，哪怕是罪恶昭彰，也不惜代价地予以庇护，对于天皇与细菌战犯就是这样。
为了达到目的，美国采用了政治高压、技术干扰等手段，甚至暗纵律师在法庭上胡搅蛮缠，以延宕时日。被告的日、美籍辩护律师有90多人，日籍律师有不少本身就是激进分子，辩护团的总辩护人清濑一郎原系专为侵略出谋划策的“国策研究会”成员；而美籍律师中有不少人更像是泼赖。1947年2月辩护方的反证阶段开始后，时空就出现了混乱。清濑一郎等人颠倒黑白地说：“九・一八”事变是中国挑起的，成立满洲国是民族独立运动，“上海事变”、“七・七”事变、南京大屠杀的责任都在中方，经济掠夺是帮助中国“恢复”和“开发”经济，“大东亚共荣圈”是世界主义的口号。辩护团还煞有介事地召开许多证人，这些证人多是在战争期间活跃的政治家、军人、官僚、财界要员、右翼分子乃至皇族。他们串通一气，表演了一幕幕的丑剧闹剧。
美籍律师一口一个“将军”地称呼着战犯，在一旁挖空心思地帮腔，竟然与战犯们如出一辙地说日本是为了“自卫自存”而战。为了诋毁检察方证人的证言，他们肆意侮辱对方的人格。辩护律师罗格这样斥问田中隆吉：“你患精神病了吗？”“如果你作出有利于检察方面的证言，你就会免予追究责任，检察方这样许诺过你，对吗？”有的律师甚至蔑视法庭，如史密斯与柯宁汉。在各国法官的强烈要求下，他们先后被取消了辩护的资格。
这里不得不特别注意到，辩护方面的证人竟然有原参谋总长、时任国务卿的马歇尔和其他美国高级将领。有的辩护证件竟来自美国国务院。
反证阶段一拖就是近一年。这种不正常的现象引起了各国人民和进步舆论的焦虑与猜忌，他们通过各种渠道发出了呼吁。盟军总部收到国民党政府转来的一份电报，电报是杭州市参议会议长张衡打给蒋介石的。
“查远东国际法庭成立已有两载，对于日本战犯还未有所处决。近且昌言和议，不复提议。及此一旦事过境迁，恐将成为悬案。回顾德国战犯早经分别惩处，两相比较，宽严迥异。日本侵略战争，吾国受害最烈，人民水深火热迄未解除，吾国追维以往，余悸犹存，更应据理力争，以杜乱源，唯图永久和平。爰经提交本会第六次大会第八次会议决议一致通过纪录在卷，特电查核采择施行。”
美国给东京审判投下了阴影，蒋介石又何尝没给中国的审判敷衍乌云？张老先生的电报里，责怨之意是显见的。
麦克阿瑟和蒋介石们一意孤行，后来把全部的在押战犯尽悉释放。
苏联《消息报》刊载的一篇论文说：“……这次审判毫无理由地拖延了两年半之久，法庭在开审的过程中，时常对被告及其辩护律师表露偏袒之情，后者利用法庭来宣传其嫉视人类的观点和挑衅的企图，……”
东条英机等7名大战犯被绞死三天后的深夜，三文字正平、飞田美善和市川伊雄三个人身披黑斗篷，乘着夜色突破了美军的严密监视，秘密潜入久保山火葬场。他们钻进一个混凝土的洞穴，屏住呼吸，把东条英机等7名战犯的散碎的骨灰收拢，装入黑色的提包里，又悄悄地溜出来，将骨灰临时藏进了兴禅寺。
原来，7名战犯被绞死后，盟军当日就把尸体拉到火葬场，准备火化后把骨灰扔进太平洋。没等完全火化，偷懒的美国士兵就叫来火葬场的场长飞田美善，命令他将尸体完全化为灰烬。与此同时，东京法庭的律师三文字正平和林逸郎正在密谋把遗骨运出。
三文字得到飞田的情报，在飞田和邻近火葬场的兴禅寺住持市川伊雄的协助下，把7个战犯的遗骨分别收拾妥当。正当焚香合掌做祷告时，美国士兵闻到了焚香的气味，一拥而入。他们慌忙中将遗骨像麻将牌一样混杂在一起，放入一只黑色的箱子里。美国士兵拿走了这只箱子。
但由于美国士兵的马虎和粗糙。他们把大约有一骨灰盒的中小骨、细骨和骨灰当作垃圾扔进了一个混凝土的洞穴。
三文字、飞田和市川把这些骨灰藏进了兴禅寺。但这里离火葬场太近，藏在这里是危险的。他们三人与战犯的遗属密商后，决定暂时将骨灰挪到位于热海的松井石根家中，然后伺机再移至伊豆鸣泽山的兴亚观音寺。
次年5月3日，三文字等来到松井石根建的兴亚观音寺，对伊丹夫妇说：“这是知己者的遗骨，希望能暂时秘藏在这里。在时机到来之前，绝对不能叫任何人知道。”
伊丹夫妇心领神会。他们瞒着自己的孩子们，于深夜在日莲宗塔后面挖了个深穴，藏好骨灰后又在上面栽了些杂草。后来又不断转移地方，时而放在观音后面，时而放进殿堂，都是深夜干的勾当。
10年之后，堂堂正正修起了“七士之碑”，前首相吉田茂题写了碑名。
（摘自《日本幽灵》，当代世界出版社2004年10月版，定价：28.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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