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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因时代的恐慌与真相

2005-11-01 15:59:00 来源:书摘 方舟子  我有话说

不是要转你的基因

反科学组织在中国的代理人有意煽动民族自尊心,声称欧美企业对中国实行歧视政策,暗示欧美各国把自己不敢吃的转基因食品倾销到中国来。事实上,美国不仅是世界上转基因食品最大的生产国,也是最大的消费国。美国人食用转基因食品已有十年的历史,目前美国市场上的食品

中,大约60―70%含有转基因成分,而且不做标记。美国人显然不重视这方面的“知情权”。

绿色和平组织的人员在破坏种植转基因作用的田地
如果有所谓公众“知情权”的话,那么更应该强调的,是公众获得准确的信息,不被有偏见的舆论所误导的权利。例如,在转基因作物问题上,有必要知道究竟什么是转基因作物?既然转基因作物如此不得人心,科学家们为什么还要研究、推广?人们是否有必要对此如此恐慌?

许多人望文生义,误以为转基因食品要转变人体的基因,并为此忧心忡忡。其实转基因指的是把外源基因转入作物之中发挥有益的作用,目前用是最多的是从芽孢杆菌克隆出来的一种基因,有了这种基因的作物会制造一种毒性蛋白,对其他生物无毒,但能杀死某些特定的害虫,这样农民就可以减少喷洒杀虫剂,从而减少或消除农药对食品的污染。

反转基因的人士一直在声称“转基因食品还是需要慎重”。这是一句正确的废话,因为任何食品都需要慎重。但是在这种语境下,它暗含的意思却是,必须证明转基因食品绝对无害,排除转基因食品有害的可能性,才算得上慎重。这是散布“转基因食品恐慌”的人士的一贯要求,却是漫天要价。要完全排除一种可能性,是几乎不可能的事。

所谓“天然”食品同样不可能排除有害的可能性:海鲜可能导致过敏,胆固醇可能引起心脏病,等等。我们所能做的,只是问:有没有合理的理由和确凿的证据表明市场上的转基因食品要比相应的“天然”食品更有害健康?目前的答案是没有。我们不能为了一种没有依据的未来风险而放弃已知的益处,这些益处包括减少农药使用、增加产量、增加营养价值等等。

目前正准备大力推广的转基因水稻“金大米”,就是通过转基因技术让水稻制造B-胡萝卜素,有助于消灭在亚洲地区广泛存在的维生素A缺乏症。转基因技术也可提高水稻中铁元素的含量,以减少亚洲妇女常见的贫血症。

事实上,转基因食品不仅是安全的,而且往往要比同类非转基因食品更安全。种植抗虫害转基因作物能不用或少用农药,因而减少或消除农药对食品的污染,而大家都知道,农药残余过高一直是现在食品安全的大问题。抗病害转基因作物能抵抗病菌的感染,从而减少了食物中病菌毒素的含量。

应用转基因技术,还可以改变某些食物的致敏成分,使得对这些食物过敏的人也可以放心地食用。此外,用转基因技术改变种子油的成分,降低饱和脂肪酸的含量,或降低重金属在果实、种子中的沉积,都是很有益身体健康的。

转基因技术与传统育种技术(例如杂交)相比,有其独特性,比如,它可以打破物种的界限,将动物、微生物基因转入植物中。但是,从总体上来说,转基因技术仍是传统的育种方法的延伸,它所面临的健康、环保问题,传统作物同样也有。我们甚至可以说,转基因技术在某些方面要比传统的育种方法更安全可靠,因为当我们用传统的育种方法将两种亲本进行杂交时,对它们的基因大多数都茫然无知,无法预知其可能的后果;而在转基因时,转入的却是有了透彻了解的特定基因。人们既然并不担心传统育种技术会造成危害,为何却要对转基因技术吹毛求疵?

不必害怕“克隆人”

克隆人的特征是与他(她)的供体有几乎相同的遗传物质。也可以说,他(她)与其供体是不同时出生的孪生。事实上,克隆人与供体的遗传相似性还不如孪生子。如果我们不觉得孪生子有什么可怕,就不该对克隆人感到可怕。那么人们为什么纷纷谴责对人的克隆?他们有什么反对理由,这些理由是否成立?

反对克隆人的理由包括神学或哲学的、学术的、社会伦理的和技术的四个方面。这些反对大都是出于对克隆技术的无知或误会。国际人文主义学院的31名桂冠人文主义者签署的《为克隆和科研完整性辩护宣言》中指出:“我们看不出在克隆非人类的高等动物问题上存在内在的道德难题。我们也看不出未来在克隆人体组织或甚至克隆人的进展将会产生人类理性无法解决的道德困境。”

在我看来,并没有一种能经得起推敲的理由禁止克隆人。那么我是否赞同现在就进行人的克隆呢?并不,只不过我反对的理由,并不是理论原因,而是技术因素。在克隆成功率非常低、克隆后代容易得遗传缺陷的情况下,贸然进行人类的克隆,无疑是不人道的。在现在的技术条件下,应该暂时禁止对人的克隆。但是在条件成熟,有充足的证据(例如对其他灵长类克隆的结果)证明对人的克隆是安全可靠时,则没有充分的理由禁止任何克隆人的尝试。滥用克隆技术,例如成批地克隆同一个人,则在任何条件下都是应该禁止的。

不管怎样,不管是否有法律严禁、有多少个国家禁止,都无法阻止有人进行克隆人的尝试,因为禁止克隆人的法律,就像一切的法律,都无法禁止有人为了种种原因而以身试法。克隆人的诞生,只是迟早的事。在了解了克隆是怎么一回事后,我们根本不必为之惊慌。值得指出的是,不反对、不禁止克隆人并不等于就要支持、鼓励克隆人。事实上,克隆人除了可以做为一种辅助生殖手段,在科学上并没有什么价值,更有价值的是克隆动植物和克隆人体器官组织,后者才是我们应该大力研究的。

虽然对克隆人的必要性、合理性都是值得讨论的,也会长期争论下去,但是在讨论时,应该先明白问题的所在,起码也应该先了解一下克隆人究竟是怎么回事,而不要想当然地妄下论断,这才是诚实的态度。散布谬论吓唬公众制造恐慌,打着反对克隆人的旗号反对一切克隆技术、生物技术甚至反科学,这对社会的危害性远远大于克隆人,这才是更值得我们关注的。

生物技术的是是非非

今天我们所食用的、所役使的粮食、蔬菜、家畜、家禽,就都是几千年来通过人工选择所创造出来的新物种。基因工程不过是使这个创造过程更有意识、更有效率而已。如果我们真的相信“任何人为的东西都不如自然的生命那么和谐”,那么我们就应该回到吃野菜、打野兽的野蛮时代。

我们不能仅仅根据目前的利益而决定如何从事科学研究。现在没有价值的研究,以后有可能带来无限的价值。现在只供少数人享用的技术,以后也可能造福大众。今天为无数患者带来福音的基因工程,起源于科学家们对生物遗传奥秘的好奇。当限制性内切酶在1970年被发现的时候,没有人料到它们会迅速地带来这场医学革命。甚至是那些目前看来有百害无一利的“坏”技术,也未尝不可以变害为利。比如核武器技术,能毁灭人类,在许多人看来应属于祸害无穷。但它却也能成为拯救人类的技术。地球总有一天会再次被大流星撞上导致物种大灭绝,在预测到这种情况时,发射核武器将流星炸毁或改变轨道,是目前我们所能想到的拯救地球的惟一办法。

如果我们能够同意,遗传设计在某些条件下是可取的,那么是否应该把这种权利完全交给父母,而政府并不加以干涉?个人的选择有时会危及人类社会的利益。最简单的一种遗传设计是选择后代的性别,这是目前就可以做到的。在传统社会中,父母倾向于生男孩,如果允许他们自由选择后代的性别,必然会导致性别比例的失调,造成严重的社会问题,这是在某些国家已经出现的,而在这些国家,也都因此禁止对婴儿的性别进行选择。在未来的遗传设计中,无疑还会有类似的社会问题出现。如何处理个人自由与社会利益的矛盾,并没有简单的答案。

随着遗传技术的发展,对这些问题的解答越来越迫切。伦理问题与科学问题不同,难以有明确的答案。但是科学技术的进展在提出新的伦理问题的同时,却也有助于我们了解某些伦理问题的实质和寻找答案。在现在我们基本上还处于提出问题的阶段,不要贸然下结论,更不要迫不及待地关上某扇科学研究的大门。

从基因的观点看

在分子水平上研究人类的遗传差异,进一步否定了“人种”的存在,我们没能找到任何决定种族的基因。没有特别的基因决定了你是白种人、黄种人或其他种人。那些导致“种族”特征的基因在所有人种中都存在,只不过频率不同而已。人类群体肤色的差异,乃是自然选择作用下对阳光多寡的适应结果。

优生学的遗传学基础是完全错误的,其结果是可怕的。我们应该认识到,人类的遗传存在着极其广泛的多样性,而且大都是正常的。这种多样性,是自然选择的结果,也是生存的必要条件。

我们对人类在同一性之下的多样性了解得越多,就越明白它是多么的复杂。任何试图抹杀人类同一性和多样性,将全人类简单地划分成几大种族的努力,在科学上都是站不住脚的。但是种族做为一个社会和政治概念,做为历史的产物,仍然会存在下去。在我们使用这一名词的时候,必须牢牢记住,种族不具有生物学的意义。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个性,那么一个人的性格是先天决定的还是后天形成的?对性格的形成是遗传因素还是环境因素更重要?这是千百年来哲学家、科学家争论不休的问题,而采取哪种立场,有时与个人的体验有关。一位心理学家曾经说过,他的同事起初都是环境决定论者,直到他们有了第二个孩子,才意识到遗传因素的重要性。

简单的说,我们可以说遗传因素和环境因素对性格的影响大约同等重要。两个人的遗传差异越大,环境越不同,性格差异也就会越大。而两个人的性格相似主要是由于相似的遗传因素引起的,共享环境的影响很小。但是我们必须记住,遗传因素和环境因素实际上是无法截然分开的,而是混杂在一起、交互发生作用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区分影响性格的因素有多少属于遗传的影响,有多少属于环境的影响,是不可能的。遗传、环境,以及经常被忽视的随机因素,都对人性有重要的影响,这大概是我们对人性是天然还是使然这个千古难题所能做出的最好回答。

(摘自《基因时代的恐慌与真相》,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年月版,定价:22.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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