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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访中亚陕西村

2005-10-01 15:25:00 来源:书摘 陈琦  我有话说

陕西村在哪嗒

陕西村指的是与我国新疆毗邻的中亚地区东干民族群落。东干人实际是晚清时期我国西北回民起义失败后,被迫西撤,流落境外的回民义军残部的后裔,其中以陕西回民居多,自称“陕西回回”,国内人通俗地将东干人的乡庄称为陕西村(甘肃也有人称其为甘肃村)。

陕西

村形成于1877年。清同治元年(1862年)五月,出于对清政府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的反抗,在关中东府爆发了席卷整个西北的回民大起义,起义历时16年。起义失败后,为逃避清兵的追杀,义军残部在领袖白彦虎的率领下,携家带口,从陕西出发,一路西撤,于1877年12月从新疆喀什向北翻过天山,跨出国门,进入中亚地区。这时,当初起义时的30多万人仅剩3000多人。当地人问他们是从哪里来的,他们回答说是从“东岸子”(陕西方言,东边的意思)来的,当地人就称他们为东干人,最终就成了现在的东干族,是苏联的一个少数民族。经过120多年的繁衍生息,生活在中亚的东干人如今已达到了12万多人,分布在中亚的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乌孜别克斯坦三个相邻的国家,尤以哈萨克斯坦为多,达5万余人。

120多年来,生活在中亚一带的东干族始终没有忘了中国,没有忘了陕西,回到老家是他们永远的梦想。他们把陕西称作“舅家”。在汉字已经失传的情况下,他们艰难地、顽强地固守并传承着陕西文化。至今,在东干族内部,依然用晚清时的陕西方言土语交谈,衣食住行、婚丧嫁娶同样沿用着晚清时的陕西风俗,使用的文字也是用俄文字母拼写出来的陕西明清古语。

  礼多人不怪嘛

东干人不分男女老幼,个个彬彬有礼,待人接物上很有自己的章法。

人与人见面,不管认识的不认识的,也不管当天是否已见过面,必先握手,然后“好着呢”、“好着呢”地问个不停。用他们的话说:礼多人不怪嘛。如果有一圈儿人,新来的一个人就要同在场的每个人都握一下手,哪怕是几岁的小孩也不落下,显示了一种礼节上的平等。

东干人就餐大都是在大炕(现多是木制的大床)上或地板上铺张大毯子,再铺一圈儿坐垫,中间放张桌子或是台布,男人们依班辈和年龄层次有序而坐,客人是一定要坐上席的,我每每都享受了这样的待遇。主人给人盛饭倒茶也按照茶七饭八的习俗,叫你不会有当众吃不了的尴尬。而女性则不论老幼,不得入席,这一点是陕西人的老讲究,也可能是他们宗教上的要求,我不好妄加评论。

这里的人们非常讲究论资排辈,年轻人见了年龄大的都要道一声“色俩目供”,辈分小的见了哪怕是比自己年龄小的长辈,也得先尊声大大呀、舅舅呀的才能说其他的话。

有趣的是,在这里,小小的孩子见了你,也会问你“好着哩没”并主动过来和你握手,让人感到娃们从小就受到了良好的家庭教育。你走在街道上,人们一看你不是当地人,就主动跟你拉话,问你在谁家缓着呢,缓得好哩不好,给家里把“提乐凤”(东干土话,借俄语音,即电话)拧了没有,家里都好着哩没等。东干人之间相互一见面也是这样亲切地问这问那,哪怕是整天见面的人。有的人就感到不适应,凭啥对人盘根问底,只想把人的隐私都打探出来。

我留心体会,他们这样做,并不是一种形式上的寒暄,而是对人真心实意的关心。因此,对他们的问候,我都一一地认真对待。

东干人把尊老爱幼的传统保存到几近完备的程度。三代同堂、四代同堂的家庭很多,子孙们大了不是没有能力搬出去,而是舍不得离开这个大家庭,这里的老人们真正的享受着子孙满堂的天伦之乐。胡塞的母亲今年75岁,因患高血压,语言和行动功能障碍已经5年,俗话说久病无孝子,可他们弟兄四个却争着赡养老人,今儿个在这个家里还没停够,明儿个那个又要接到他家里去。胡塞的丈人家里有天过事(即红白喜事),大舅子嘎金与我在西安就认识,非得请我去。我带了两包从中国骑车驮来的茶叶作为礼物去了。吃了筵席,我才问嘎金今天过的是什么事,原来是他的爷爷去世30周年的纪念日。这样算来,东干人一年到头要过的事就多得不得了。

东干族实行土葬,老人去世后立即通知亲朋好友,前去吊唁,支持伊斯兰教“速葬、薄葬、简葬”的原则及中国人的传统观念“入土为安”。在营盘有一个大坟园,其他乡庄的陕西回民去世后也要埋进这个大坟园,讲究“根子在营盘,亡人进坟园”,以求世代不易,辈辈相相传。送葬时妇女只能在大门前向死者告别,全村男人一直送葬到墓地。东干人除保留头七、三七、周年、三周年纪念死者的习俗外,还在死者下葬后的第四天、七天、十四天、二十一天、四十天、一百天时祭祀。东干人有很强的祭祖传统,不忘先祖,不忘根本,起名时都把第一代过境时先人的名字当作父性,如白彦虎、冯老二、黑老五、马老六、大吴、马树海、石娃子等,一看这些名字就知道他们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渊源关系。

啊,淳朴厚道的老陕回回。

老地窝儿的人好着哩没

在陕西村,人们见我问得最多的、也是最关心的就是陕西老地窝儿的人都好着哩没?光景有这边好哩没有?吃的穿的有这边好哩没有?对这些问题,我耐心细致地给他们解答和宣传。因为长期的隔绝,大多数的东干人对今天的中国、今天的陕西几乎一无所知。我到了那里,许多人还说我是“大清国”来的。加之过去苏联一段时间的反面宣传,使许多人对中国的认识与中国的现实大相径庭,他们觉得中国人现在还缺吃缺穿,十分贫困。我给他们用陕西方言认真宣传,大概意思是:中国早已解决了十几亿人的温饱问题,人民的物质文化水平不低于他们,要不我一个老百姓怎么能来你们这里自费旅行。只是两国的基本国情迥然不同,你们地多人少,而中国正好地少人多;你们鼓励生育,越多越好,而中国如果那么做就是违反国策了。就拿小汽车来说,不是人们买不起车,如果像你们这样每家都有一两台车,那中国就得在天上或者地下去建停车库了。

说起中国,年龄大些的人还向我提起1969年中苏边境上的珍宝岛事件,他们说中国先侵占了苏联的珍宝岛,苏联人一生气说谁都甭占了,就把这个岛给炸平了。这显然只是听了苏联的一面之词。我就说中国侵犯苏联绝不可能,因为当时的毛泽东给全国的人都说了:人不犯我,我不犯人苏联打进来了,中国军队还击那完全有可能,因为毛泽东又说了:人若犯我,我必犯人。据说东干人中就有参加了当时战斗的,因为苏联当时青年到了18岁,都要到军队服役,有很多人当时就在中苏、中蒙边境上当过兵。赖赖20世纪80年代前后就当了4年兵,我那时也到了部队。我跟他开玩笑说,当时如果两国打起来,兴许我们还认识得早一些,逗得胡塞直笑。

那天,赖赖在我跟前说了一个令人啼笑皆非的事情,他说:“你们中国那时候粮食不够吃,嫌麻雀跟人争着食物,就把全国的麻雀都打死了,后来粮食多了,又想要麻雀了,才从印度买了些麻雀。”说得还好像有鼻子有眼的,连坐在旁边的胡塞似也信以为真。我回击他们说,你们太可笑了,也不想想,首先中国那么大个国家,把全国的麻雀能打死完吗?再说印度能把麻雀一只一只地活捉,再卖给他的邻国吗?真是天大的笑话。你们还讲是文化人呢,对中国也太不了解了。中国有个时期确实发动全民除过“四害”,那不单是为了保护粮食,更重要的是为了讲究卫生防病。你们懂吗?一场好好的爱国卫生运动,怎么传到他们这里成了讥笑中国的话题,弄得人一头雾水。

赖赖在路上还有一次取笑中国,遭到我正言厉声的训斥:“我只给你说一遍,马赖赖。你不要忘了我车前挂着的五星红旗,中国咋了?没有中国就没有你娃。你怎么奚落我都行,但绝不允许拿国家开玩笑,我说你们哈萨克斯坦不怎么样,你高兴不?再说不三不四的话,我就坚决调头回国,不到你们那儿去了。”赖赖也知道自己错了,只是嘻嘻地傻笑着。此后,再未发生类似事件。

我在乡庄的街道上与几个老头儿闲聊,他们问:中国是不是人跟人见了面不握手,先让烟棒子?我反问他们:你们看电视新闻上中国人与人见面是不是这个样子?中国人见了生人才握手,凡是不握手的,那就是见了非常要好的朋友,用不着握手客套。至于让烟不让烟,这是一个地方的习俗,中国让烟给人抽,这里抽烟的却向人要烟抽。话说回来,东干人很少有抽烟的,即使抽,习惯也随了西方,自己抽自己的,不让人(但确实有向人要烟的),而我们这个烟草大国,也的确把抽烟看得重了些。这一点应该向东干人学习。

还有当地人认为中国到处是假货,商品质量不可靠。一老头儿对我说,前些年他买了件夹克,穿了三天就不行了,细一看是纸做的,从此就再不买中国东西。这一观点据说在中亚乃至俄罗斯都有普遍性。我连忙纠正:中国在开放之初,的确有人为了谋私利,以次充好、以假乱真,但在市场机制日益规范的今天,那些假冒商品已经没有了市场。中国商品你们尽管放心地买,如果有假的,你找我,我给你赔。这是在开玩笑,但我给他们现身说法:我现在身上穿的用的都是一色的中国货,包括我骑了5000多公里的自行车,一路除了因天热路差跑了几次气,再没耍过任何麻达,不信你们到胡塞家骑一下试试,看来这一点很有说服力。

咱老回回把教门逮的紧

东干人虔诚地笃信伊斯兰教,把每天的五次“乃玛斯”看得比吃饭睡觉还重要。这一点,我在与胡塞及赖赖的朝夕相处中已深切的感受到了。赖赖即使是正在骑行中,只要到了时间,也要想办法找个僻静地方把“乃玛斯”做了,晚上就是再累,第二天一大早还要爬起来作他的功课。我钦佩他们这种不折不扣的信念,正如毛泽东所说:人总是要有些精神的。

东干的乡庄都像中国过去的农村一样装有有线广播。所不同的是,这些高音嗽叭不广播新闻,不呼喊革命口号,也不播送天气预报。开始我也奇怪,广播一天到晚说的话我一字都听不懂,又不像是俄语,一问才知,这些广播是专门用来组织人们作“乃玛斯”的,广播里说的净是阿拉伯语,谁能听得懂。

一家东干人过事请了我去。我吃罢饭在院子外边转,突然看到房里房外、院里院外所有的人都跪在地上,双手举在胸前,原来是阿訇在屋里念经,凡看到的人不论男女老幼都要跟着做功课,哪怕是路上走的人,也得停下来。那么多人,动作却一致而默契,立时给人一种神圣感。

在中亚,信仰伊斯兰教的不光是东干人,哈萨克、维吾尔、吉尔吉斯也都是穆斯林。可是,这些民族执行教规大多不很严格,表现为生活方式上的日益西化,男人抽烟喝酒非常普遍,女人着随意,不拘言笑。而东干人却一以贯之地严守教规,严禁烟酒,女人哪怕天气再热,也要长衣长裤,头上还要包上头巾。女孩小的时候着装还不用讲究,也同男孩一样嬉笑打闹,一旦成人,穿着打扮都得按东干习俗来,再也不能疯疯癫癫的了,甚至不能随便串门,走在大街上,即使见了熟悉的男性都不能打招呼。我途中在一个多民族杂居的小镇歇脚,看到院中有各族少年在玩耍,就去凑热闹,他们知道了我是中国人,就问我认不认识成龙,说着就模仿功夫片上有动作打打闹闹,几个俄罗斯女孩把那些男娃打得到处乱窜。她们是那样的开心自在,相比之下,我们的东干女孩就要遵守太多规矩了。也许这里人们已经习惯了。

东干人对子女教育是非常严格的,不论儿子女儿,从小就要学会干家务。即便娃们正玩在兴头上,只要大人叫干啥去,马上就去了,很听使唤。胡塞的四女儿克里麦,今年才14岁,去年二姐、三姐一同出嫁,家务的重担就落在了她的肩上。学校一放假,她一天要做全家的饭,要照顾奶奶的起居饮食,洗洗涮涮,还要照看好弟弟和妹妹,简直成了一家的掌柜的。中国像这样的好孩子太少了,我的女儿都17岁,除了上学读书,再几乎啥都不干。我们的孩子是否太娇气了呢?也许我们应该检讨我们的教育。

我在街道转悠时,见一小伙子因天热脱了T恤,光膀子在路上走,突然一个年纪大点的人喊住了他,说是啥娃儿,把你衣裳穿上,让人看见了不骂你,指你大的脊背呢。

国内有的资料说,陕西村的年轻一代已经渐渐地不会说陕西话了。实际不是这样的,这里即使是刚刚学会说话的娃娃,也都是一口纯正的陕西腔。月光下在街道散步,看不到也不用看人的长相年龄,只听那热闹的聊天声音,就如同进了关中的农村一模一样。说不了陕西话的,只有那些长期在城里的或在很小的乡庄的东干人,他们实在难以抵御强大的异域文化的冲击,这也是情理之中的事。

回回本来就是一个非常珍惜历史、怜念过去的民族,他们一代一代在用生命的力量维护着信仰的尊严,维护着自己的特征和个性,若非如此,就没有今天的回回民族。回回先民把原故里的阿拉伯文化、波斯文化的传承看得比生命还重要。同样,白彦虎率领到这里的陕西回回把第二故乡陕西文化的传承也看得比生命更重要。他们固守着传统,把过去的一切看成是神圣的、不容置疑的。而在失去文字的情况下,口授心传,至今绵延不绝。这正是民族的秉性,也正是东干人百多年来乡音不改、民风不移的根本力量所在。

东干族在衣食住行上最为鲜明地体现出了陕西地方特色及明清时代的古风遗俗。陕西人把自己的习俗归结为“八大怪”:房子单边盖,帕子头上戴,面条像裤带,烙馍像锅盖,姑娘不对外,辣子是道菜,泡馍大碗卖,凳子不坐蹴起来。东干人几乎一样不落地把这些承传了下来,有些比今天的陕西人做得还认真。

东干子女成人后,不戴头帕不出门。直到今天,各东干乡庄的姑娘仍不外嫁,与外族通婚的只是住在城里的少数东干人。辣子是一道每顿饭必上的菜,这一饮食习俗一直传延至今,受东干人的影响,当地的哈萨克人、吉尔吉斯人及俄罗斯人也喜欢上了辣子,他们把辣子也叫成汉语的发音。

在社交和各种正式场合中,东干男子多西装革履,妇女戴头帕,着花布长袍,下边穿长裤,裤腿打绑带。东干族特别讲究整洁干净,注重仪表。小孩子衣着比较华丽,色彩鲜艳,小男孩有光着身子玩的,女孩不允许穿短衣短裤。衣着上还用一些老词汇:夹夹子、马褂、大裆裤、腰带子、大襟袄。

俄罗斯人、中亚人嗜酒如命、酗酒成风,但东干人洁身自好,从不饮酒,就是婚礼上宴席也不上酒。然而东干人却喜好饮茶,每餐必有茶,客人来后宴席上的茶更为实惠,有贵客临时光茶点就能上几十样。他们特别喜欢中国瓷器,用陶瓷做的茶具、餐具是每个东干家庭的必备品,东干人家客厅的柜橱里有两种东西十分显眼:一是俄国制的水晶玻璃器皿,一是中国细瓷制品。

(摘自《万里独行探访中亚陕西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2月版,定价:26.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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