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鲁晓夫承认，他在50年代走遍了莫斯科附近的集体农庄，在那里，村子空空荒无人烟。有的农庄里总共只剩下10到20个老太婆和孩子。
“天子脚下”竟然如此，边远地区可想而知。
然而，赫鲁晓夫肯反映真情吗？要知道，他就是莫斯科市委书记。有哪位新闻记者胆敢透露一丝半缕，说不定他还得气急败坏地
退一万步说，他肯这样做，他敢吗？布哈林的下场前车可鉴，当年，布哈林目睹强迫命令集体化带给农民的严重后果，他把身上所带的钱都掏给饥饿的农民，回家后放声大哭。他曾经说过“我有时候半夜在想，我们有权利保持缄默吗？”也许就是这种良心感，驱使他反对斯大林剥夺农民的做法，给党中央写信指出：“拯救我们的不是集体农庄”，于是被戴上右倾的帽子而一步步走向绝境。可以理解，谁也不敢用该死的“右倾”观点和“一个指头”的“表象”来败坏斯大林的情绪。
于是，人们看到的是《幸福的生活》。50年代，我们满以为从那里看到了自己的明天。
当然，也会有多少反映了些实情、让人震惊的例如奥维奇金的《这里的日常生活》。它只不过是谎言海洋中的一滴血花，马上被谎言的海水冲得无痕无迹，而且，他得冒多大风险！当年，乌克兰共产党（布）中央书记帖列霍夫向斯大林汇报哈尔科夫州灾情，请求调拨粮食，斯大林打断他的话说：“我们听说，您，帖列霍夫同志是一位很好的演说家，原来您还是一位很好的故事员，您编造了饥荒的故事，以为可以吓唬我们，这是行不通的！您最好放弃州委书记和乌克兰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书记的职务，参加作家协会去，在那里编故事，供傻子们阅读吧！”诸如此类的故事当然不止一个！当然，这些都是1956年以后才能让人知道的故事。
可以想见，“公仆”们为了获得“平安”，天知道究竟有多少被称为主人的人民被夺去了生命！
赫鲁晓夫还算不错，他承认有过这样痛苦而且羞愧的时代。
撒谎，除了对敌人之外，至少还有两种：一种是昧着良心的诺言，而且打算一直“谎”下去，至死不改。有人把“文革”中的大批判文字作为评职称的成绩上报，有人一直把被错划的“右派”视为敌人，有人仍坚持他打人的“正确”性；另外一种，则是在压力下，为了生存下去、多少给人民干点好事而不得不说出一些违心的话，可以想见后一种人内心的痛苦。最近一位长辈对我说过一句让我永远难忘的话：“当年宣誓入党，发誓愿意为党的事业牺牲一切，却没有料到还得牺牲良心。”
讲真话，不讲假话，是一个人的权利，也是他的义务。真希望有人能研究出一条治疗不得不讲假话这种病症的良方。
（摘自《沧海遗珠》，兰州大学出版社2005年6月出版，定价：28.0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