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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时的日本精神

2005-08-01 17:10:00 来源:书摘 [美]鲁思•本尼迪克特 著 唐晓鹏 王南 译  我有话说

每个民族都有关于战争的信条,其中有一些是西方各国通行的,因为这些国家属于同一个文化源头。

而日本发动战争的理由几乎与美国相反,他们对国际局势的理解完全从另外的角度出发。美国认为是轴心国的侵略导致了

战争,他们在满洲国、埃塞俄比亚和波兰毫无道理地欺压弱小,他们践踏“自己生存也让别人生存”的法则,侵犯了对自由企业“开放门户”的国际惯例。日本则认为,只要各国拥有绝对主权,世界将永远处于混乱状态;日本应该为建立等级秩序而战。当然,这一秩序的领导者是日本,因为只有日本是惟一的真正建立起自上而下的等级制的国家。日本在国内实现了和平统一,平定了内乱,建筑了公路、电力、钢铁产业。据官方公布的数字,日本的青少年中有99.5%都受到公共学校的教育。因此,它应该帮助落后的邻邦――中国。“大东亚”共荣圈里都是黄种人,日本应当首先将美国,后是英国、俄国,从这一地区清除出去,使圈内各个民族“各得其所”。世界所有国家都应该在国际等级结构中明确自身的位置,才能形成统一的世界。这是日本民族创造力的表现,是最符合其心声的神圣抱负。

对于如何取得胜利,日本人与美国人想的也不一样。它叫嚣日本必胜,精神必将战胜物质。他们说:美国拥有广阔疆土,军备实力雄厚,但这算得了什么?他们早已预见到这些差距,有足够的办法让差距不起作用。

“是的,物质是必要的,但物质不可能千年不变。只有精神才能代表一切!”报纸上不断出现这样的字眼。即使是在日本打胜仗的时候,日本的政治家、大本营以及军人们都反复强调说:“这次战争并不是军备的较量,而是日本人对意志力的信仰与美国人对物质的信仰之间的交战。”在美军节节胜利的时候,他们就反复念叨:“在这场较量中,物质力量注定失败。”当日本在塞班、硫璜岛吃了大亏的时候,他们托词说,这是因为过分强调物质差距而没有完全发挥精神战斗力。1930年代,前陆军大臣、狂热的军国主义者荒木大将在名叫《告日本国民书》的宣传小册子中写道:日本的“真心使命”在于“弘扬皇道于四海,力量悬殊实不足忧,吾皇国民于物质何惧!”

当然,日本其实也担心其真实军力不够用。在整个20世纪30年代,国民收入用于军备的比例上升非常快。偷袭珍珠港那年,国民收入有将近一半被用在陆海军的军备上。民用的财政支出只占政府总支出额的17%。但是,大舰巨炮,只不过是永世长存的“日本精神”的外在表现,犹如武士的佩刀,质量象征的是他的内在道德品质。

战时的日本把这套信仰发挥到了极致。

在民间,日本当权者也推行精神优于物质条件这一信条。例如,老百姓不是在工厂里干了12小时,又被夜间的空袭搞得筋疲力尽了吗?他们就说:“身体越累,精神就越昂扬”,“越是疲倦,就越能锻炼人。”老百姓冬天在防空洞不是很冷吗?大日本体育会就在广播中命令大家做御寒体操,说这一体操不仅能代替取暖设备和被褥,而且可以弥补一般老百姓的营养短缺。他们说:“当然,也许会有人说,在食品缺少的时候谈不上做什么体操。此话不对。食物越是不足,我们就越要用其他方法来增强我们的体力。”这就是说,必须用额外消耗体力的方法来增强体力。战争中日本的广播更为极端,甚至说在战斗中精神可以战胜死亡这种生理上的现实。有家广播电台曾播送过一个英雄飞行员战胜死亡的神话:

空战结束后,日本的飞机以小编队飞回机场。一个上尉在最先回来的一批之中。他从自己的飞机上下来后,用双筒望远镜凝视着天空。部下陆续返回,他一架一架地数着,脸色极其苍白,但十分镇定。看到最后一架飞机返回,他写了报告,向司令部走去。到了司令部,向长官作了汇报。然而,刚汇报完,他就倒在地下,在场的军官们急忙跑上前去帮忙,但啊哟,他死了!经过检查,发现躯体已经冰凉,他的胸口被击中,受了致命伤。一个刚断气的人,身体不可能是冰冷的。而上尉的身体凉得像冰块一样。上尉肯定是早就死了,是他的精神支持他作了这次汇报。可以肯定,是强烈的责任感支撑死者创造了这样的奇迹。

当然,这在美国人看来完全是一段胡编乱造。然而,受过教育的日本人对这种广播却并不发笑。他们首先指出一点,这位上尉的英雄事迹是“一个奇迹般的事实”。为什么不能有奇迹?灵魂是可以训练的。这位上尉显然是一位自我修炼的高手。“完美的精神可以千年不灭”,那这一精神,怎么就不能在以“责任”为其全部生命的上尉身上停留几个小时呢?日本人深信,通过特殊的修炼,可以使一个人的精神达到这样的境界。上尉学会了,并且收到了效果。

作为美国人,我们完全可以对日本人的这一套不屑一顾,视之为穷国的自我安慰,或者是受骗者的幼稚狂想。但我们如果越是真的这样看待,我们就越难对付日本人。他们的信条伴随着一毓的鼓励、禁忌和排斥,用特定的训练方法注入日本人心中,根深蒂固。这些信条绝不是精神病。

除了等级制以及精神力量高于一切,日本在战争时期的另外一些说法也值得日本研究者们的注意。他们认为,对一切变故只要有思想准备,安全和士气就能保全,就不存在什么变故。不论遇到什么灾难――都市被炸平,塞班岛溃败,菲律宾失守――政府对日本老百姓所作的解释总是:这些早在预料之中,没有什么值得担心的。收音机进行着夸张的宣传,指望国民继续相信他们仍然居住在一个安排周详的世界之中。他们觉得这样做可以使老百姓镇静下来。“美军占领基什加岛使日本本土处于美军轰炸圈之内,但是我们对此早有估计,并作了必要的准备。”“敌人肯定会以陆、海、空三军的立体战术向我们发动攻击。对这些,我们在作计划时,早就加以考虑了。”日本战俘,就连那些希望日本早日停止这场没有希望的战争的俘虏也认为,轰炸不可能摧毁本土的士气,“因为他们对此早就有了思想准备”。在美军开始对日本城市进行轰炸时,飞机制造业协会副会长在电台的广播中说:“敌机终于飞到我们头顶上空来了。然而,我们飞机制造商一直预料着此类事态将会来临,并对此已做好万无一失的准备,所以没有丝毫可值得忧虑的。”一切都在预料之中,每一个步骤都有详尽的安排,没有疏漏。我们必须充分明白日本的这一信念――万事都是我们主动期求的,决不是被动的,不是别人强加的。海军大臣在国会演说中引用西乡隆盛的遗言说:“有两种命运,一种是偶然碰上的,另一种是自己创造的。当面临艰难的时候,必须自己去创造命运。”另外,据电台报道,当美军突入马尼拉市中心时山下奉文将军微微一笑,自得地说,“敌人现已在我股掌之间……”“美军在仁牙因湾登陆后,马尼拉市迅速陷落,事态的发展正符合将军的部署。山下将军的作战计划正在继续实施中。”换句话来讲,仗打得越惨,事情就发展得越顺利。

像日本人一样,美国人也走极端,只是走向另一极端。他们强调自己是被动的,因此是无辜的。美国人全力以赴投入战争是因为这场战争是别人强加给我们的。试图稳定美国大众情绪的发言人,在谈及珍珠港、巴丹半岛的溃败时,绝不会说:“这些都是我们在计划中充分考虑到的。”反之,我们的官员会说:“这是敌人的突然袭击,我们就要给他们一点颜色看看。”美国人把自己的全部生活调节到经常应付挑战上,并且随时准备应战。日本人的信念则宁愿建立在万事预先俱有安排的生活方式上,在他们,最大的威胁莫过于未曾料到。

另一个主题也显示了日本的思维方式。他们经常说“全世界的眼睛如何注视着我们”,所以,他们必须充分发扬日本精神。美军在瓜达尔卡纳尔岛登陆时,日军向其部队下达的命令是,他们现已处在“全世界”的注视之下,必须表现出男儿本色。日本海军官兵有一条训令,在弃舰时,必须以最漂亮的姿势转移到救生艇上,否则“会遭世人耻笑,美国人会把你们的丑态拍成电影,拿到纽约去放映”。这关系到他们在全世界的形象。对这一点的重视,在日本文化中也非常牢固。

关于日本人的思维方式,最著名的一个问题是对天皇陛下的态度。

到过日本或者读过前线报告的美国人清楚,没有什么比用言辞侮辱天皇更会刺痛日本人并激起他们的士气了,他们对天皇的崇敬很狂热。这些曾居住在日本的人说,日本人对天皇的崇敬,与“希特勒万岁”大不一样。

日军俘虏的证词印证了上述观点。那些顽抗到底的日军俘虏,把他们的极端军国主义归根于天皇,认为自己是在“遵奉圣意”,是为了让“陛下放心”,“为天皇而献身”。然而,反对这次战争的人,也同样把他们的和平主义归之于天皇。称天皇为“爱好和平的陛下”,“始终是一位自由主义者,是反对战争的”,“是被东条欺骗了”。“在满洲事变时,陛下表态反对军部。”“战争是在于皇不知道或没有批准的情况下发动的。天皇不喜欢战争,也不允许让国民卷入战争。天皇并不知道他的士兵受到怎样的虐待。”这些证词和德国战俘完全不同。德国战俘,包括那些对背叛希特勒的将军表示不满的战俘,都认为战争责任必须由最高的战争唆使者――希特勒来承担。而日本人相信,皇室与军国主义及侵略战争是两回事。

天皇与国家政策可以分开,但天皇和日本是分不开的。“日本没有天皇就不是日本”,即使日本战败,天皇也不能受谴责。显然,日本一致认为天皇超越一切批判。日本的报刊杂志或战俘的供词中,有不少对政府和军队指挥官的指责。对他们直属的指挥官,尤其是那些不能与部下一起共命运的人,战俘们破口大骂;对坐飞机逃跑,撇下士兵让他们顽抗到底的行为非常痛恨。并非大众缺乏辨别善恶的能力,日本战时的报纸、杂志曾经指责政府没有做到位,甚至抨击政府限制言论自由。1944年7月,东京一家报纸刊登的一篇有新闻记者、前国会议员、日本极右政党参加的座谈记录,便是最好的一例。其中有位发言者说:“我以为振奋日本民心的方法很多,但其中最主要的一条就是言论自由。近几年来,日本国民不敢直言不讳地说出自己心里想说的话。他们害怕说出来会受到责怪。他们满腹狐疑,却还表面应付,变得胆小如鼠。这样,绝不可能谈什么发挥全体国民的力量。

瞧,在战时日本人对政府,对大本营,以及对他们的直接上司都能作出评判,并没有无条件地按等级制行事。然而,惟独天皇不受批判。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在战争中暴露出来,就是日本独特的对战争中人员损失的态度。一切救援行为,对倒霉蛋的一切帮助都能深深地感动美国人。日本人的勇敢则排斥这类救援。甚至我们在B29轰炸机和战斗机上配备救生器具,日本人也斥之为“胆小鬼”。他们的报纸、广播反复谈论这个话题,只有视死如时的冒险才是高尚的,小心谨慎则屁用不顶。这一态度在对待病员及疟疾患者的时候表达得十分明显。这些士兵在他们看来是废物。战时日本的医疗服务非常不足,甚至不足以维持正常的战斗力。日本人对物质主义的蔑视在这里起了重大作用。军官教导士兵,死亡本身就是精神的胜利。在日常生活中,日本人也不像美国人那样惯于光顾内外科医生。在美国,对伤病患者的怜悯要远远地胜过对其他福利设施的关心,这一点几乎连那些来美国旅游的欧洲人也经常谈论。而日本确实无动于衷。战争中日本军队中没有一个受过训练、能够在战火中搬运伤员的救护班。在紧急情况下,伤病员干脆被杀掉。或是伤病员自己用手榴弹自杀。

日本这方面最极端的表现就是他们的不投降主义。

日军在北缅会战中,被俘与战死者的比例为142:17166,也就是1:120。而且,这142名被俘者中,除少数以外,在被俘时都已负伤或已昏迷。主动投降的人少得可怜。在西方国家的军队中,阵亡者如果达到全军兵力的四分之一或三分之一时,部队大多都会放下武器。投降者与阵亡者的比率大约是4:1。而在荷兰地亚,日军第一次大规模投降,其降、死比率为1:5,这与北缅的1:120已经是巨大的进步了。

西方军队在尽了最大的努力而毫无希望时便向敌军投降。他们仍然认为自己是光荣的军人,而且根据国际协议,将通知本国家属知道他们活着。无论是作为一个军人还是平民,或在他自己的家庭中,他们都不会因此而受辱。然而,日本人对此则不同。荣誉就是战斗到死。在绝望的情况下,日本士兵应当用最后一颗手榴弹进行自杀或者是赤手空拳冲入敌阵,进行集体自杀式的进攻,但绝不应投降。万一受伤后丧失知觉而当了俘虏,他就会感到“回国后再也抬不起头来了”。他丧失了名誉,对于从前的生活来说,他已经是个死人了。一个日军战俘说:“既然已下定决心要把自己献给胜利的祭坛,如果没有牺牲那才是奇耻大辱。”

还有个现象非常戏剧化,得着重强调。西方士兵被俘虏后不会主动与敌人合作,而日本兵,他们会!他们不知道怎么当俘虏,脑子里完全没有行为准则。他们丧失了名誉,也就丧失了作为日本人的生命。他们不想回家,直到战争快要结束的前几个月,才有极少数人要求回国,不论战争结局如何。有些人则要求处决自己,说:“如果你们的习惯不允许这么做,那么我就做一个模范战俘。”结果他们做得太超过战俘的标准,而成了模范的盟军兵员。这些老兵――这些极端国家主义者给我们指出弹药库的位置,仔细说明日军兵力的配置,为我军写宣传品,与我军飞行员同乘轰炸机指点军事目标。好像他们在生命中翻开了新一页,其内容与旧的一页完全相反,但相同的是都要全力以赴。

好像日本人的信条是:择定一条道路便努力奋斗,如果失败,会非常自然地选择另一条道。

(摘自《菊与刀》,华文出版社2005年2月版,定价:36.00元。社址:北京西城区府右街135号,邮编:100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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