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场的腐败，早在十几年前就已经流行，不过那时尚没有今天的规模，官方也没有给它正式封号，只泛称之为不正之风。民间却总有形象的说法，称呼为：走后门。中国的惯例，从正门则行公道，由旁门则走左道，要抄近道还须走后门。当八十年代，一切资源还须由权力来计划分配的时候，权力正门前的公道上是大众排起的长队。
不难想像，走后门应主要是一种晚间活动――躲过人的视线、狗的吠嗥，甚至空气里的风声，摸过狭黑且曲折的走道与楼梯，怀揣心跳，去敲权力的后门――这事想想就能让人冒冷汗。大约是因为过于冒险（狭黑且曲折的走道与楼梯实在易于摔断腿骨），而且迹近于深夜撬门行窃，不免瓜田李下，于名声殊为妨碍，于是战略转移，一切改在桑拿房或卡拉OK包间里搞定了。这实在是一个大进步：不仅手笔因此大了许多，伸畅了许多，而且寓交易于娱乐（又交易，又娱乐；似交易，似娱乐），暗合美国人爱用的“模糊战略”。但不管在哪里，却总是要与徇私舞弊有关――不是为着个人的利益，就是为了小集团的利益，以至于我的一个朋友，戏称这后门为权力的“私处”。“私处”、“私处”，徇私舞弊之处也！
这一项权力生理学的大发现，或许也正像国内许多学术论文那样，不小心已填补了某一领域的空白，当然，这还须教授们来鉴定，才能知道。有意思的是，民间亵语，也往往雅称鸡奸为走后门。在曾为君子所不齿、今又为文士所力捧的《金瓶梅》中，则有更雅的称呼，叫“玉树后庭花”，以“后庭”代“后门”，似大有登堂入室之势。明太祖朱元璋，有明之第一代君主也，以布衣起于民间，有过草民的种种苦难经历，对贪官污吏，切齿痛恨，至于订出杀头剥皮的酷律来儆戒贪污，然则这样就可以造就出人人在公道上排长队的大好局面了么？不然！贪官污吏，照样如武则天所说的那样，飞蛾扑火，前扑后继。到《金瓶梅》问世的年代，各种各样的“走后门”蜂起，皇帝老子也管不住了。《金瓶梅》里面的王六儿，以“走后门”献媚于西门庆，博取种种好处，虽然污秽不堪，却也是当时市井实情的写照。市井如此，则官场可知，因为向来中国的官场，就是市井的时尚模特。
读者也许以为，对于权力的生理问题，只有喜谈“形而下”的《金瓶梅》才感兴趣吧，其实也不见得。蒲松龄喜谈狐鬼，却在其《聊斋志异》里，对这个主题，也颇有涉猎。第三卷有《黄九郎》一篇，说一位名叫何子萧的名士，有断袖之癖，见黄九郎翩翩美少年，则欲戏狎，三番五次地纠缠之后，终遂其愿。不过，好景不长，何名士不久就戏狎出毛病来了，死于黄九郎的“后门”之下。但他这一死，却又没死干净，借着一位太史的尸首，他又还了魂，而这太史的尸首，本是一具麻烦缠身的尸首――其生时，得罪了朝中权臣，遭权臣陷害，畏罪自杀。何名士诈了人家的尸，把人家的麻烦也一起“诈”来了：他遭到了权臣的千金勒索。权臣，何许人也？得罪了他就死路一条的人也！他要勒索千金，谁敢不给？何名士无奈，千金是没有的，但听说权臣也是个喜狎美少年的主，就以黄九郎进贡，以消权臣的怒气。不用说，权臣自然是大乐，乐而又乐，乐了之后，就又死在黄九郎的“后门”之下。《聊斋志异》第四卷另有《念秧》一篇，说一美少年，忽姓“金”，忽姓“屎”，设局骗人钱财，每到事败的关头，则以“后门”讨好别人，至于被人“大为凿枘”，到了“血流漂杵”的地步。
我们这里感到特别有趣的是蒲松龄的有关“后门”交易的双关修辞：以“后门”迎送权力，同时就是在走权力的“后门”。而尤其有意思的是蒲松龄的逻辑：凡是嗜走“后门”而腐败的，则必死于“后门”之下。何子萧如此，权臣如此，而那位“屎（死）少年，虽没有死，却已经“血流漂杵”了。夫“血流漂杵”，语出《尚书．武成》，说的是武王伐纣时牧野之战的悲惨景象，用这样一个描写王朝更替、权力死生的词语来描述一个生理现象，在蒲松龄或许无心，但读者何妨有意：蒲松龄生于一个王朝交替的时代，刚刚发生过“血流漂杵”，而明之灭亡，就与其吏治腐败大有干系！由普遍的“走后门”终于导致一个王朝的覆没――呜呼！“生”理的问题，总是毗连着“死”理。
对于“走后门”，蒲松龄是明确地反对了，并且有一篇骈体“判词”，写得妃红俪白，“奇文共欣赏”，不妨录之于此：
男女居室，为夫妇之大伦；燥湿互通，乃阴阳之正窍。迎风待月，尚有荡检之讥；断袖分桃，难免掩鼻之丑。人必力士，鸟道乃敢生开；洞非桃源，渔篙宁许误人？今某从下流而忘返，舍正路而不由。云雨未兴，辄尔上下其手；阴阳反背，居然表里为奸。华池置无用之乡，谬说老僧入定；蛮洞乃不毛之地，遂使眇帅称戈。系赤兔于辕门，如将射戟，探大弓于国库，直欲斩关。或是监内黄?，访知交于昨夜；分明王家朱李，索钻报于来生。彼黑松林戒马顿来，固相安矣；设黄龙府潮水忽至，何以御之？宜断其钻刺之根，兼塞其送迎之路。
据说，同性恋在有些国家已经合法化了，中国各方面都不缺少追赶先进的先锋人士，或许要视蒲松龄这一段妙论为封建糟粕。先锋人士，我们得罪不起，因为他们是创造和进步的总代理。不得已，我们只好断章取义，妄加穿凿，来个糟粕利用，把这段妙文理解成“反腐败”的檄文，好在“生开鸟道”、“难免掩鼻之丑”者，不惟力士，若有权势，力道会更猛；而“从下流而忘返，舍正道而不由”者，则常常是那些自诩要走仕途而其实是暗从“下流”的腐败分子的写照；至于“断其钻刺之根，兼塞其送迎之路”，那正是彻底肃清腐败惟一可行的方法，浦松龄于三百年前无意中得之。这正像人们论证的那样，《道德经》里蕴含着控制论，《易经》里隐藏着元素周期表，都说我们祖先的典籍当中蕴藏着巨大的精神财富，谁能想到，那里还蕴藏着许多意外之财呢？
近些年来，专家学者，精英志士，或登报章，或上电视，声嘶力竭，痛陈腐败之危害。就我个人切身的体验来说，反正要交的税都交了，又收不回来，腐败还真关不着己身迫切的痛痒。若说己身迫切的痛痒，倒是专家的烦絮聒噪，聒得人耳朵生茧。我相信，这种没出息的感受，不会只是我一个人才有。乡间有句俗谚：咬人的狗不叫，会叫的狗不咬人。反腐败的问题说复杂也简单，就是蒲松龄的那句话：“宜断其钻刺之根，兼塞其送迎之路”。然而说简单又复杂，我们至今还是找不出那“断”与“塞”的机制来。但不管怎样，这个机制总是要找出来的，否则有明朝的灭亡可鉴，不小心就会弄出“血流漂杵”的事情来。那时，我们要谈的就不是权力的“生”理问题了，而是权力的“死”理。
（摘自《权力的生理》，广西师大出版社2005年1月版，定价：16.0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