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中国文物学会统计，因战乱等原因，中国流失海外达国家博物馆一、二级馆藏标准的文物不下百万件，其中“国宝级”的精品达数十万件，至少分布在47个国家200多个博物馆和私人收藏者手中。
欧洲的中国文物收藏以英国为最，仅大英博物馆就藏有汉代玉雕驭龙、晋顾恺之《女史箴图》、南北朝陶猎鹰坐俑、敦煌
数千年文明的深厚积淀，使中国文物在世界文物界举足轻重。大批有价值的中国文物多年流散海外，是中国收藏界挥之不去的心头之痛。令人欣慰的是，近年在世界顶级文物拍卖场中，中国人的身影频频出现。1999～2004年，中国藏家海外购买中国艺术品的增幅竟达200%。《华尔街日报》说，嘉士德2004年3月在纽约洛克菲勒中心的春季拍卖会上，拍出了超过1000万美元的中国艺术品，而全场最具激情的竞拍者来自中国。
一些海外顶级拍卖行的统计数据似乎也在印证这一现象。2003年嘉士德纽约秋季拍卖会，13%的中国艺术品被中国买家拍走；2004年的春季拍卖会，比例升至25%；香港秋季拍卖会，“中国比例”再次上升。另据德国纳高拍卖公司近年的统计，买家中竟有五成是中国人，其购买力占拍卖总额近三成。
民间资本已成为“海外夺宝”不可忽视的力量。目前，无人能够说清中国文物在海外巨大而复杂的存在，民间资本是否有能力、有必要当此“夺宝”重任，现实是他们的确发挥着巨大的能量。
夺宝主力――浙江兵团
“夺宝奇兵”的主力系浙江的民间资本。浙江民营经济发达，浙江人每年从海外购回多少文物，一时无人说得清楚。仅去年，浙江企业家便斥资近3个亿从海外购买中国文物。这些买家分布于民营经济特别发达地区，大致可分为：宁波板块――慈溪一带；台州板块――椒江、黄岩；温州板块；义乌板块；绍兴板块；杭州板块等。前不久，明末清初画坛巨擘陈洪绶流落他乡的《花鸟画册》被浙江中凯集团以2800万元拍回，慈溪一买家去年3次出手从国外购回3000多万元的中国文物，宁波一藏家打算出资一亿多到国外“抢宝”。
浙江民营企业家出手之快之大方，简直就是在“抢宝”。省内许多民营企业家甚至在自己公司内搞起陈列室、博物馆，其藏品之丰、档次之高，令人惊叹。
2003年，《家有宝藏――2003浙江民间收藏珍品大展》在浙江博物馆举办，民营企业家拿出的“宝贝”竟使浙江省博物馆汗颜。共展出的280件（组）文物，有晚商的“兽面纹铜鼎”、东汉“重列神人车马画像镜”、唐代“狩猎菱花镜”、清代“乾隆云龙纹剔红小柜”……这些承载厚重历史文化的中国文物流失海外已久，都是精品中的精品，其重现让不少文物专家落泪。
这些海外购回的文物，不过是浙江民间文物收藏的冰山一角。可以肯定的是，浙江民间资本收藏的文物，无论数量还是质量，均超过了浙江省博物馆。一般的省级博物馆，是不可能一下拿出上千万元购买海外文物的，而浙江的民营集团，每年花数千万元参与海外文物拍卖，却十分正常。
浙江民间资本回购海外国宝，是近十来年的新情况。参与文物拍卖的大都是民营企业家，他们年约四五十岁，既有收藏爱好，又有房产等雄厚实业。近年几乎每至10月前后，江、浙、沪的大型旅行社便组织特殊的赴欧美旅行团，其成员大都为艺术品收藏者，他们是到欧美的拍卖场与古玩店采购中国艺术品的。2004年10月，由于频繁光顾世界顶级拍卖会，浙江慈溪一地就有20多位民间企业家收到世界两大拍卖行――嘉士德和索斯比的宴会邀请函。
夺宝大腕：陆汉振・徐其明
陆汉振，一位年近50的浙江老板，自称“第一个在嘉士德、索斯比操着宁波腔买东西的人”。无疑是海外夺宝兵团的领军人物。2001年10月，他在香港索斯比中国艺术品拍卖会上购得元釉里红玉壶春瓶；2001年10月，在香港嘉士德中国艺术品拍卖会，他购得元青花鱼藻纹罐；2002年6月，在英国伦敦索斯比中国艺术品拍卖会，他购得商代晚期兽面纹鼎；2003年10月，在香港索斯比中国艺术品拍卖会，他购得明嘉靖鱼藻纹罐……
2003年10月，在香港一次艺术品拍卖会上，陆汉振以150万元美元竞得一件清代官窑瓷器，其最终报价是预估价的10倍，立即引起香港及海外媒外关注：《华尔街日报》撰文描述：45岁的陆汉振戴一个大型玉指环和钻石手镯，以惊人的报价购得一个装饰有蝴蝶的清朝陶瓷花瓶。
陆汉振领导的金轮集团是国际文物市场上出手最阔绰的中国企业之一，在过去的5年间，每年购买海外文物的资金为3000～6000万人民币。陆汉振2000年涉足文物收藏，自此每到一地，他总会在当地博物馆发现许多国内从未见过的中国古代文物精品。于是，他带着翻译，频繁穿梭于世界各大拍卖会之间。陆汉振为其购回文物专设一个1500平方米的展厅，保存和展览其“战利品”。1000余件从宋代官窑到清代后期官窑的瓷器，被按照年代顺序和工艺种类，置于一个个的玻璃展柜中。
另一大腕儿徐其明，在拍卖会上的表现同样引起海外媒体的注意。尽管《华尔街日报》形容徐其明是“穿着并不合体的蓝西装，戴着镶钻金表”的中国暴发户，“每次竞价都兴奋地挥舞手中的塑料牌”，但他依然令国际拍卖界震惊。他对收藏的兴趣始于1994年，那年慈溪周边高速公路开通，大量瓷器随着施工的进行出土，徐其明从此对古董尤其瓷器产生了兴趣。1995年，徐其明涉足海外顶级拍卖会。2003年，香港索斯比中国艺术品拍卖会上，徐其明对一件明朝宫廷用的陶瓷茶杯报价112万美元，未能竞得。翌日，他从一位日本收藏家手里收购了一只有300年历史的绿色六边形花瓶，出价193000美元，是预估价的两倍。2004年11月1日，他成为香港索斯比拍卖行艺术品拍卖会上的“明星”，拍回一件价值450万元港元的清雍正粉彩桃纹盏，一件400万港元的元代青花龙纹罐。加上之前在伦敦和纽约拍卖会上的竞拍，徐其明2004年的海外文物投入超过3000万元。
“雪耻夺宝”所谋者大
与上世纪80年代日本投资者蜂拥国际艺术品市场搜集梵高的作品及其他西方艺术品不同，中国收藏家对本国文物更感兴趣，他们倾向收藏的主要为瓷器、书画和玉器等，对御用物件更感兴趣，这与民族自尊心有关。一位慈溪老板对记者形容其参加国际拍卖会的感受说：“身边坐的都是外国人，展台上都是多年前流失的传家宝，这时你就会想，一定要把它买回家。”但他们钟情中国文物显然还有其他解释，除喜好和熟悉外，中国文物的价格相对较低，也是重要原因之一。一件犀角杯，在故宫藏品图录里出现过，应是顶尖物品了，但其成交价不过十多万美元。即使较昂贵的瓷器，500万美元已是极限，但此价格与西方艺术品仍无法相比。
对企业家个人而言，出现在国际艺术品拍卖市场上，不仅是其人生经历之一，也是拥有财富身份的象征。国宝大量流失海外，成为别人的珍品，国人从昔日的主人变成客人，这难免使人感到耻辱。所以，民营企业家叱咤海外拍卖会，把国宝夺回，实在是快人心、振国威的好事。由此角度而言，他们是“洗雪旧耻爱国夺宝”的英雄。但其身后动机未必如此简单，收藏国宝能带给收藏者良好的心理享受，带来成就感和满足感，国宝回归也能激起民众道义上的支持和强烈的情感认同，收藏者可获得维护民族尊严的美誉，还能获得商业利益。所以，“夺宝”是名利双收的情感投资和商业投资行为。
艺术品收藏在国外早已是一种投资方式。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流行炒股票，炒房产，现在人们则瞄准艺术品收藏市场，收藏投资成为继股票和房地产后的一大热点。业内人士说：“粮油一分利，百货十分利，珠宝百分利，古玩千分利。”很多文物的价值随时间推移而增加，甚至百倍千倍地增长，收藏者因此可获巨额回报。
而一些企业购进艺术品，主要是为增加自身的企业文化，同时往往还可获得意想不到的商业利益。保利集团因拍得圆明园流失国宝而名声大振，兼之在其开发的房地产搞巡展，获得比单纯广告好得多的营销效果。民间企业家购回国宝，带来的不仅是短期名气，更多的是未来的、长远的、暂时看不到的利益。如杭州娃哈哈集团、华利集团等，均办起自己的企业陈列室、博物馆，在投资升值的同时提高企业文化。
海外夺宝需要回归理性
但有种情况似乎被人忽视，即民间资本以重金赎买被劫或盗掘走私出境的文物，还值得为“国宝回归”而欢呼雀跃吗？民间资本夺的是宝也是赃，如果可凭正义讨回，夺宝意义何在？这是民间资本海外夺宝无法回避的问题。对非法出境的文物，世界各国少有重金赎回的先例，普遍的做法是依据法律原则，锲而不舍地竭力追索，有些国家为维护主权和民族尊严，甚至不惜采用强硬的外交手段。但事实是，近20年来许多自大陆盗掘走私文物的回归，大多是耗费巨资赎回的。相对别国的道义追讨，重金赎回显得不必要和不理智，且重金买回“身家不清白”的国宝，也纵容了文物犯罪。我国已经加入有关国际条约，打击文物走私，追索非法出境文物，故对于民间耗费巨资“夺宝”的行为，不能一味鼓励。
（摘自《交流》2005年7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