顶撞蒋介石
1927年8月，刘文典受安徽省政府之聘，到安徽省首府安庆筹办安徽大学。安徽大学开始招生后，他任法学院院长兼预科主任，行校长之职。
第二年，学校发生学生风潮。此时
此事在全国的教育界、学术界引起了极大震动。安庆的学生举行示威游行，要求“保障人权”、“释放刘文典”。后来，由于国民党元老蔡元培等说情、力保，陈立夫又从中斡旋，蒋才以“即日离皖”为条件，释放了刘文典。
他的老师章太炎听说此事后，在病中特意作对联相赠：
养生未羡嵇中散，
疾恶真推弥正平。
章太炎把他比作敢于顶撞权贵的“祢衡”，对他的气节甚为赞赏。
言行不一
刘文典中年以后，渐入颓唐，潜心学问，不涉时事。他上课很认真，不像有些老师开始总喜欢胡侃一通，才进入正题。但是也有例外。
有一次上课，不知从哪儿说起，刘文典忽然慷慨激昂，从座位上站起身来，睁大眼睛，说人间的不平等现象使他气愤，并举例说有人坐车，有人拉车等等。同学们听了都很惊讶，交头接耳，刘教授怎么从“出世”忽而转为“入世”了。
下课以后，有些同学从窗口目送他走出校门，一辆人力车过来，他坐上去，车夫提起车把向西跑去。原来他正是那“坐车”的人。
看佛经挨打
刘文典在清华大学任教时，需要查阅某种佛经。他听说北京西山香山寺藏有此佛经，就前去阅看。
该寺有严格规定，非佛教人士，不准借阅藏书。允许借阅者必须在寺内念经堂正襟危坐，也不得以手指沾口水翻书页，必须用寺院特制的蔑子翻阅，违者受罚。该寺管理藏书的老和尚与刘文典略有认识，知道他是著名学者，特准他借阅，佛堂内也不派僧人专门看守。阅前，老和尚向他详细介绍了阅读规则，他当即承诺，严守规约。
老和尚去后，刘文典静坐读经。看了一会儿，他因路途劳顿，有些疲倦，见室内有一空床，便趁机持书卧床阅读。不料，他看着看着，就睡着了。
不知过了多久，正在睡梦中的他忽然听到骂声，头面受到扑打。他睁眼一看，老和尚边打边斥责说：“你言而无信，竟把佛经丢在地上！”原来，他睡着之后，手一松，身子一歪，手中的佛经也就随之掉落。老和尚本来想与他谈论佛学，进来一看这情景，顿时火冒三丈，拿起扫帚就打过来。
此举有如当头棒喝，刘文典顿时清醒。他一面苦苦求饶，一面在佛堂内抱头鼠窜。老和尚见他甘心挨打，并没有教授架子，怒容一变，“扑哧”一声笑了。
不打不成交，刘文典和老和尚成了好朋友。老和尚到清华大学拜访，他还专门设素斋招待。
看不起新作家
刘文典专心研究古典文学，很看不起搞新文学创作的人，认为“文学创作的能力不能代替真正的学问”。有一次，有人偶尔向他提起当时以《激流三部曲》名噪一时的巴金。他想了一会儿，喃喃地说：“我没有听说过他，我没有听说过他。”
他在西南联合大学中文系当教授的时候，也不把闻一多、朱自清这些“才子”出身的教授放在眼里，对讲授语体文写作的作家沈从文等尤其蔑视。当他得知西南联大要提升沈从文为教授时，勃然大怨，说：“陈寅恪才是真正的教授，他该拿四百块钱，我该拿四十块钱，朱自清该拿四块钱。可我不给沈从文四毛钱！他要是教授，那我是什么？”
在讨论沈从文从副教授提升正教授的教务会议上，大家都举手同意，只有刘文典表示不满，他说：“沈从文是我的学生。他都要做教授，我岂不是要做太上教授了吗？”
“替庄子跑警报”
有一天，日机空袭，警报响起。西南联大正在上课的教授和学生照例疏散到昆明城外去躲藏。
正当大家或疾走或快跑争先恐后之际，沈从文凑巧从刘文典身边擦肩而过。他略显不悦之色，就对同行的学生说，“沈从文是替谁跑警报啊！这么匆匆忙忙地，我刘某人是替庄子跑警报，他替谁跑？”
沈从文虽然听见了，但尊他是前辈，没有说什么就跑开了。
择时讲《月赋》
刘文典在西南联大开设《庄子》、《文选》等课程。他讲课不拘常规，常常乘兴随意，倒也别开生面。
有一学期，刘文典开《文选》课。上课前，先由校役带一壶茶，外带一根两尺来长的竹制旱烟袋。讲到得意处，他就一边吸旱烟，一边解说文章中的精义，下课铃响也不理会。有时他是下午的课，一高兴讲到5点多钟才勉强结束。有一次，他上了半小时的课，结束了上一讲的内容。同学们以为他要开讲新课。这时，他忽然宣布说：“今天提前下课，改在下星期三晚饭后七时半继续上课。”
原来，下个星期三是阴历五月十五，他要在月光下讲《月赋》。届时，校园时摆下一圈座位，刘文典坐在中间，当着一轮皓月大讲其《月赋》，生动形象，见解精辟。同学们也听得入了迷，觉得是一次难得的享受。
当代庄子
刘文典用了多年时间潜心研究庄子。1939年，他终于出版了《庄子补正》（附《庄子琐谈》）一书，共计十卷，达到了他学术生涯的最高时期。
陈寅恪人称“教授之教授”、“大师之大师”，能为此书作序，刘文典顿时身价倍增。此书一出，刘文典在全国学术界获得“庄子专家”的美誉。一贯恃才自傲的他也以国内有名的庄子研究专家自称。他每次上课讲《庄子》时，开头第一句总是说：“《庄子》嘛，我是不懂的，也没有人懂！”言下之意是如果他不懂《庄子》，别人就更不懂了，可见其自负之情。
在西南联大时，曾有人向刘文典问起古今治庄子者的得失，他大发感慨，口出狂言说：“在中国真正懂得《庄子》的，就是有两个人。一个是庄周，还有一个就是刘文典。”
把学生作为吹牛本钱
西南联大青年教授陶光是刘文典的得意门生，经常为学问之事登门请教。但有一段时间因为备新课就没有去看望老师，心存愧疚。因此，他专门抽空去看望刘文典。
不料，两人刚一见面，刘文典就劈头盖脸把他一顿臭骂，说什么“懒虫”、“没出息”、“把老师的话当耳旁风”等等。陶光一时莫名其妙。他一向尊重老师，但刘文典把他当成奴隶一般，随意辱骂。他也忍无可忍，正要怒目反击时，忽见刘文典用力一拍桌子，更加大着声音说：“我就靠你成名成家，作为吹牛本钱，你不理解我的苦心，你忍心叫我绝望么？”他的口气又由硬变软，从愤怒之声到可怜之语。
原来，刘文典见陶光已被激怒，大有火山即将爆发之势，随机应变，以幽默的语言道出了蓄意已久的心声。陶光听到老师把自己当成“吹牛的本钱”，很受感动，几乎破涕为笑。他赶紧扶老师坐下，为老师倒了一杯茶。等老师情绪稍稍稳定下来，他才承认自己太粗心，没有及时问候，请老师谅解。
刘文典见陶光如此表现，也就平静下来，让他留下吃晚饭。这样一来，师生二人的情谊就更深了。
解释“用小指比喻鲁迅”
刘文典在日本留学时，曾跟老师章太炎学《说文》，有机会与鲁迅等一起学习。两人回国后，没有过多的来往，也走上了不同的人生道路。1928年，他因顶撞蒋介石差点儿送命，引起学界一片哗然，鲁迅也写《知难行难》一文表示支持。
20世纪30年代末，刘文典在西南联大上课时，偶然提起与鲁迅同学之事，顺便说了一句“鲁迅也参加学习”。同时，他一举手伸出小拇指，没有褒贬之词，继续讲课。同学一笑置之，也无人发问。此事在学校流传甚久。
解放初期，高校思想改造进入高潮。有人当面责问刘文典为什么污辱鲁迅？他断然否认。
揭发者说：“十多年前你在西南联大讲课时，公然用小指比喻鲁迅是何居心？”
刘文典一听是指这件事，坦然一笑说：“用小指比鲁迅确有其事，那是尊敬他的表示。中国人常以大拇指比老大，那是表示年龄的，自古英雄出少年，鲁迅在我们同窗中最年轻有为，我敬佩他是当代才子。你误解我了。你尊敬鲁迅，要好好学习鲁迅的著作。”
这位揭发者见此，无话可说。实际上，鲁迅比刘文典还大十岁，“年轻有为”之语不知从何说起。刘文典已去世多年，他当年以小指喻鲁迅是褒是贬，也无从考证了。
（摘自《近代学人轶事》，百花文艺出版社2005年1月第1版，定价：20.0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