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以花甲之年临危受命，在动荡不安的伊拉克再续使命传奇。“苟利国家生死以，岂以福祸趋避之。”这就是外交官的使命。枪声中睡，炮声中醒，几次和死神擦肩而过，他依然从容镇定。游刃战火之间，斡旋生死边缘，解救中国同胞生命，他成功开创了战地外交。勇谋兼备，一心向国，这就是孙必干，中国当代最优秀的
外交官的代表。
孙必干，63岁，1965年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大学。1990年至2002年，曾先后担任沙特阿拉伯大使、伊拉克大使、伊朗大使；2003年6月，出任伊拉克使馆复馆小组组长。
2004年7月9日，7名中国外交人员和6名武警官兵在伊拉克曼苏尔饭店的一间普通房间里，展开了一面崭新的五星红旗，庆祝中国驻伊使馆正式复馆。虽然这只是一个简单的仪式，但对孙必干领导的中国复馆小组来说，却是来之不易的。
2003年3月20日伊拉克战争爆发；5月，美军宣布结束对伊拉克为期40多天的大规模军事打击；6月，中国政府开始着手进行驻伊使馆的复馆工作，当时，已退休半年的孙必干，临危受命，接受了这项任务。
孙必干长期在中东工作，曾先后担任过中国驻沙特阿拉伯、伊拉克和伊朗大使，2003年1月已经退休。但是，本可以闲居家中享受天年的他，却临危受命，出任复馆小组组长，重返战火纷飞的伊拉克。他说：“外交是一种国家行为，叫你去完成一项任务，你就是不应该推辞的。”
艰难复馆
2003年7月18日，孙必干和三名同事穿越被称为死亡之路的约伊高速公路，第一次进入了战后的伊拉克，实地调查了战后的伊拉克和我国驻伊大使馆被毁的情况。就在孙必干一行离开巴格达返回约旦安曼后不久，伊拉克境内响起了猛烈的爆炸声。联合国驻伊总部大楼、国际红十字会驻伊总部、约旦等国驻伊使馆相继遭到袭击，联合国特使遇难，伊拉克临时最高行政委员会主席被杀，安全形势异常严峻，复馆小组不得不在约旦待命，结果一等就是半年。
2004年2月，复馆小组决定再次重返巴格达，考虑到伊拉克严峻的安全形势，我国政府特别派出6位武警人员随行，负责复馆小组的安全保卫工作。这6名警卫人员全部来自武警反恐特警队，精通射击、擒拿格斗、防化防爆等技能。向国外派出武警保护外交人员，这样的情景在共和国外交史上是第一次，在孙必干30多年的外交生涯中也是第一次。
2月15日，一切准备就绪，复馆小组的7名成员和6名武警一起离开约旦首都安曼，乘坐5辆汽车再次驶上约伊高速公路。从安曼到巴格达的路程共1000公里，在这条路上，经常会因频繁的袭击事件而遭遇误伤，路上也经常有地雷等爆炸物。
复馆小组到达约伊边境时，武警将便服换成军装，一行13人都穿上防弹衣，开始实施安全防卫预案，以备经历死亡之路。车队编队排序，警卫人员分工，途中查看情况，保证快速反应。停车加油时尤其是特殊防备，孙必干下车时始终有人贴身护卫。进入伊拉克境内后更是枪不离身，武器不离手，时刻作好战斗准备。
复馆小组抵达巴格达后，首先就是要寻找一个安全落脚的地方。而中国驻伊拉克使馆的馆舍，在战后的抢劫风潮中遭到毁灭性破坏，大使馆邸就剩下了一个空壳，门窗、屋内所有东西都没有了，地上全是陶瓷工艺品的碎片，各种图书、报纸、砖头和杂物。复馆小组不得不住进市中心的曼苏尔饭店，然而这家上世纪80年代建的五星级饭店，因战争早已是面目全非。
曼苏尔饭店内部条件相当于国内边远地区的乡镇级宾馆，一人一个不到10平方米的标准间，办公和生活都在里边，没有其他可以活动的室外场所，生活异常单调枯燥。孙必干想尽办法，为馆员增购一些设备和书籍，尽可能使大家的业余文化生活丰富一些，使紧张一天的神经能放松一下，同时积极采购一些备用的急需药品和改善馆员的伙食。
曼苏尔饭店距离联军总部直线距离只有500米，日常生活经常是与爆炸相伴，与袭击相邻。爆炸声和枪炮声不绝于耳，用孙必干的话说，就是“在枪声中睡，在炮声中醒”，很多人因此患了失眠症。小组成员不敢随意出门，因为只要出去，就会碰到汽车炸弹、路边炸弹、枪击等各种各样的危险，还有后来的绑架和斩首。每次出去都要选择合适的时间，还有合适的路线，有武警相陪，以免发生意外。在这种危机四伏的情势下，复馆小组的一些成员甚至还做出了最坏的打算，有的写下了遗书。
25小时解救人质
在日夜不断的枪炮声中，身患严重心脏病的孙必干，是靠服用速效救心丸支撑着完成中国使馆的复馆工作，而此时，一件让孙必干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这是他近40年外交生涯中的又一个第一次。
4月11号晚上9点，孙必干得知有7名中国工人被不明身份的伊拉克武装分子绑架了。这个消息让所有人感到十分震惊，就在几天前，已经先后发生了3名日本人、1名加拿大人、4名意大利人和两名美国人被绑架的事件，有的人质甚至被杀害。中国人质的安危让孙必干的心紧紧地收拢。
没有迟疑，孙必干立即开展工作，一边向国内汇报，一边开始了全方位的营救工作。无论官方的还是民间的或是媒体的，孙必干在能想到的途径都展开了工作。中国外交部在第一时间召开了新闻发布会，表明我国政府对绑架事件的严重关切态度，外交部长李肇星就人质问题与伊拉克外长通电话，要求保证中国人质的生命安全。
孙必干还利用个人关系与伊斯兰党和伊拉克当地有影响的宗教组织长老会取得了联系。孙必干说：“我们考虑到人质是在从约旦入境，在到巴格达的路上，费卢杰这个危险的地区被不明武装分子劫持的，估计这些人可能跟伊斯兰党，跟穆斯林长老会可能有联系，所以我们通过他们向绑架者传话。”
半岛电视台是中东地区一个具有特殊影响力的媒体，为了能更快地找到更多的解救中国人质的渠道，孙必干亲自到半岛电视台用阿拉伯语发表了讲话。他在讲话中呼吁绑架人员能够立即释放这7位中国公民，他说：“这些中国人他们都是来这儿经商务工的。他们是冲着伊拉克人民友好而来的，他们到这儿来只会为我们两国的友好做事，而不会伤害任何人，所以请你们尽快把他们放回来。不仅仅是我国政府很关注这个事情，而且他们的家人也非常担心他们的安危。”
经过全方位、多渠道的营救，只用了25个小时，中国人质事件就得到了圆满的解决，一时间被国际外交界传为佳话。
国家利益高于一切
其实在为营救人质而进行的斡旋中，孙必干和复馆小组成员自身的安全也处在极大的危险之中。他们出去不管是找人交涉也好，或者是通过媒介或中间人进行活动也好，也在冒着被袭击的危险。
但是，作为一名外交官，孙必干清楚地知道，无论自己处在什么样的危险之中，也要将国家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为了减少伊拉克战争带给中国驻伊公司的损失，孙必干和复馆小组的成员在驻伊的半年多时间里，经常是冒着生命危险开展外事活动。
有一次孙必干在一个旅馆有一场重要的拜会活动，旅馆本身安全警卫是非常严的，有三道岗。第一道过了，第二道岗也经过了，办了比较安全的手续。正当孙必干的车要启动的时候，前面第一道岗爆炸了，仅在百米以内的距离。那个爆炸声音特别大，孙必干的司机有好几天耳朵都不是那么灵了。
还有一次孙必干去外交部，在那儿等待开会。外交部对面库尔德的一个办公楼突然发生了一起非常强烈的爆炸，整个外交部大楼的窗户震动很厉害，在办公楼里面的孙必干感到强烈的冲击波。那次爆炸导致17个人死亡，15个人受伤。
人们并不难感觉到，这种生活是怎样的惊心动魄。已经年过花甲的孙必干患有冠心病，虽然他是揣着救心丸前往伊拉克，但对于近在咫尺的危险甚至是可能的牺牲，他却心怀坦然。孙必干说：“死亡是不可回避的事情，所以我们有的同志也都有这种思想准备。我自己当然也有思想准备，但是我们都是有任务在身，这些事情我们必须要去做。”
孙必干待人谦和，处事低调。在长达几十年的外交生涯中多次遭遇惊验的考验。20世纪70年代，他驻也门，经历了5次政变、两次总统遇害；80年代，在利比亚遭遇美国轰炸；90年代，在沙特遭遇海湾战争。
这次在祖国需要的时候，孙必干再一次挺身而出，以花甲之年、带病之躯，辞别了80多岁的父母，前往了动荡不安艰苦战乱的伊拉克。那里全年8个月是酷暑夏季，温度高达50多摄氏度。巴格达缺少水电，日供电不足6小时。另外美英联军在海湾战争中使用了大量贫铀弹，使空气、水源、土壤受到严重污染。此外，巴格达缺医少药，几乎没有医院可以看病就诊。
孙必干说：“外交是一种国家行为，叫你去完成一项任务，就是不应该推迟的，特别是这是一种比较艰苦、比较危险的工作，你不去，别人也得去。这次任务比较特殊，风险挑战性比较大，对于一个退休的人来说，机会并不是很多的。我去了，而且我也做了，尽管已退休，还是能为国家做一些事情，我感到欣慰，感到愉快。”
人物访谈
敬一丹：当时您老将出马的时候，其实是可以说不去的，因为您毕竟退休了。我们知道您没有说不，您当时心里到底是什么样的心情？我们觉得到那个炮火连天的地方，需要的也不仅仅是勇气。
孙必干：首先我认为，伊拉克发生的形势，我们应该有人去；第二个，既然领导找到我了，说明我虽然退休了，还可以替领导分忧，所以我就毫不犹豫地就接受了这项使命。
敬一丹：除了勇气之外，是不是还有能力、智慧这样的准备呢？
孙必干：因为伊拉克对我来说并不生疏，我1994年到1998年曾经在那儿当大使，对伊拉克的情况，应该来说是比较熟悉。另外呢，由于我多年在中东地区工作，所以我想，如果碰到一些特殊的事情，我还是能够通过各种途径，能够找到解决的办法。
敬一丹：刚才在一组镜头里，我看到您和您的警卫在一起。我们特别想听您介绍一下，您的这些同伴，您的同事。
孙必干：中国派武警到驻外使馆工作，这在外交史上还是第一次。由于伊拉克的战争状况，外交官的工作会随时碰到危险，所以中央决定派武警跟我们一起工作。六个武警，个个都是各有特长，身手不凡。
他们都是武警战士，领队的是一位团长还有一位连长。其他四位虽然是战士，但是也是老手。所以说，一个他们责任心极强，第二个他们发扬了军队“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他们是为外交官当保镖，同时也在不出去的时候，还要为使馆站岗放哨。
敬一丹：从年龄上看，这些武警官兵都可以算是下一辈了。您跟他们之间是怎么相处呢？
孙必干：我们实际上相处得非常好，因为是在非常困难的条件下，武警他们承受着更大的压力。他们必须完成两项任务，一个，确保外交官的安全；第二个，确保他们的安全。这两个确保是相辅相成的，缺一不可。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之间的关系，除了同事上下级以外，更多的还是战友。因为我们都共同存在着同样的危险，我们之间的关系一般非常好。
敬一丹：现在大家觉得，您虽然退休了，但是非常地富有，您的经历、您的经验，年轻人都很愿意分享。现在有很多年轻人还是很向往外交官这个职业的，外交官对他们有着很强烈的吸引力。当然他们也知道任何职业有享受的一面，也有需要承受和忍受的一面，您怎么理解这个职业给我们带来的享受、忍受和承受？
孙必干：我觉得你刚才这个表述本身就很准确地说明了外交生涯的两面性。不言而喻，外交是我们党和国家非常重要伟大的事业。我们不可想像，如果我们不在外交上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的话，我们中国会有今天。所以呢，外交工作本身确实是一个很光荣，还有挑战性的工作。但是呢这个外交不仅仅是西服革履、送往迎来、请客送礼，同时也还有其他的方面，除了自然界的海啸以外，还有政治上的风波、战乱，我们外交官很多都是生活在、工作在这样的环境下。另外除了这个之外呢，政治斗争风险也还是很大。所以应该说，外交官的生活有他的两面，一面为了国家、为了工作的需要，为了中国对外的形象和尊严，对外的形象要非常重视，同时也必须随时随地准备着承受各种各样的风险。事实上在中国建国以来的这么长时间，我们很多的外交战士，生活在、工作在非常危险的环境下。特别是我们老一辈的外交家、老大使、很多外交上的人员，他们奋发开拓，不求名、不求利，默默地工作，我觉得这些都是我们始终应该尊敬的。
敬一丹：好，谢谢孙大使。也请您呢，把我们对在伊拉克大使馆的外交官的问候转达给他们。
孙必干：谢谢。
（摘自《2004感动中国年度人物》，中国青年出版社2005年5月版，定价：78.00元。原书责编：高育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