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重读李欧梵著《铁屋中的呐喊》，这是关于鲁迅少有的极有见地的一本书，尤其是讲到《呐喊》、《彷徨》、《故事新编》和《野草》时；不过论述杂文一章，却似乎不无可议之处。──当然这里不是要“议”他，我想谈谈
说来鲁迅的思维方式和行文方式，李欧梵也都看在眼里，所说“鲁迅后期的特别是为论争目的而写的那些杂文，主要是辛辣的讽刺。它们尖刻、好斗，带有摧毁性，甚至是刻毒的，直接指向他的真正的或想象的敌人。……此外，或许还可以加上有意扭曲、断章取义地引用对手的论述，并对其观点加以夸大”一番话，的确是鲁迅杂文方法论的神髓所在。不过他不喜欢就是了。然而抹杀了这个，鲁迅杂文几乎就不能成立。李氏以人性为尺度，而鲁迅超越人性之上。至于他另外津津乐道的“隐喻方式”或“抒情隐喻方式”，恐怕还是拿寻常看散文的眼光来看杂文；尤其讲到鲁迅杂文，这虽然也是好处，究竟不是最主要的。
我觉得最能充分显示鲁迅这方面特色的，首推《华盖集》和《华盖集续编》，这两本书加上《坟》的后半部分，堪称鲁迅杂文的顶峰之作。不过这在后期作品中仍然沿袭不少。前引李氏话里提到的“这篇文章”，指收入《二心集》中《“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恰如他所说：“……而鲁迅的文章却继续肯定这种辱骂，而且就用梁实秋自我辩护的话，用一种怪诞的逻辑略加扭曲和引申，给予他进一步的伤害。”这正是鲁迅的思维方式和行文方式的核心所在。鲁迅文章的魅力，文章的美，很大程度上是来自于此。附带说一句，后来模仿鲁迅之辈，所不曾（或曰不能）学到的也在这里。
鲁迅的思维方式和行文方式体现为其独有的逻辑性，而供这一逻辑所使用的材料，却往往取之于论战对手。对鲁迅来说，对手任何话语几乎都可以成为此种材料，──最好你别说话，一说话你就错。而且无拘你是什么姿态，什么手段，在鲁迅的智慧面前，简直防不胜防。所以我读鲁迅，感觉他一方面总那么敏感，或者说紧张，对手一举一动都在其密切关注之中；另一方面又是轻松的，因为看出别人的破绽，对他来说太容易了。读鲁迅文章，常常使我想起《水浒》里的描写，譬如“林冲棒打洪教头”一节，洪教头气势汹汹，摆足架式，连喊“来”、“来”、“来”；然而“林冲看他脚步已乱了，便把棒从地下一跳，洪教头措手不及，就那一跳里，和身一转，那棒直扫着洪教头臁儿骨上，撇了棒，扑地倒了”。最妙的是跟着就写“柴进大喜，叫快将酒来把盏”，如此简捷了事，何其潇洒快意。鲁迅文章，就有这份大气，这份从容。
时过多年，梁实秋提及鲁迅，仍然耿耿于怀。原因之一，大概在于鲁迅文章对他表现出极端轻蔑的态度。这恐怕成了笼罩他一生而他始终不明就里的噩梦。鲁迅对中国历史与文化体会最深，艺术才华又极大，所以最瞧不起平庸之辈；而当论战发生，不管对手是谁，他首先把你置于平庸之辈的境地。也就是说，根本不让你登台，不允许你在真正对话的层面上存在。严格说来，鲁迅与梁实秋等之间所发生的算不上什么“论战”，只是鲁迅对于彼辈的彻底颠覆，亦即“带有摧毁性”的打击。这得力于前述思维方式和行文方式，也就是鲁迅独有的逻辑力量。因为掌握这种力量，他更喜欢从些许小处下手，最终起到的却是整体上的颠覆作用。好比扯动脚下一块砖，整尊塑像都倒塌了。譬如《二心集?“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也是针对梁实秋的，在引述梁氏“我们‘硬着头皮看下去’了，但是无所得”和指出“梁先生自认是一切中国人的代表”后，他说：“第一，梁先生自以为‘硬着头皮看下去’了，但究竟硬了没有，是否能够，还是一个问题。以硬自居了，而实则其软如棉，正是新月社的一种特色。第二，梁先生虽自来代表一切中国人了，但究竟是否全国中的最优秀者，也是一个问题。”如此则梁实秋的批评者形象已经土崩瓦解，他说什么也是不成道理的了。这是鲁迅最“刻毒”的一招，最早大概用在《估〈学衡〉》（收入《热风》）中，那里他上来就说“很诧异天下竟有这样拘迂的老先生，竟不知世故到这地步，还来同《学衡》诸公谈学理”，而他以为“只要估一估就明白了”。现在使的也是这法子，不过更其恣意自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