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被批判
李：读过您的诗歌的读者大都以为，从延安时期开始，一直到解放以后，“文革”开始之前，您在政治上是比较顺利的，一直处于顺境，在历次政治运动中间至少没有挨过整，表现在
贺：我并不是像有的人说的那样，或者许多人所认为的那样，是一帆风顺，一路平坦，其实我也是一个“老运动员”――老是被“运动”的人员。从建国以后的第一次文艺整风，到以后的历次政治活动，我都是被批判或者被斗争，被隔离审查或者被处分，一直到“文革”中间被迫害而迟迟不予解放，被“四人帮”钦定为“一贯右倾”的“黑线人物”。
李：第一次文艺整风是在什么时候？
贺：大约是在1950年冬天开始的，由中宣部召集文艺界开大会，地点在中央美术学院大礼堂，由胡乔木同志作动员报告。具体落实到中央戏剧学院创作室，是由张光年同志直接领导，我作为创作室的副主任之一，也参与了领导，但是，我从一开始，就是这次整风的重点对象。
李：因为什么呢？
贺：由于我的一篇文章和一个剧本。具体地说，就是我发表在当时的《人民戏剧》杂志上的反对公式化、概念化的一篇文章，题目叫《谈作品的思想性》。周扬同志和张光年同志分别提出，我的文章是接受了胡风的唯心论的“主观战斗精神”的影响，说我提出作家在深入群众生活的同时还要有“艺术生活”，以利于提高艺术修养，思想改造不是要“改造”得和一个普通农民一样，这些观点都是违背毛主席文艺思想的。李伯钊同志提出，由我执笔的歌剧剧本《节正国》，歪曲了工人阶级的英雄形象，说中国工人阶级登上政治舞台以后，还要把主角写成有行帮思想而转变的人物，这就是违背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典型化理论的原则性错误。这些问题合在一起，就说我是进城以后经不起考验，表现出“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倾向和立场观点。
李：这是解放以后您第一次受到这种批评吧，压力大吗？
贺：周扬同志和我个别谈话进行批评时，他的态度还是温和的，尽管如此，由于《节正国》的剧本不得不停止排演，加上戏剧学院的领导直接参加批判我的会议，我的确感到压力是不小的。我作了检查，努力找自己的问题，虽然在有的理论问题上我还没有完全想通，但是从总的方面，我还是认为自己错了，接受了“小资产阶级思想倾向”的帽子。同时，我也用这同一个口径，参与了对别人的批评。
李：在整风之后，您有没有受到组织上的处理？
贺：除了《节正国》被停止排演之外，包括我在内的受到批评的同志，都没有受到党内或者行政的处分，也没有调动工作。张光年同志找我谈话，要我参加作家赴朝鲜访问团，深入志愿军抗美援朝的战斗生活，一方面继续改造思想，一方面搞新的创作。不久，丁玲同志就通知我到中宣部去报到，那时她是中宣部文艺处的处长。第二天，听陆定一同志作报告的时候，丁玲同志看见我，说我的样子像是有病，叫我去医院检查一下。我还没有来得及去医院，她就通知我，不要去朝鲜了，改去河北农村，并且很快就交给我一封组织介绍信。
李：去河北省的什么地方？
贺：我先到了保定，那个时候省委还在保定，到了省委宣传部报到，部长给我谈话，精神仍然是强调思想改造，决定我先到大名县的一个村子去，那里有一个著名的省劳模叫张希顺，第二年揭发他有重大问题，取消了劳模称号。不料，我到大名县委转关系的第二天，就大吐血，而且连吐不止。创作室派人接我回北京，到了红十字医院检查，医生诊断结果是两侧浸润性开放性肺结核，要求我绝对卧床，不许起来。我就住进了医院，住了一年多，出院以后，又继续疗养了一段时间。
荣获斯大林文艺奖金
李：经过了一场文艺整风，又得了一场大病，您在身心两个方面都受到了一次比较大的伤害，那时您还不到三十岁，也算是不小的打击了。
贺：是这样。但是总的说来，我的心情并没有落入低谷。就拿挨批来说吧，我多次在想，我是个共产党员，从在延安入党的时候，组织上就教育我要有批评与自我批评的精神。整风中间，我几次作过反省、检查，“抢救运动”后期，我也被扩大到“特务”一伙里边去了。我背着这个包袱，照样下乡，还搞写作，总想着党会弄清楚事实的，不会冤枉同志的，果然，过了一段时间，问题就搞清楚了。至于大吐血，肺结核，当时的确惊了一下。
李：那个时候，肺结核还不大好治，是一种死亡率比较高的疾病。
贺：是呀。但是我又想，也许不会马上就死吧；就是死了，我参加河北省沧县战役中冲锋的时候，成片的战士在我身边倒下去，谁也没有喊叫一声啊，怎么就我“命”大，非得多活多少年啊？那个时候，我的同事赵寻同志也得过这个病，已经治好了，这也给了我治愈疾病的信心。我从大名县回到北京的头一天，赵寻就来看我，对我说：“你就当把一辈子的星期天集中到一起用了，治好了病再加班干工作也不迟……”他的劝慰我一直记着，令我很感动。
李：这是一种革命乐观主义的思维方式。大概是由于经历过了生与死的场面，所以您很想得开。
贺：许多同志在那种情况下，也会是那样想，那样对待的。对于我来说，我所以能够比较乐观，首先在于当时的大环境给予我的正面影响，就是说，从进城起，一直到1955年胡风案件涉及到我之前的四五年间，还是有更多让我心情愉快、精神昂扬的好事情，包括我个人的，也包括整个国家的……
李：具体一点说，都有哪一些呢？
贺：首先，是国家的欣欣向荣。全国人民获得翻身解放后的欢乐，抗美援朝的胜利，经济建设的迅速恢复发展，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制定和实施等等，这些令人鼓舞的消息接踵而来，从四面八方，通过各种方式，传到我病床旁边，传到我的眼前和耳边，几乎每天来看望我的同志、朋友、亲人，还有专门从家乡来到北京照料我的母亲，都带给我这样的消息，让我兴奋，受到鼓舞，心情激动，感觉到我们的党，我们的国家，真是前途无限光明，大有希望。我这样一个穷孩子，投奔延安，参加了革命，投身到推倒“三座大山”的战斗行列，经历过炮火硝烟，如今来到人民自己的首都北京，作为曾经受过党和人民表扬的文艺战士，我不可能情绪低沉，悲观失望，沉湎在个人的病痛里面，个人受到的一点小小的波折，又算得了什么呢！
李：这就是您后来放声歌唱的思想基础。
贺：我今天说这些话，可能有些青年人不理解，有一些人可能会认为已经过时了，不时▲，甚至可能会被讥讽为“言不由衷”或者“假大空”，但是我当时确确实实是这样认识、这样想的，而且我从来也没有怀疑过，那是我亲眼所见和亲身经历的历史真实，绝不是受了谁的欺骗或者又去欺骗别人。因此我不管在什么情况下，都从没有想过会改变初衷，更不用说去向什么人“忏悔”了。
李：在您个人身上，有哪些值得高兴的事情？获得斯大林文艺资金，算是一件吧？
贺：歌剧剧本《白毛女》，获得了1951年度的斯大林文艺奖，是二等奖，和丁玲同志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一样。
李：和柯岩的结合，也是那个时期的一件喜事吧，而且应该说是您个人生活中最大的一件喜事。
贺：确实是这样。这是我在那个时期感到幸福，也是我终生感到幸福的事情。
出访民主德国，拜访布莱希特
李：在工作中间，让您心情愉快的事情，还有哪些？
贺：1955年5月，我跟黄药眠教授一起，作为中国代表团，到民主德国的首都柏林，去参加了席勒逝世一百五十周年的纪念会。会议期间，我还见到了一些名人，一个是匈牙利的卢卡契，大名鼎鼎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一个是著名的巴西大作家纪廉，还有民主德国的文化部长，大作家贝歇尔，也是这次纪念会的主要主持人。在德国，我们还见到了安娜・西克斯，很有名的女作家，就像中国的丁玲一样，但是没有谈过话。
我还特意专门去访问了布莱希特，和他倒是认真交谈过。我们在德国看了他的几个戏，《大胆妈妈和她的孩子们》《高加索灰阑记》等等，《高加索灰阑记》取材于中国的元杂剧，是根据《包待制智勘灰阑记》改编的。他的许多戏剧都有政治寓意，都蕴涵着他的政治主张。我对他说，你基本上是一个哲学家、政治思想家。
李：那次出访，你们还到了哪些国家？
贺：会议之后剩下一点时间，我们到捷克斯洛伐克去参观了一下，跟捷克作家见了面，举行过一次座谈。到我国驻捷克斯洛伐克大使馆去汇报请示时，曹瑛大使说：“你们访问得差不多了，国内打来电报，要你们回去。这里有一些国内的报纸，你们可以先看看。”我们看了报纸，知道国内正开始批判胡风反党集团，《人民日报》已经发表了第一批材料和按语。我经历过延安整风、审干、三反五反，有些政治运动的经验，当时就想，胡风的事情会不会牵扯到我？我仔细回忆了一下，认为我和胡风没有什么瓜葛，可能不会出什么问题。
横祸飞来
李：但您还是出了问题。
贺：是这样。回国以后，一下飞机，中国剧协就来了一个小汽车单独接我，告诉我说，你不要回家，先到张光年同志家里去一下。汽车就直接把我拉到了他家里。张光年同志非常严肃而且严厉地对我说：“你回来了，现在正在审查胡风反革命集团的问题，你要如实交代跟他的关系！”我说：“我交代什么呢？”他说：“你给胡风写信都说了些什么？胡风给你的信，你也没有交出来！”我说：“我不记得给胡风写信都说了些什么，他给我的信，我没有想到过要保存，我没有保存信件的习惯。过去在战争年代行军走路，东西多了很不方便。”他说：“领导同志对你的表现很不满意，你是周扬同志培养出来的，可是你居然说你是胡风培养出来的！”我说：“我不记得我说过那样的话。”后来批判我的时候又进一步提出，在创作室以我为主组织的业务学习，请胡风来讲演，是宣扬胡风的文艺思想。
李：您跟胡风很熟悉吗，过去来往多吗？
贺：我跟胡风只是文字关系。我到延安后的第一年，把两首诗稿寄给在四川的同学，是他们转寄给胡风主编的《七月》，在《七月》上发表了。全国解放以后，胡风要我再寄作品给他，我寄去了。他给我写过一封信，里面有这样的话：你的反映农村的诗，别人很少人能写得这样，这使我想起普希金和涅克拉索夫。……大意就是这样。我回过信表示感谢和对他的尊重。但是我和他没有什么个人私交。他到北京来，我去看过他两次，也请他到创作室来作过两次讲演，那时候很多人都来作过讲演，像何其芳、周立波同志都来过。后来胡风的问题越揭发越严重，开始是反党，后来上升到反革命，《人民日报》公布了三批材料，当时我对那些材料和批语都是相信无疑的。
李：在反胡风斗争中，您再一次成为受批判的对象。
贺：张光年同志找我谈话，实际上已经表明，我是很有问题的，是和胡风有瓜葛的，必须要交代和检查。我交代问题还是实事求是的，但是写检查材料的时候给自己上纲上线了，非常之痛悔。创作室开了好几次会批判我，说我的诗集《乡村之夜》里边有胡风鼓吹的主观战斗精神和精神奴役创伤论。我的行动也受到了限制，在我们的小院子里隔离审查，关了半年多，要我交代问题，一直关到年底。
李：和文艺整风那一次相比，您的这次“错误”性质要严重多了，给组织处分了吗？
贺：这一次和上一次的性质不同啊，上一次还只是“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倾向”，这一次是和胡风反革命集团有牵连啊，当然要处分他了！剧协要给我“严重警告”的处分，上报到文化部党委，文化部分管政治思想工作的副部长是陈克寒同志，同时他还兼任机关党委书记，他批了个意见，说“严重警告”过重了，正式批下来是“党内警告”，因为毕竟没有更多联系，没有把我划成“胡风分子”。处分报上去以后，就解除了隔离审查，恢复了我的工作。安排我在《剧本》月刊，做常务编委。
李：“党内警告”还属于人民内部矛盾，毕竟跟“胡风分子”不一样。
贺：就是这个“党内警告”处分，也拖了好几年，一直到了1959年反右派以后才批下来。庐山会议以后，全党开展反右派，我在剧协又成为重点对象，这时剧协有领导提出，贺敬之的处分还没有批下来呢，还应该给他加重处分！
李：是不是您在反胡风之后又有新的“罪行”，比如在1957年的整风、大鸣大放中间，又说了什么过头的话？
贺：1955年反胡风以后，我就比较谨慎了。1957年大鸣大放的时候，我很小心，不大讲话，没有参加“鸣放”，没有给领导提过什么意见。只是有一次剧协开座谈会，非把我拉去不可。会上有人给周扬同志提意见，说到他否定歌剧《节正国》，是教条主义的粗暴干涉，替我打抱不平。我也发了言，我说文艺方面确实有教条主义的影响，但是你们提出周扬同志否定《节正国》，这个事我要说明一下，那个戏不是周扬同志否定的，是戏剧学院别的领导同志提出严厉的批评意见，才停止排演的。在整个鸣放期间我就是这么一个发言，还替周扬同志作了解释，但是到了反右的时候，那个发言也成为问题，说我提出反对教条主义，和右派分子一唱一和，说我的发言还是认为周扬同志在《节正国》问题上有错误，那就是配合右派分子攻击周扬同志了，就是严重的右倾言论。
李：1959年的反右派，也涉及到您吗？
贺：是的，又一次作为重点对象。1959年，为了庆祝建国十周年，剧协组织人写三篇文章，总结戏剧创作的十年经验，一篇讲十年的话剧，一篇讲十年的戏曲，一篇讲十年的新歌剧，指定我写《谈十年来的新歌剧》。文章的提纲在写作小组里讨论了好几次，中宣部文艺处、剧协的同志都参加了讨论，并且同意了这个提纲，最后由我执笔，文章写好后又经过剧协党组审查批准的。这篇文章受当时“左”的气氛影响，对于音乐界一些人政治倾向的估计，用词过重，还是受了那个时期“左”的气氛影响的。但是这篇文章刚一登出来，立刻就有人写文章，在一个音乐刊物上批判我右，说我贬低新歌剧的成绩，是“今不如昔”论，跟1957年的右派分子是一个腔调。反右倾的时候，这就成了我的一条新罪状。此外剧协内部还收集了我别的一些“右倾表现”材料，什么温情主义、资产阶级文艺思想、爱才、缺乏原则性斗争性、界限不清等等。这时候我的肺结核病又发作了，肺部发现有空洞，我又住进医院，剧协党组还派人到医院里去调查，看我是不是装病，逃避运动。那时候，我的日子真是不大好过。
李：在政治命运如此坎坷的情况下，您怎么能够保持一种良好的创作心态呢？
贺：在延安鲁艺的时候，文学系主任何其芳老师给过我终生难忘的影响。大概是在“抢救运动”甄别平反前后，一些受了委屈的同志，有些怨气，何其芳就曾经讲过这样的话，始终记在我心里头。他说，高尔基的回忆录《和列宁相处的日子》中有一节，你们要看一看。十月革命胜利以后，苏维埃政权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一些反动分子被逮捕，甚至被枪毙，其中也有一些知识分子、文艺界人士，也有一些人确实是搞错了，高尔基很有意见，就去找列宁。列宁告诉他说，可能有的人是搞错了，但是，当两个人扭打在一起的时候，在你死我活的激烈斗争中间，谁能知道哪一拳打得准哪一拳打不准呢，怎么能保证打出去的每一拳头都是准确的呢？那是不可能的，有时候不小心还会打在自己身上呢！这个话给我的印象非常深，我懂得了，在激烈的阶级斗争中间，出现一些偏差和错误是难免的，但是，最后党总是能够改正自己的错误。革命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不可能十全十美。革命也会有错误，有挫折，个人很可能要受点委屈，如果不能认识到这个的话，那就等于没有深刻地认识革命。同时，想一想自己，也确实还是有需要自我批评、需要提高的地方。
（摘自《贺敬之文集(6)》，作家出版社2005年1月版，定价：180.00元〈全六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