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慕绥新眼中的“润滑油”与“防锈漆”

2005-10-01 16:02:00 来源:书摘 关庚寅  我有话说

法庭上的慕绥新
在中国习惯把接受送礼称为“润滑油”,因为送礼能办成许多无法想象的事情;把杜绝送礼称为“防锈漆”,因为涂上“防锈漆”,成了清高孤傲、没有作用的代名词。

慕绥新比较赞赏“润滑油”的说法,但他也不反对涂“防锈漆”。他说“水清没有鱼,山光没有兽”。他非常怀念他成长的年代,那个年代强调思想革命,每个人又都涂上了一层厚厚的“防锈漆”。人与人的感情非常纯真,几乎没有腐败,原因是我们太穷了。因此,我们的党员干部,往往因为拿了一张纸,一瓶钢笔水检讨;甚至什么也没有拿,只是大脑里偶然冒出那么一点欲望,好家伙!也得进行斗私批修。

为此,他曾形象地把我们的社会比喻成一台“机器”。他说,如果我们这台机器只涂“防锈漆”,保养得可能不错,可是转动不起来,就窒息静止了;而只要浇上“润滑油”,就会飞快地转动起来,产生巨大的效应,推动社会前进。

他也曾自我比喻。他说比方我吧,本来有治理一座城市能力,可是我清高孤傲,坚决不给任何人送礼,不做必要的“感情投资”,结果就可能没有了施展才华的舞台,怨天尤人空度一生;我送了一点礼,搞了一点“感情投资”,当了一市之长,有了施展才华的天地,给许多老百姓造福了,我这点微不足道的小礼物和感情,和千百万老百姓的幸福比,你说哪个大?再说了,我们社会都发展到今天了,那点小礼物算什么?

为此,他得出一个理论:不要反对“润滑油”,也不要杜绝“防锈漆”。关键在于人、在于理智控制。有些时候有一点“润滑”,有一点“感情投资”,无论是对事业,还是上下级关系,不仅不是坏事,还是好事,因为他毕竟能推动社会前进。

慕绥新的家庭出身及早年接受的教育,都决定了他非常清高,是个讨厌送礼、不送礼的人。不客气地说,他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对送礼的人瞧不起。但是多年的基层生活,又使他非常理解送礼的人的心情。当他还是小人物时,曾看见有一篇报告文学,比较详细地描写了那个小人物送礼的心情,他产生了强烈的共鸣,鼓足了勇气,托别人买了一盒很高级的香烟,自己舍不得抽,想给一位老领导送去。只是这一盒也没有送出去,对于他的心理造成了巨大伤害,他也因此非常理解送礼的人。采访中他曾告诉我,那时候他非常穷,也是下了很大决心,但由于没有送过礼,送的方法不对,领导没有收。主要原因是他表现得太殷勤了。那天,他在一分钟时间之内,完成了打开烟包抽出一根,给领导点上火的全部的动作,并自以为非常完美。谁知,那位领导误会了,以为只给他一支尝尝,整包的不给。就说,我抽一支尝尝就行,剩下的你拿回去吧!

法庭上的马向东
这样一来,他的压力可就大了,他说回家之后,“我三夜没有睡着觉,想呀想,他不收我的烟为什么?是对我有看法,还是不信任我?还是觉得我是外人,不是能靠得住的人?”有了三天三夜不睡觉的体验,还能不设身处地为送钱的人着想吗?为此,他得出结论:要理解送礼人的心情。

所以他说,“有些我比较欣赏的干部,我不想伤害他们的感情,我要收。还有一些关系比较复杂的人,我不能不收,我不收矛盾就暴露了,我不希望生活在这种环境之中。”

没有雪鸡的山谷,狐狸不来;没有草籽的山丘,田鼠不打洞。慕绥新既然有这样体贴下情的理论基础,那送礼者岂不蜂拥而来。面对着那滔滔不绝的“朝圣人流”,他收礼的数字,也几乎是几何级数的增长,特别是任位高权重的市长之后,更是无所顾忌。他在笔录中讲,随着送礼的人越来越多,越来越花样翻新,慢慢地就把钱权的交易淡化了,而把这看成人情往来的一种方式,过年过节不送土特产了,送个卡,后来卡也不送了,送俩钱,觉得这是可以理解的,结果这条路就铺开了。

慕绥新成为位高权重的高级干部之后,早就越过了“抽烟靠送、喝酒靠贡、工资原则不动、老婆基本不碰”的“原始小康”阶段,钱对于他来说,已经无足轻重了,但是他还是被“世俗绑架”了,他既然认为收礼是“润滑油”,收礼属于“感情投资”,有利于事业,有利于上下级关系,他就没有理由不把收钱的这种方式延续下来。只不过他延续得富有创造性,延续得充满人情味。那就是慕绥新笑眯眯地收,收得非常大度,收得不拖泥带水,收得干净利落,收得送礼人心里非常温暖,甚至收得一点也不隐瞒,好像根本没有当回事。没有往受贿方面想,而是一厢情愿地认为:这是人情往来礼尚往来、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在先进发达地区,每逢年节领导给下属发红包,已经属于一种昭示温情、关心群众、鼓励干劲,调动积极性的一种方式。而在改革开放后,经济相对滞后的沈阳送红包,不是领导给群众分发红包,而是群众给领导送,并且已经蔚然成风,变成一种时尚、一种风气。不仅逢年过节必须送,送红包的时间也无限扩展,领导出国、领导住院、领导过生日,只要能找到领导高兴的借口,都可以视为送礼的最佳时间;什么生日礼、什么老人节、什么情人节等等。于是,每天都有送礼的,有人给慕绥新平均一下,几乎一天就收近两万元。

那时他大脑中也闪现过不辜负党的信任,坚决拒绝收礼。可是他万万没有想到他到任第一个春节,第一个送礼的是马向东。他初来乍到,没有势力范围,如果谁来送礼,慕绥新都清高自傲地拒人千里之外,那显然非常得罪人,马向东会怎么想?工作怎么能好好配合?马向东的礼,无论从感情上,还是从事业的角度,他都必须收。况且他当时并不富裕,他的财富与他的官衔很不相称。

而事实上大多数官员,没有立即送礼,不是不想送,而是开始摸不清慕绥新的嗜好,不知道慕绥新得意“哪口”,送点什么礼品好?想来想去,大多数智商不低的官员,都没有选择明晃晃拿着礼品,那样太显眼了,那不是给领导上眼药么?而选择送点钱,这样不显山不露水,天知地知,含蓄方便,顺理成章、合情合理。

他作为一个大都市的市长,需要他帮助的人太多了,给别人的好处都是国家的政策,他不过是执行政策的人。无论给别人多少好处,他也不用掏自己腰包,可是人们还是把好处记在他的头上,因为他是掌握政策的人。他只不过是移动了政策“可给可不给”的砝码,这个“砝码”无论落在谁头上,谁都要记住这个恩惠。

可是悲剧也在这里,慕绥新聪明能干但不是圣贤,情感与欲望使他终于守不住最后一道防线。开弓没有回头箭,就像一个吸毒者一旦开了口,再也很难控制住自己,就会无止境地吸下去。

夏任凡在监狱里写给中纪委工作组的一份交代材料上曾这样写道:感情是基础,慕绥新来沈阳前,我们根本不认识,来沈后,初期对我印象不好,认为我不是他的人。我非常着急,为此做了许多努力工作。如请领导引见,由和他社会关系好的人介绍,主动汇报,出国时尽量显示我们的外在力量。又多次请他到集团视察,逐步地慕绥新对我有了好感。在此基础上,慕绥新喜欢我办公室的画,我马上送去;一直到后来年底时,我借其妻贾某出国之机送上一万美元。慕绥新能收下,则表明对我有所认可,开始有了好印象,随着时间推移,产生了信任感。这就是慕绥新对我个人感情发展的一个过程。

沈阳市长换成了慕绥新后,每逢年节大事小情,以各种名义给领导送礼的,已经变成了可以理解的不正常政治生活的补充。那些跑官的人,只要抓住一两个主要领导,敢于下大赌注,就可以轻而易举地如愿以偿、官运亨通。而主要领导们敢于接受这种“投资”,不仅万无一失,还有三个好处:一、这都是“一对一”的活动,两头保险,十分安全可靠;二、是存在两头害怕,送钱的怕不收,收钱的不敢轻易不收,因为在人际关系复杂的官僚阶层,许多人都想通过这种“人情往来”,以消除“政治危险”,化解矛盾;三、是一箭三雕,几头都好。首先是名义好,过年过节,大事小情来看领导。其次是两厢情愿,改善关系,加深了解。再往下来,送、收双方过手的大多是公款,没有掏个人腰包,皆大欢喜。于是,在这种“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来而不往非礼也”的观念影响下,沈阳市给领导送礼风越刮越烈。慕绥新曾在忏悔书中这样估计:每年沈阳干部这种“人情往来”资金大约在一亿元以上。

夏任凡知道慕绥新很骄傲,轻易瞧不上什么人,他只有把握好机会,做得不显山不露水,一次就打动慕绥新。这种机会终于来了,一次,他知道慕绥新要出访马来西亚,便事先派人到那个国家去安排。慕绥新一到机场,接待规格不亚于国家元首,先是十几台锃明瓦亮的“大奔”鱼贯而入,停在他身边,紧接着一位面若桃花的女电影明星为他献鲜花,那一刻,慕绥新的虚荣心得到了极大的满足。这次活动后,慕绥新自然会顺藤摸瓜找到作俑人夏任凡,对他刮目相看有了好感,并破例到客运公司视察工作。夏任凡不会放过这个机会,他铺上红地毯迎接慕绥新,慕绥新岂能不对他有一个能干的感觉?慕绥新逢人就说,他了解夏任凡,这小子能干。

他第一次向慕绥新出手,应该说是一种试探。当时客运集团公司所属企业要进行无轨电车改造,更新运营车辆,需要市里帮助解决相关资金。按理说这本来是公家的事情,夏任凡只须按正常途径反映情况,按审批程序递交报告就行了。可是,为了“今后工作”探明途径,趟趟路子,他还是于12月的一天晚上,来到慕绥新家。

慕绥新在家显得很热情,他的前妻贾桂娥也在场,他们在大客厅接见了他。几句寒暄客套话聊过之后,进入正题时,夏任凡“大肚弥勒佛”般地笑了,掏出一个信封放在桌子上,道:“快过年了,给嫂子弄点钱花。”慕绥新没有推辞,微笑地当了“二传手”,马上转交给贾桂娥。他心里一块石头才落了地。

法庭上的夏任凡
夏任凡那点心事,岂能瞒过慕绥新的眼睛?原来他们在韩国与他交谈时,慕绥新就把他的底摸得一清二楚。但市交通局长这样的“肥缺”,岂是一万美元可以买下的?对于这一点,他们两个人都心知肚明。

于是,就有了后来的第二次、第三次交易。1998年5月、9月,夏任凡又分两次“送货上门”,给慕绥新送2万美元,慕绥新又收下了。

慕绥新将3次送的3万美元都收下了。这使夏任凡非常高兴,他想慕绥新收下3万美元,没有拒绝,这本身就是一种暗示和许诺。况且他知道慕绥新一言九鼎,是办事的人。为此,那些日子,他便做起当交通局长的梦。

慕绥新拿到夏任凡的钱后,他利用市长、市委副书记的职务之便,确实为夏任凡办了不少事。特别是在夏任凡要当交通局长的问题上,他更是主动与有关领导协商、并推荐,坚持要夏任凡到交通局当局长。

从此,夏任凡便鞍前马后,忠心耿耿地拥护慕市长,成为慕市长的一个可以任意驱使的棋子。慕市长太需要下级的拥戴和忠心了;太需要一些听从指挥、指哪打哪的大将们了。这样他在沈阳的一盘棋才能走活。比方北运河是条臭水沟、污水沟,老百姓意见很大。慕绥新也把这个工程当成市政府给老百姓办的十件大事之一,夏任凡向慕绥新献了一个不花一分钱的计策,他让慕绥新先唱“人民城市人民建”的高调,再把北运河规划好,然后动用权力把北运河分段承包给各局,量化管理。让各局按指标、按时间去完成任务。市里只要稳坐钓鱼台,当好监工就行了。再比方沈阳客运各站的站牌子全都破烂不堪,慕绥新想搞一个亮化工程,又是夏任凡统一搭起了精美的雨搭、立不锈钢牌子、安上了夜晚照明灯可以以广告来集资,结果他又一分钱没花,把沈阳市的站台牌子全换了。

交通局常委会否定了慕绥新的提名。为了解决夏任凡的级别问题,慕绥新还是利用职权另辟蹊径,将客运集团公司从交通局中划出去,破格为市政府直属的企业集团。而市交通局长这个位置,若谁再提起,慕绥新就一票否决。致使这个位置 ,在足足三年时间里虚位以待,其中奥妙不言自明。

慕绥新认为金钱交易是“润滑油”,会达到双赢的效果,结果适得其反,这两个惺惺相惜、互相欣赏的人,没有“双赢”,而是作为贪赃枉法的“一丘之貉”,被一起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成了具有轰动效应的大贪官,被判死刑(夏任凡被沈阳中级法院认定非法占用公款824万、行贿38万、受贿66万)。

慕绥新在反思中说:“政治生活已经不正常了,人们没有办法通过正常途径达到目的,只有用钱来做润滑油。”慕绥新收别人的钱非常马虎,不讲究细节。比如谁送的?送多少?他并不在意,事后也没有时间去看,他要的就是这种氛围、这种感觉。比方有一次,一个大款送给他一个卡,多少钱他不知道,办案人员问他,他说记不清了,让我想一想,他想了半天承认:噢,有这么回事,是他给过一张卡,多少钱我不知道,那年过年我随手又扔给别人了。办案人员找到那个人,那个人承认有此事,也以为过年了,领导破天荒赏卡也就几千块钱,便去商店买东西,一刷卡。乖乖!没想到竟是20万!

开始,他收受红包还注意场合地点,一般都在家里收,可是他收受贿赂不到一年时间,收着收着,便对川流不息到家里收钱嫌麻烦了。于是,1999年春节,他干脆坐在办公室里收钱。这么集中收钱的好处是:其一、给人公事公办的印象,谁也不会想到他敢于在办公室里收钱。其二、节省工作时间,那就是先由秘书约好时间,什么时间都可以给市长拜年,而拜年的人,一看市长的时间紧,大过年的都办公,不用秘书提醒,基本都很自觉地撂下红包就走。其三、极大地提高了工作效率。一般给官员和大款送礼,都不愿意被别人看见,这也许是典型的中国送礼文化的重要表现形式--既送礼了,又表明自己清廉。

慕绥新在这一点上表现得表里如一。从这个意义上讲活得很真实。

(摘自《审判》,文汇出版社出版,定价:24.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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