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nglish

盛世下的沉思

2005-10-01 11:33:00 来源:书摘 徐怀谦  我有话说

真正的盛世,不仅是一个经济指标,还应有一个人文指标。

盛世是中国人由来已久的梦。从传说中的上古尧舜禹三代、周朝的成康,到文景之治、贞观之治、

开元盛世、康乾盛世,哪一个盛世不被文人们无数次地歌颂过?“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是多少文人士大夫的终生抱负!

然而,自古以来,对于盛世的定义就是模糊的。皇帝眼中的盛世和老百姓眼中的盛世是有很大差跟的。在封建社会,哪个皇帝不说他身处的那个时代是盛世?就连那些亡国之君也自我感觉良好着呢,不到最后时刻,他们是不会认输的。比如陈后主陈叔宝一辈子风流快活,“商女不知亡国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明末的崇祯帝还一心想做中兴之主呢。

那么公认的盛世是个什么样子呢?《史记・平淮书》:“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禀庚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百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这是文景之治;杜甫诗:“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这是开元盛世。

实际上,百姓的富裕程度是要大打折扣的。康熙说:“比闻小民不知积蓄,一逢歉岁,率致流移。”就是说,盛世中的老百姓的生活不过温饱而已,一遇自然灾害,立即返贫。

北宋年间,王安石和司马光就国家财富问题有一段精彩的对白,可以帮助我们理解盛世的含义。

王安石:“且国用不足,非当世急务,所以不足者,以未得善理财者故也。”光曰:“善理财者,不过头会箕敛尔。”安石曰:“不然,善理财者,不加赋而国用足。”光曰:“天下安有此理?天地所生财货百物,不在民,则在官,彼设法夺民,其害乃甚于加赋。”

这段话的大意是说,天下的财富是有一定数量的,不是藏在民间就是藏于官府。所以,历史上的盛世就是老百姓给国家贡献了异常丰厚的财富,自己手中留下的稍微多了一些而已。

真正的盛世不仅仅是经济发达,民生殷实,而且是一种气象。它不仅是一个经济指标,还应有一个人文指标。在这个社会里,充盈着宽容、大度、自由的氛围,它允许每一个公民都能葆有自己的个性,允许他们发出自己的真声音,不管这种声音在当局者听来是否有些不和谐。拿这个标准来衡量,大约只有唐朝堪称盛世。

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只有在唐朝,李白可以“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杜甫可以写他的《新安吏》、《石壕吏》。李绅可以写“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这样的《悯农诗》,而清朝的文人是要为“清风不识字,何故乱翻书”之类的诗句掉脑袋的。

没有个体生命的张扬,只有整齐划一的思维,只允许一种声音,这样的时代即使很富庶,也是称不上盛世的。当西方人高唱人文主义的赞歌时,我们康乾盛世中的人民还跪在地上山呼:“吾皇万岁万万岁。”我们不能向当时的封建统治者苛求民主,但他们却连一点孟子提倡的民本思想都没有。这样的盛世是固步自封的盛世,是自我陶醉的盛世,是专制主义下的盛世,是不可能长久的盛世。以专制手段维持下来的盛世,表面上掩盖了社会矛盾,但却无形中延缓了自己前进的步伐,拉大了与西方国家的差距。

从中国历史上的盛世来看,时间最长的是康乾盛世,一百三十年;其他不过几十年。相对于漫长的封建社会来说,乱世何其多,盛世何其少。为什么谁都渴望盛世而盛世却如此之少?

原因很简单:人治下的盛世是靠不住的。唐玄宗在前期励精图治,轻徭薄赋,亲手开辟了开元盛世,又在后期怠于政事,安于享乐,任用奸相,亲手断送掉了这一盛世。一个庞大的帝国要富裕起来是如此不易,可是要垮塌下来,一个昏君和几个小人就够了。

盐川正十郎在被任命为日本财务大臣时过这样一句话:“我对经济懂得不多。我靠的是常识。”对于今天的盛世,我们也可以借鉴这一观点。不必看统计数据,不必听经济学家五花八门的解释,要到农村,到工矿企业中去亲耳听,亲眼看。十六大报告中指出我们现在的小康是低水平的、不全面的、发展很不平衡的小康,这是实事求是之论。这种情况下的盛世,前面还有很远的路要走。不要再像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那样,跑步进入共产主义了!

当然最重要的,盛世是干出来的,不是渴望出来的,也不是说出来的。

(摘自《生命深处的文字》,文化艺术出版社2005年6月版,定价:17.00元,原书责编:李春阳)

手机光明网

光明网版权所有

光明日报社概况 | 关于光明网 | 报网动态 | 联系我们 | 法律声明 | 光明网邮箱 | 网站地图

光明网版权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