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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放弃这个‘嘴’的生活”

2005-08-01 11:33:00 来源:书摘 万方 我有话说

大约在80年代后期,我陪爸爸去了一趟天津。那一次的旅行使我很贴近地感受到他的童年,感觉出他这个人是从哪儿来的,为什么他所以是他。天津对我来说是个陌生的城市,我们坐汽车寻找他的旧居。忽然,我听到爸爸很大的声音,“就是它!就在这里!”

汽车停在路边,他认出了旧时的街道,兴奋极了,连连说:“不错,绝对不会错的,这一家姓萧,那一家姓陈,我真是像在做梦啊!”

他的家“小白楼”是座两层的小楼,颜色灰突突的。里面住的人家不多,都上班去了,我记得只有两个老人。我们进去时陪我们来的人向住户解释,我爸爸却顾不得和主人多招呼,这在他是很少有的。他沉浸在激动与恍惚之中。

“真是奇怪呀!这是我的书房,我就住在这里,翻译莫泊桑的小说,读易卜生,读《红楼梦》,看闲书,有个书童陪我读书……”他不对我们任何人,声音喃喃地说。我看到的是一间光线昏暗的普通人的住房,摆着床和桌椅,非常的普通;然而在他的眼光里,这些房间奇异地活起来了,有人在里面出入。

“啊,这是小客厅……”如烟的往事使他悬思其间。

我们走上楼,楼梯更加暗了,又窄;记忆里楼上的光线像是亮堂一些,房子也比较宽敞。

“那时候真是乌烟瘴气哟!哥哥在楼下抽鸦片烟,父亲母亲在楼上大客厅里抽。那间大客厅,北洋军阀的大政客黄郛来过,黎元洪的姨太太也来过,真奇怪,过去的事情竟然记得这么清楚……”

我爸爸一次又一次站住,四下张望,置身于他的童年之乡,实在使他迷惑不解。我则想像出一个不大的男孩儿,放学回家时的情景。家里十分安静,没有人声,空气中飘散着一股他熟悉的气味。他走进自己的屋子,做自己的事儿,但是有一种东西一点点渗透到他的身体里面。

后来我们下了楼,经过一间屋子,他说那是他们吃饭的地方。“我最怕吃饭,父亲总是在吃饭的时候发啤气,骂厨子,有一次一脚就把哥哥的腿踢断了。”他沉默了一会儿,“我父亲,他高兴时就背我,我十五岁时,他还背过我,在屋里走啊走啊。”

这是我陪我爸爸回天津旧居时的大致情景,我想说的是我有一种感想,出生在旧中国的文人,他们大多从小就感到压抑,继而觉悟到有一股与他们格格不久的势力的存在,从此他们的生存就处于个人与一种势力对峙的状态。这成为他们无法逃脱的命运,他们也不想逃脱,他们从来无缘体味“为艺术而艺术”的闲情逸致,这才是他们的情结。

我无法说出这种势力的名称。在我之前,在不同的时代,它以不同的面目存在了上千年,它改变了人生存的定义,使个体的生命消失,变成一种适合于它的物质形式。无数中国人的生活被改变,而那些不甘于被改变、有独立意识的人,就要有所作为。

我爸爸写剧本就是他的作为。一个人的能力有大小,才华更是上天给的。我爸爸有幸被赋予了才华,他的成名是在很年轻的时候,像几乎所有当代的中国文人一样,在二十几岁就迸射出生命中创造的光辉。我体会他真正的才华,在于他全身心地活在自己独特的感觉之中,登上了自己的那块石头。

由此我想到自己的幸运。一个有才华有灵魂的人活在我身边,使我得以一直看着他生命的进程。从某种意义上说,如同看着众多的中国文化人,甚至是中国的知识界。当然我不能把他们之中的任何一个等同于另外一个,但他们的命运确有共同之处。

曾经我写了一个话剧《谁在敲门》,就是出于我所处的独特的位置与切身的感受。我试图写一个充满创造力的人,有过了不起的创作,后来创造力消失了,但奇怪的是一顶闪光的帽子始终戴在他头上。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这顶帽子被揪下来,连同他的脑袋一起扔进了屎坑。“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帽子和头再产被安放在他的身体上。这是一种极端反常然而又确实正常的现象,戴着耀眼的“桂冠”,而随时可能连脑袋一起被摘除。

长时间以来,我爸爸和许多的人,他们都被告知他们的思想是需要改造的,这种对灵魂的改造像是脑页切除术,有时是极端的粗暴行动,还有就像输液,把一种恐惧的药液输入身体里。这是一种对自身渺小卑微的恐惧,我知道这是非常严酷的事。

“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我在上初中一年级,我爸爸被打倒,被揪斗。我在学校里是“黑五类”子女,不允许进教室,只能坐在教室外面,一坐就坐一天,不能动不能说话。现在回忆起来,那时不管我们做什么,怎样做,我们的生存都不可变更地处在假定有罪的状态下。

我发现了一个本子,封皮上是我爸爸的笔迹,写着:十年浩劫回忆录。关于我上面说到的情形,他写道:“我心痛极了。我有罪,把我抓去斗,狠狠斗死了,就算了;十来岁的孩子有什么错,为什么还要连累我的孩子们!真想紧紧抱着小方子痛哭,但孩子不干,她没有心情受任何人的爱抚,连爸爸也不能勉强她。但我知道她是爱爸爸的,她湿润的眼睛对我闪出怜悯的光。”

有一段时间,我爸爸被关在牛棚里不能回家,早上让他们到马路上扫大街,小孩子就用石头砸他们。他说:“我羡慕街道上随意路过的人,一字不识的人,没有一点文化的人,他们真幸福,他们仍然能过着人的生活,没有被辱骂,被抄家,被夺去一切做人应有的自由和权利。”后来我记得放他回家了,他把自己关在屋里,能不出门就不出门。造反派命令他参加批判会,一进单位的门他就难受极了,他说:“那些人你说是人也好,是鬼也好,是神也好,反正我惹不起。我就是孙子,也不是孙子,就是一条虫,随你们怎么碾。”

人民大学那时就在我家隔壁,每天从早到晚造反派都在高音喇叭里大叫大碱。我爸爸在回忆中写道:“酷热的夏天,本来在我的小屋里就很憋闷,现在更加不能忍耐……半夜醒来,不知从什么地方传来一阵阵粗野的声音,那鬼哭狼嚎使我的胸口隐隐作痛。我胆战心惊。我觉得不久这群发疯的黑狼将包围我,抓着我,用黑爪子抓伤我的脸、我的背,我感觉自己已缩成一团。我不愿叫醒睡着的方瑞和小欢子,她们沉沉地睡在另一间小屋里。白发的岳母瘫在木板床上,一夜一夜地咳嗽。四面是乌黑的海,黑浪滚荡着,时而漂浮起几个没有眼睛、没有面目的人头,发出声声惨叫……这大约是梦,我惊醒了。我勉强安慰自己,用一颗安眠药只睡了两三小时。”

再之后他被革命群众“解放”。我爸爸看过传达室,先是在首都剧场,结果被来中国访问的日本人发现了,就把他调到北京人艺宿舍的传达室去,分发报纸,传呼电话。我记得他被表扬过,因为他在食堂里每顿都只吃四分钱的菜。有一次我外婆吃白薯,把皮剥掉,他觉得浪费,就把白薯皮吃下去。我有我爸爸在那个时期的一张照片,他坐在传达室的一张破桌子前面,手拿报纸,身后的墙上布满水印,脸上倒是乐呵呵的。

我了解我爸爸,他不是一个斗士,也不是思想家,恰恰相反,他是一个很容易怀疑自己否定自己的人。但我深知他是一个真正的艺术家,他的生命是一种半感官半理智的形态,始终被美好和自由的情感所吸引鼓动,但他的情感和思想又都是充满了矛盾的,而且都加倍地放大了。当美好的东西被彻底打碎,所有的路都堵被死,而他觉得自己没有任何的力量,绝望和恐惧就把他压垮。

粉碎“四人帮”后,我爸爸的社会活动渐渐多起来,头衔也越来越多,他的时间几乎被各种各样的活动填满。每次活动回来,他一阵风似的从门外进来,脚步匆匆,进屋后把衣服一脱就倒在沙发上。他总是弄得十分疲倦,人好像被抽空了似的。

有一回他回到家,精疲力竭往沙发上一倒,我跟过去坐下,同情地说:“真够忙的。”

他缓过点神儿来,说:“就是无聊就是了,没点儿意思。”他一下子就把话说到根儿上去。“一天到晚瞎敷衍,说点这个说点那个,就是浑蛋呗!没法子。”

我听惯了他骂自己,就笑笑。他又说:“我现在的脑子是空空洞洞,一无所有呀!”

过了一会儿,他见我还坐在旁边,就又对我说:“告诉你,每个人都有一本账,我写不出东西是我自己的账。你别以为我苦恼,你苦你的恼吧!”

千真万确,我亲眼看到一种痛苦持续不断地困扰着他。这痛苦不像“文革”时期的恐惧那样咄咄逼人,人人不可幸免。这痛苦是只属于他自己的。

痛苦是他的天性。而他的性格中具有好热闹的一面,不甘寂寞的一面。

好热闹和不甘寂寞我认为是两回事儿。好热闹是个人的事情,好办;不甘寂寞就不光是他自己的事了,弄不好就变得很难办。

有的上午他坐在沙发上看报,看着看着睡着了。电话铃一响把他闹醒,电话总是要他开会、题字、看戏、评奖之类的事儿。他一接电话就清醒了,人也精神了,什么事都应承下来。有一段时间他几乎天天有活动,有时一天有四个日程,日历本儿上记得满满的:追悼会,法国议会代表团,送机场,英国大使馆,等等。

每次参加活动回到家,他都极为疲倦,还有一股说不出的沮丧。当然也有挺得意的时候,但这样的时候毕竟不多。他心里很清楚这是怎么回事。有一次他和我说,我是用社会活动麻醉自己,我想写,写不出,痛苦,就用社会工作来充塞时间。他感叹道:这么下去怎么得了?

然而,长时间的寂寞又会使他烦躁。他坐在桌前翻手边的东西,毫不相干的杂志,又走到书柜前漫无目的地找书,读出一本本书的名字;他在屋子里东走西走,他的脸这时候绷得紧紧的;我看见了,走过去摸摸他的脸,他站住,松懈下来,对我说:“不行了,孩子,不知道什么时候再出来那个劲儿,可是像是不大行了。”有那么一会儿,我们互相看着,我多么地理解他因而可怜他。事情是多么明白啊!我本想安慰他,才摸摸他的脸,可是我什么也没能做到。

我爸爸得过严重的神经官能症,多年来他的睡眠必须要靠安眠药。吃了安眠药之后,他就大大地放松了,种种潜意识都变成话语,像地下的泉水一样往外冒。他的眼睛瞪得大大的,在床头灯的直射下亮得吓人,我就坐在他身边可他并没有看见我,而望着他活生生的痛苦。

“我痛苦,我太不快乐了,我老觉得我现在被包围着,做人真难哪!我要坦白出来,我怎么自私怎么坏,我要说心里话,说世界上任何人都不敢说的话。”――“我最恨那些所谓的正人君子,没有一个没坏心眼儿的,禽兽比他们好,恨就恨,爱就爱。”――“昨晚那个大使,说什么伟大的作家,了不起的作家,狗屁呀!我听着一点不高兴,我想得太大了。我想但丁,想托尔斯泰。”他顿住一口气,然后深深地吐出来,“都七老八十了,还成什么呀!我呀,在这个世界上白白过了一辈子,但我有一个最大的所得,我悟啊!这个世界实在不高明。人哪,是个丑恶的东西,可是也不,人又那么地吸引你……”他什么都讲,毫无顾虑,他总是为自己一生中所犯的各种错误,失当的行为反复思虑、后悔。有时候他拉着我的手,“小方子,你逼我吧,不逼不行啊!我要写东西,非写不可!”他嘴在脸上用力地抿紧,目光灼灼,闪动着生命的光焰,“我要做一个新人,忘掉过去的荒诞和疑虑,我要沉默,我要往生活的深处钻,放弃这个‘嘴’的生活,用脚踩出我的生活,用手写真实的人生。”他的话像文章一样,思路畅通之极。

多少这样的时光,我已经睡下,他连声地叫我,接着开始他的倾吐。床头灯照着我们,他立下志愿。

在我爸爸去世后,我和妹妹整理了他给我们的信,一大部分的信是他1981年到1983年间从上海写给我们的,那时他准备把解放前写了两幕的未完成的剧本《桥》写出来,那一段时间的信几乎都说到写作的问题。

他在信里说:“这几年,我要追回已逝的时间,再写点东西,不然我情愿不活下去。爸爸仅靠年轻时写了一点东西维持精神上的生活,实在不行。”他又说:“爸爸最近才悟到,没有一定的工作方向,随遇而安,浪费青春和中年时光,这是最可怜的,想起来甚至觉得惨痛。只有在暮年猛追一阵,补去已逝的时间。但创作真是极艰苦的劳作,时常费日日夜夜的时间写的那一点东西,一遇到走不通想不通的关,又得返工重写。一部稿子不知要改多少遍,现在爸爸连一个草稿,不,一个真正的大纲都没有搞成。当然真有一个结实的大纲与思想,写下去只是费时间,倒不会气馁。”

1983年4月5日的信:

“人生只此一次,若不战胜私念,决心想为人做点有益的事,则日后心感痛苦。无论学医治学、写作都是一个道理。不悟出自己活着的使命则一事无成,势必痛悔为何早不觉悟。爸爸近来异常奋发,又万分苦恼,就因早未觉悟,早未明白,在私念中浪费大半生命。”

到了1985年晚些时候,我在他的信里看到这样的话,“心事并不颓唐,还想有所作为,只是年老体衰,何日大去是不可测的。”

在他年老之后,也有过一段日子,他一个小时一个小时地趴在客厅的方桌上写着什么。我手里有一张上面写着一些字的白纸――

“为什么一个字也写不出。天沉着脸,像是又要下雪,其实方才还是亮晶晶的,怎能一转眼就变成这样一副讨人嫌厌的样子。这个天就像我,一天能几个神气,说明心中有怨气。但天不应该有什么内心的活动。我是人,人却不能不有各种变化。譬如我总像在等待什么,其实我什么也不等待。”

也许他始终有所期待,期待奇迹的出现,可奇迹没有来,不肯再来了。我知道他开过若干个头,但据他说总是写着写着就写不下去了。我问过他为什么?怎么就写不下去呢?他说也不是害怕,就是觉得不对头,觉着可能出错。我想我能理解他。偶尔,我也有另外的想法,这是不是他下意识为自己找到的一种借口呢?难道他真的就不能战胜内心的魔鬼?不能解放自己?我无法得出结论。

多年以来,我爸爸的手边一直有好几个本子,有活页本,有很小的笔记本,也有学生用的横格本,本子里内容纷繁,有他的断想,有日记,有一篇篇的人物对话和他自己写的诗,最多的是他想写的戏的提纲。

我爸爸去世后,巴金伯伯的女儿打电话和我说:我爸说曹禺真可惜,他就这么走了,他心里有好多好东西,他把它们都带走了。

我爸爸在年轻时真是非常的自信。这是一种多么大的幸福。然而老年之后,那股自信早已不知去向,不知为何物了。他常常怀疑自己写的东西是不是真的好,怀疑它们的价值。我劝他不要想了,因为这不是他的事。

“怎么讲?”他问我。

我说出看法:“你写了剧本,尽了你的力,以后就由时间去衡量了。”

“那我的戏是不是还算经得住时间考验的?”

“你说呢?”我反问他。

“你说呢?”他又问我。

我想他心里是有答案的。在他重访母校南开中学时,为中学生们讲话,他说:“我一生都有这样的感觉,人这个东西是非常复杂的,人又是非常宝贵的。人啊,还是极应当把他搞清楚的。无论做学问,做什么事情,如果把人搞不清楚,也看不明白,这终究是一个很大的遗憾。”

在我爸爸1982年6月10日给我的信里,他写道:“一个作家必须有真正的思想。一个人没有思想便不成其为人,更何况一个作家。其实向往着光明的思想才能使人写出好东西来,你以为如何?希望你能真正在创作中得到平静快乐的心情。”

在他1982年7月13日给我的信里,他说:“天才是‘牛劲’,是日以继夜的苦干精神。你必须有一个高尚的灵魂!卑污的灵魂是写不出真正的人会称赞的东西的。

“我的话不是给木头人、木头脑袋写的。你要经常想想,揣摩一下,体会一下,看看自己相差多远。杰克・伦敦的勇气、志气与冲天干劲,百折不回的‘牛劲’是大可学习的。你比起他是小毛虫,你还不知道苦苦修改,还不知道退稿再写,再改,退了,又写别的,写,写,写不完地写,‘迷’在写作里,那怎么行?”

今天,他不在了,再看他对我说的这些话,我想自己没有辜负这份深切的的父女之情。我走进了他指给我的迷人的创作境界,他曾经在这里获得了极大的享受。这是人生多大的幸事啊。

(摘自《倾听名人之后的讲述》,文联出版公司2005年3月版,定价:2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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