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人不容易，做一个中国人更不容易，投胎得挑肚皮，出生也得拣日子，如果挑拣错了其中一项，就极有可能变成双亲眼中的不祥之物，后果可想而知，爹不爱，娘不疼。这种莫名其妙的讲究显然与迷信有千丝万缕的瓜葛。
1899年5月4日，一位家住福建闽县县城（今福州市）的黄姓举人有弄瓦之喜，妻子生下一个女儿。由于这小家伙不迟不早，出生那天恰巧赶上外婆病逝，即被视为祸及家人的丧门星，再也得不到母亲的疼爱，甚至连一口母乳都没有吸食的资格。所幸乳娘心地纯善，将这个浑身长满疥疮的小可怜带回老家，田园生活和质朴的乡情使女孩的心灵得到了极好的滋养，她才有了健康的体魄和儿时的乐趣。
仿佛猫爪抓心，黄举人极想过一过官瘾，他花了不少黄金白银，走通了上面的门道，如愿以偿，谋得一个外放的肥缺――长沙县令。小女孩黄英离开乡间慈爱的乳娘，重新落入受歧视的环境里，她哪能开心呢？整日大哭大闹，惹弄得春风得意的黄举人恼怒不已，在赴任途中他险些将女儿扔入大海喂鱼。
黄英的童年就一直那么憋屈郁闷着，比一支被石板压住的竹笋还要憋屈，比一朵浓得化不开的积雨云还要郁闷。黄举人在任三年，一病呜呼。此后，孤儿寡母举家北迁，去投靠京城的舅舅。黄英看多了冷眼，受够了虐待，早已形成执拗孤傲的脾气性格，在那个人口众多的大家庭里简直是个不折不扣的异数。于是，黄英的母亲为了眼不见心不烦，干脆将她送到慕贞学院―― 一所免费寄宿的教会女校――去读书。进了学校，黄英如鱼得水，如鸟投林，真想不到，她人缘特别好，昔日又倔又拗的脾气也变得随和了许多，孤僻的性格也变得开朗活泼。此后，她读完高小，考中官费的北京师范学校预科，让那些一贯歧视她的家人和亲戚大跌眼镜。
黄英并不漂亮，她个子不高，脸孔又黄又瘦，不是那种讨人喜欢的类型。可她读了不少绣像章回小说，《红楼梦》赚取了她大捧眼泪，《西厢记》也令她想入非非。十七岁那年，她从北京女子师范毕业，不到两年时间就挪了三次窝，先是在京城一所女子中学执教，后又应聘去安徽省立女师附小和河南女子师范传道授业解惑，可是她总也待不长。
“我从小就喜欢萍踪浪迹般的生活，无论在什么地方，住上半年就觉得发腻，总得想法子换个地方才好。”黄英为自己没长性作这番解释，可管不了表姊妹们当面嘲笑她为“一学期先生”。对她这种不安其位，东闯西荡的做法，居然有人表示佩服，现代才女苏雪林便曾夸黄英“以一个南方人，具燕赵慷慨悲歌之气”，这评价可不低。
教书不济，恋爱总能成事吧？远房亲戚林鸿俊来得正是时候，他曾在日本留学半年，因家境败落、父母去世而辍学归国。黄英并不是很喜欢这个半吊子的留学生，只是不讨厌他而已。林鸿俊听说黄英喜欢读小说，便将《玉梨魂》借给她，等书还回来时，他细心检查书页，发现上面留有不少泪痕，不禁心中窃喜。黄英的母亲相当势利，平日对林鸿俊没什么好脸色，这就激发了黄英的侠义心和同情心，竟执意选择林鸿俊为自己的未婚夫，令黄府上下好不窝火，好不难受。然而同情不等于爱，这是再浅显不过的道理。黄英的大哥很聪明，在这件事上，他不与小妹硬扛，而是用了个缓兵之计，要求林鸿俊先念完大学再与妹妹完婚。这一缓，就是四年，黄英与林鸿俊的人生轨迹便完全错开了。
1918年，黄英考入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后，变得更加活泼好动。“走路时跳跳蹦蹦，永远带着孩子的高兴，谈笑时气高声朗，隔了几间房子也能听见”，这又是她昔日的同事、此时的同窗苏雪林的回忆。黄英与女高师学生自治会主席王世瑛、文艺会干事陈定秀、程俊英形影不离，这“三英一秀”俨然以战国“四公子”自命，黄英为人豪爽热情，交游广泛，被封为“孟尝君”，这个绰号使全校师生都对她刮目相看。有了这种魅力和本事，黄英该满足了吧？可她意犹未尽，还要摇动笔杆子写小说，为此她特意取了个“庐隐”的笔名，可不是要结庐隐居，恰恰相反，她要给文坛一点颜色瞧瞧，别老是那几张熟面孔晃来晃去的。她的第一篇小说是《隐娘小传》，她不满意，一直压在箱底，最终付之一炬。她的第二篇小说《一个著作家》发表在矛盾主编的《小说月报》上，凭着这张“门票”，她成为了文学研究会的首批会员。这个起点不算低。
庐隐事业上一帆风顺，感情上却遇到了麻烦。她与林鸿俊越来越貌合神离，后者年纪轻轻，却有老和尚才有的定力，总是劝她少参与些社会活动（如爱国演讲、抵制日货、游行示威之类），以免吃亏。殊不知，庐隐对他的这种爱护根本不屑一顾，不愿一闻。更有甚者，他读工科，成绩优异，好端端的不当工程师，却去报考文官，削尖脑袋想做禄蠹，这也是庐隐内心所鄙夷的，她最讨厌官僚政客，认为他们对社会有百害无一利。于是，她的拗性和倔劲重又发作，一举解除了与林鸿俊的婚约，纵然有人骂她出尔反尔，食言自肥，她也毫不在乎。
庐隐原籍闽县，因此她经常参加福建旅京学生同乡会的活动，还出任会刊《闽潮》的编辑。在一次同乡会的活动中，她结识了北大法律系的高材生郭梦良，两人都有怦然心动的感觉。可是郭梦良使君有妇，并非自由身。按当时新女性的说法，必须先行铰断旧式的婚姻关系，拍净身上的“老灰”，才可以给伟大的爱神焚上第一柱香（重获爱的权利）。正是格于这种心理障碍，庐隐有意疏远了对方。
嗣后，庐隐欲罢还休，假期与郭梦良同游西湖，月朗风清，情怀舒卷，他终于道出心愿：彼此结为连理枝、比翼鸟，做永守鸥盟的情侣和夫妻。庐隐的心中充满了喜悦，也充满了矛盾。她不愿为着幸福，自私到逼迫所爱的人捐弃妻儿，使那异乡苦守孤枕的不幸女子更加不幸。顶多顶多，她也只能以精神恋爱相许：
我们相知相谅，到这步田地，我今后的岁月，当为你而生；不过，我历来主张，人以精神生活为重，你我虽无形式的结合，只要两心相印，已可得到安慰了。
这不是郭梦良想听到的最圆满的答复，但这个答复仍留有很大的回旋余地，也算不错了。女性很难把握精神恋爱，她们一旦以心相许，以身相许便只是早晚的事情。没过多长时间，庐隐便被郭梦良抓了俘虏，她甚至都没有强求一个堂堂正正的名分。此举自然招致了亲友的非议，旧女性骂她不守妇道，新女性则骂她放弃原则。庐隐之为庐隐，除非不做，做了就不畏缩。她与郭梦良离开京城，在上海的一品香旅舍举行了婚礼。他们的结合是快乐与忧患交织的，庐隐出任教职，照顾家务，还写小说，郭梦良除了打理教务，研究人生哲学，也勤于编著。男耕女织，夫唱妇随，按说，这样的生活虽苦犹甜，但她仍感到有些失望。她将这种情绪巧妙地隐匿在小说《前尘》中，故事是：一个女人有心爱的情人，且与他结为夫妇，归宿不算糟糕，可她总觉得不满足，结婚后第三天就一个劲地抹泪，原因竟是“觉得想望结婚的乐趣，实在要比结婚实现的高得多”。这就是典型的小资情绪，乏味的现实自然是经不起深究的。难怪乎庐隐会在小说《何处是归程》中浩叹：
结婚也不好，不结婚也不好，歧路纷出，到底何处是归程啊？
有一次，庐隐仿佛得着了什么灵界的秘密消息，竟口出戏言，“自料不能长寿”。郭梦良听了，赶紧去掩她的嘴巴，又气又急地说：
“讲这样的话，你不知道我听了是如何的难受！如果你不能长寿，我愿与你一齐死去。有后悔者，不是脚色！”
谁曾想到，郭梦良体质不佳，积劳成疾，倒是他先期撒手人间，踏上黄泉路，给庐隐留下一个年幼（不足十个月）的女儿和咀嚼不尽的伤恸。他们的结合满打满算只有两年。尤为伤心的是，庐隐护送丈夫的灵柩回福州安葬，遭到郭家的鄙薄，处境之艰难，心情之悲苦，用她的话说，便是“在这半年中，我所过的生活，可谓极人世之黯淡”。庐隐写作熬夜，未能得到婆婆的体谅，后者嫌她灯盏点得太久，耗油太多，庐隐的郁闷终于大爆发，带着女儿怒气冲冲地离开了福建，回到北平。
稍堪自慰的惟有一点，她手中的笔将满腔情愫化为了沥血泣泪的文字：《郭梦良行状》、《寄天涯一孤鸿》、《灵海潮汐致梅姊》、《寄燕北故人》、《寄梅窠旧主人》。她与石评梅同病相怜，她失去了郭梦良，石评梅失去了高君宇。在陶然亭，她们多次抱头恸哭，怀念逝去的爱侣。但她们在人前却又常常把自己粉饰得如同快乐女神，她们狂歌，她们笑谑，她们游戏人间。为了纾解极度的精神苦痛，庐隐开始抽烟喝酒，那股子狠劲，简直像跟谁拼命。“最是恼人拼酒，欲浇愁偏惹愁！同看血泪相和流！”
一位著名的女作家，从来就不必担心没人仰慕，庐隐酒醒之后也需要男友慰藉内心的寂寥，新的男友便是比她年轻的瞿冰森，就读于法政大学。这段感情，庐隐在自传中绝口不提，但她以一贯的做法将这个题材化为了一篇小说。在《归雁》中，她坦承自己尽管见过一些大阵仗，但并不能效仿八风吹不动的老僧，她只是一只疲惫的孤雁，落在无人的村落，忍受着被造物主抛弃的悲哀，待在檀木雕成的鸟笼里是安全的，可不羁的天性注定了她做不成温柔依人的小鸟。她只好回到痛苦中去，自己舔自己的伤口，宁肯孤独，也不要怜悯和同情。“我最怕人们窥到我的心，用幸灾乐祸的卑鄙的眼光，怜悯加之于我的时候，那比剐了我还要难过。”最终，庐隐为瞿冰森的前途着想，不愿这有为的青年在她的大缸苦水里浸出病来，便断然拒绝了他的求爱。只可惜瞿冰森悟性不足，并未体谅她的好意，赌着气很快就找了个漂漂亮亮的小女生去刺激庐隐的神经。
这就不奇怪了，此后一段时期，庐隐对自己的写作生涯充满悲伤，她根本不知道快乐的文学是怎么回事。《寄天涯一孤鸿》已将内心的消息透露无遗：
我常自笑人类痴愚，喜作茧自缚，而我之愚更甚于一切人类。每当风清月白之夜，不知欣赏美景，只知握着一管败笔，为世之伤心人写照，竟使洒然之心，满蓄悲楚！
当时的评论家若有意若无意地封庐隐为“描写恋爱的专家”，对此谑称她坦然受之，欣然领之。她的小说十有八九都是以爱情为主题，以苦恋的男女、落寞的感情和不幸的婚姻为题材。她对知识女性的处境尤其感到悲观。在其代表作《何处是归程》（短篇小说）中，她认为一般男女视婚姻为便宜的捷径，这种想法显然大错特错了，真相该是：男子娶妻“为了家务的管理和性欲的发泄”，女子嫁人则“为了吃饭享福”。如此各取所需，婚姻还怎么算得上是心灵美好的归程？小说中另有一位女强人，她抱定独身主义，将青春全部献给了妇女运动，却也同样郁郁寡欢，不胜寂寞之感：“真的，我现在感到各方面都太孤零了。”如此看来，当时的知识女性在婚姻方面真是进退两难。再明显不过了，与许多“五・四”时期的作家一样，庐隐内心虽有狂飙突进的一面，其中却仍然含有感伤的骨质，毕竟现实太黑暗太沉重了，她想用弱肩去扛起那道铁闸，谈何容易！
大自然中，枯木逢春，很可能再发新叶。人世间呢？像庐隐这样收卷了浪漫情怀的女子，也仍有第二春。这一次，追求庐隐的是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的三年级学生李唯建，一个比庐隐小八岁的大男生。如同起先躲避瞿冰森的追求，庐隐再次躲避丘彼特的神箭，但李唯建的锲尔不舍令她既惊讶又暗喜。这个大男生相貌英俊，思想清新，心灵未受世俗尘滓的污染，学业也非常优秀，他写诗，爱文学，有着热烈的纯情和想象，与庐隐灵犀相通。真看不出，他内心居然会有俄狄浦斯情结（恋母情结）。当李唯建发动一波又一波的爱情攻势时，庐隐开玩笑说：
“我可是有名的扫帚星，你不怕？”
“怕，我只怕取不到最近的距离欣赏你！”
可畏的人言庐隐也不畏了，她很高兴与他联袂合作一场“姐弟恋”。庐隐看不惯社会，仇视异端另类的社会则四面环攻，一招紧似一招地施以冷嘲热讽和明枪暗箭。无聊小报比猎犬的嗅觉更为灵敏，怎会放过现成的爆料？由于年龄上的逆差，庐隐和李唯建的爱情被一些市侩定性为不伦不类的“畸恋”。纵然千夫所指，万口交攻，庐隐仍是那副敢作敢为、我行我素的倔强态度，连朋友们都戏称李唯建是系在她裤腰带上的“小情人”，连闺中密友舒畹荪也批评她浪漫得昏了头，认为她当初与使君有妇的郭梦良结婚已是大错特错，现在又走上了另一条歧路，搞什么“姐弟恋”，不是自讨苦吃吗？对于这些讥弹和讽劝，庐隐全都付之一笑，外界鼎沸的流言已根本不足以扰乱她快乐的心境。
让我们是风和云的结合吧。我们永远互相感应，互相融洽，那末，就让世人把我们摒弃，我们也绝对的充实，绝对的无憾。
1929年，李唯建自称为“异云”，庐隐自称为“冷鸥”，他们通信频繁，爱情急骤升温。一度幽怨郁闷的庐隐重又变回了昔日快乐奔放的“孟尝君”。
爱情，惟有爱情，能够使死灰复燃。命运铁青的脸色确实难看，但庐隐决不肯做低眉顺眼的受气包。她乐观地认为，这寒凉的世界虽然风卷黄叶，雨打枯荷，但还不是一团糟糕。只要有爱情的温慰，烹文煮字以疗饥的生涯也不算太苦。她有禅心，有慧悟，有真诚，按理说，她可以拈花而笑了。
1931年2月，庐隐和李唯建去日本度蜜月。行前，她将《云鸥情书集》（共六十八封情书）交由天津《益世报》连载，仿佛爱情长跑，引得世人瞩目。一年后，上海国光社即出版了这本充满狂热情话的书信集。虽然与庐隐同时期的女作家冯沅君曾将五十封情书结集为《春痕》，但它毕竟是小说集，庐隐才是中国现代第一位大量公开个人情书的女作家，单凭这一项，她的勇气便不让须眉。在这部情书的结集中，庐隐将自己始而迟疑，继而欢欣，终而热烈的情怀展现无余。她在第五十四封信中如此坦白：
我来到这个世界上，什么样的把戏也都尝试过了。从来没有一个了解我灵魂的人，现在我在无意中遇到你，我们第一次见面，就是基于心灵的认识。异云，你想我是怎样欣幸？我常常为了你的了解我而欢喜到流泪，真的，异云，我常常想上天使我认识你，一定是叫你来补偿我此前所受的坎坷。
归国后，李唯建受聘于中华书局，做外文编辑，业余翻译了卢梭的教育小说《爱俪尔》（现在通译为《爱弥尔》）。庐隐则重执教鞭（任教于法租界工部局女中），由于受到爱情的滋润和激发，她的文学创作大面积丰收，单是1931年――1932年这短短两年间，她就创作了两部长篇小说《象牙戒指》和《火焰》，还有《飘泊的女儿》等二十余个短篇小说，此外还有许多散文、随笔。照此势头，照此创造力，一路往前冲，她的成就未可限量。
她的要求并不高，只要求活够六十岁，想必仁慈的（也是悭吝的）上帝不忍再打折扣。可是，她的生命却在撰写这部自传的当年（1934年）就猝然熄灭了。庐隐死于难产后的子宫破裂，年仅三十五岁。辞别红尘之际，庐隐有太多的留恋，有太多的不舍，留恋生命的此时此刻，不舍夫君和女儿。她喘着气，紧抱李唯建的脖颈，泪流满面。她把大女儿郭薇萱叫到跟前，哽噎着嘱咐道：“宝宝，你好好跟着李先生――以后不再叫李先生，应当叫爸爸！”又对小女儿李瀛仙说：“囡囡，你长大好好孝顺父亲！”她将最后一句心碎之语留给了爱人：“唯建，我们的缘分完了，你得努力，你的印象我一起带走――”
李唯建将庐隐的遗体安葬在上海公墓，棺内陪葬的是她的毕生心血――已出版的所有作品。可惜她未尽天年，那股纵横捭阖、一往无前的才气还只发挥出十分之一、二，就戛然而止了。这自然是文学殿堂的一大损失。
佛家讲求福慧双修。论慧业，庐隐十余年的创作丝毫也不逊色于冰心八十余年的创作；论福报，庐隐则远远不及冰心，冰心活到了百岁高寿，婚姻美满，而且饮誉海内外。这就是天意，抗不去，争不来，庐隐在九泉之下也无话可说。
（摘自《大家》2005年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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