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工的名字
本名：民工
小名：打工仔/妹
学名：进城务工者
别名：三无人员
曾用名：盲流
尊称：城市建设者
昵称：农民兄弟
俗称：乡巴佬
绰号：游民
爷名：无产阶级同盟军
父名：人民民主专政基石之一
临时户口名：社会不稳定因素
永久宪法名：公民
家族封号：主人
时髦称号：弱势群体
这是诗人刘虹的作品《打工的名字》中的A篇。民工的十五个名字，隐含着一个时代和历史，还透着多少民工的辛酸故事？
“民工”一词，源于何时已不可考，词典解释的“民工”，是战争时期帮助军人进行运输工作或者修建军事设施的农民。在那个年代，“民工”一词，是一个跟战士、民兵一样受人尊敬的称呼。
新中国成立以后，社会主义建设运动蓬勃开展，“民工”一词，又成为与工人一起参加铁路、水库等国家重点项目建设的农民的称谓，劳动者光荣，这也是一个受人尊敬至少是中性的称呼。
但是在今天，这两个字早就失去了原本的意义。
在中国城乡二元结构的历史与现实语境下，民工，既是农民又是工人，既非农民又非工人。他们生活在城市里，但被看作农村人；他们干着最脏最累最苦最危险、城里人不愿意干的活，汗水洒遍了城市每座或豪华或典雅的大楼，但他们却一次次在“乡下人”的鄙夷声中让心跟着身体一起累；他们把最好的青春年华奉献给了城市，让中国的城市建设、经济发展以极低廉的成本获得了极惊人的速度，但他们年老力衰时，却享受不到城市的社会保障，甚至辛辛苦苦一年干下来，连工钱都拿不到……
身份的模糊决定了身份的尴尬与低下，“民工”两个字，就像他们以前曾经有过的另外的名字，“盲流”、“三无人员”，“打工仔”、“外来妹”，透着赐名者深入骨子里的蔑视。
“你怎么像个民工似的？”“你真是民工！”……衣冠不整、没有格调、品位低下……统统可以用“民工”二字来形容，甚至吃饭的姿势、穿衣的配色、说话的口气，稍有不慎，都会招致“民工”一词的攻击；就是担负着社会公正责任的报纸，也不时会在法制或社会版上出现这样的文字：“民工模样……”
北方城市，曾经流传着这么一个段子：“民工进城，腰缠麻绳，夯门不按门铃，看球不知谁赢，买水果先问啥名。”
离开没有门铃、足球和形形色色洋水果的传统乡土社会而进入城市、进入“民工”这种贬称中辛劳求生的中国人，越来越多，国家统计局的统计数据显示：1994年中国民工数量为六千万人，1999年达八千两百万人，2000年达八千八百四十万人，而到2003年，已有一点一四亿人。十年之间，农民工的人数翻了一番。事实上，这是一个仍在不断增长的数字。
上溯两三代，绝大多数中国人的祖父、曾祖父辈都是农民。后来，分化开始，中国人被二元体制分割开来，花开两朵，各自开枝散叶，本是同根同源，然而越来越陌生，有一朵被优待，慢慢看不起另一朵，甚至说它不是花，是草。
在城乡二元户籍制度下，“农民”不仅是一种职业身份，它还意味着经济身份、武汉身份、法律身份和社会身份。一纸户籍，从各个领域将人们分割开来，区别对待――二元户籍制度、二元就业制度、二元医疗保障制度、二元教育制度、二元公共投入制度……农民在就业、医疗、教育、人才、燃料、生产资料供给、粮食销售、住宅等方面都处于劣势，在人均财产方面，城市人是农村人的二十到三十倍，在人均收入方面，城市是农村的六倍，排名世界第一。
建国初期，为了迅速完成工业化原始积累，在经济发展的战略上，国家实行工业化优先发展战略，“挖农补工”，人为地制造“剪刀差”，使农民艰苦创造的巨额财富渊源不断地流向城市。
据一些学者测算，建国后推行的城乡二元化战略，主要通过粮食价格的“剪刀差”，三十年左右时间里城市从农村“积累”走至少八千亿人民币。而最近十多年间，通过“廉价征地”这一把“金铰剪”，城市从农村也就是从农民手里“积累”走了两万亿人民币。很多学者因此喊出“反哺农村”的口号，中国计划经济体制下长期以来形成的城乡对立、城乡分割、城乡劳动力流动隔绝的二元结构，造成了农村长期落后，农民长期贫困。农民进城务工是撕开城乡二元结构的一个“缺口”，是冲击城乡二元结构的重要力量。
人们把民工经济比喻为“一座不冒烟的大工厂，一所不花钱的大学校，一个事半功倍的大产业”，“输出劳动力，带回生产力”，民工经济一头连着农村经济，一头连着城市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具有重要的地位。
但是，美好的愿望与理论，却遭遇了这样冷冰冰的事实：城乡二元结构，却因为民工进城而在城市固化下来，而且正在演变成二元对立。对民工的歧视，不仅是制度上的，更是社会文化上的，根深蒂固。
2003年新春佳节，上海一部门组织人员到郊外植树，有本部门职工，也有民工，大家都同样干着活、流着汗，后来要吃中饭了，职工们个个分到了点心，而民工们什么都没有――压根没有想到要为他们也准备一份。
“一个国家，两个生活圈”之外，又演变出了“一座城市，两个生活圈”。一直被学术界诟病、被农民痛恨的城乡二元化结构，就这么跟着民工进城了。
他们走在城市里，衣服俗艳而廉价，眼神憧憬而迷茫。
城市是如此的近，又是如此的远。
一种叫“民工粮”的米
“起得比鸡还早，睡得比猫还晚，干得比驴还累，吃得比猪不差”，这是形容中国民工生存状况的“经典”比喻，如今常常被很多愤怒青年引申开来自嘲，后面还得加上一句：“赚得比民工还少”。
2002年初，新华社记者肖春飞在装修自己新房的时候，猛然发现了一个他以前从未注意的现象：装修民工与污染同眠――大多数装修民工为了省钱，就住在充满粉尘、噪声和有毒气体的装修房内。
他们大多来自安徽、江苏、浙江等地，带着工具进入毛坯房准备装修的同时，也带来了自己的铺盖，甲醛、苯、氡、氨……城里人谈之色变的装修污染，却陪伴着装修民工进入梦乡。
肖春飞与来自江苏高邮的木工师傅陆正来有过这么一段对话：
“你们为什么就住这里？”
“住这里当然划算，上海房租太贵，在这里还可以省水电、煤气费，干活也方便。”
“你们总是这么住吗？”
“是啊，我在上海基本上不掏房租，装修完一家就换到另一家住。”
“这里污染很厉害啊！我一进来眼睛就痛，你们怎么住得下去？”
“没问题，我身体好得很！”
“但这样会留下后遗症的。”
“没事的，我这么多年都这么过来了。”
“要是到你老了，发病了，你怎么办？”
“唉，那是以后的事了，现在哪管得上……我身体真的很好，你放心。”
他拍着瘦瘦的胸脯保证说，惟恐房东以“污染”的借口不让他住在装修房里。
城里人都知道要让新装修好的房子空上一段时间再乔迁新居，但是在上海不少正在装修的房子里，肖春飞看到了不少民工的孩子，有些还是牙牙学语的幼儿，却跟父母住在正装修的房子里。
中国的住户消费正进入一个高峰期，装修队伍中，无论是正规的“品牌公司”，还是“路边游击队”，其成员绝大多数是民工。在享受不到城市社会保障的同时，他们家乡的农村医疗保障机制远未完善，这些装修民工正在为眼前一点利益透支未来的健康。
2004年上半年，中国十多个省市的粮油批发市场上，陆续出现了一种被称作“民工粮”的大米。它比一般大米便宜三分之一还多，而且非常抢手。
从外表看，“民工粮”和其他的大米相比，颜色发黄，闻闻，还有一种发霉的味道。工地食堂在加工这些“民工粮”的时候，其关键就是浸泡加揉搓，这么一泡一搓，“民工粮”的黄色没有了，难闻的霉味也淡了许多，而且一粒粒的米还白白胖胖的，可谓旧貌换新颜。
“民工粮”其实就是陈化粮，已经陈化或变质含有大量的致癌物荃，以及黄曲霉毒素。
黄曲霉素是目前发现的最强的化学致癌物，试验表明，其致癌所需时间最短仅为二十四周。也就是说，这些每天吃着陈化粮的民工，其实每顿咽下的很可能都是高致癌物。
在缺乏行政部门监管、也缺乏舆论支持的情形下，民工餐桌上的食物质量越来越差。他们曾在乡村种过粮、养过猪，也许他们的妻子和父母现在还在乡下种粮、养猪，而如今他们却在城里吃着陈化粮、垃圾肉……
被妖魔化的民工
2005年在北京、上海这些特大城市的一些现代化居住小区里，出现过这样的文字：
“春节将至，民工回乡，希望广大居民提高警惕，加强防盗意识。”
二十年前，中国农民还被束缚在土地上，城里人与乡下人还是有相当空间距离的，虽然在长期城乡二元对立的体制下，城里人看乡下人的眼光是居高临下的，但是，还远未演变到“防盗”这种地步。如今，大量民工涌入城市，空间距离缩小至擦肩而过，但掌握了话语权的一些城里人却把两者的心理距离越拉越大，歧视民工的现象越来越严重，甚至出现“妖魔化民工”的趋势。
例如，杭州某商场工作人员拒绝四个看起来像“民工模样”的男人进入该商场；某房产广告称“小区安静，没有民工骚扰”；某公厕上告示“民工禁用”；苏州一高档小区抵制民工入住，即使这些民工是以合法的租用手续入住的；广东省东莞市厚街镇东溪村公园的门口曾悬挂这么一个告示长达一年之久，上面写着：“禁止外来工入园，违者将罚款一百元”字样……
2002年，一位陈姓青岛市民向当地报纸写信，提议在公共汽车上设立“民工专区”：
“作为北京2008年奥运会的伙伴城市，青岛的市民素质步步提高，其着装越来越干净。而与此同时，在青岛打工的民工却素质低，不讲卫生，衣服上沾满油污，乘公交车时经常碰到市民身上，引起市民的厌恶，时间久了，双方的隔阂越来越深。最简单的解决办法是在公交车上隔出小块域区专门供民工使用，这样可以减少市民对民工的厌恶感，消除双方的隔阂和矛盾。”
对民工们来说，再苦再累，也比不上城时人歧视带来的伤害。
城里人随时都在安然地享受着民工带来的一切便利和服务，但对擦肩而过的民工却退避三舍，对这群付出大于索取的人们一脸歧视，后者本来在物质上所得甚少，加之周围的精神歧视，生活之累，可想而知。
在第28届国际心理学大会上，北京安定医院资深大夫陈斌就说，除遗传因素外，民工易患三种精神障碍：一种是工资拖欠等重大打击造成的急性精神病，一种是进城返乡途中恶劣的旅行条件造成的旅途精神病，还有一种就是城市化过程中的“文化休克”型精神障碍。这些病症的临床表现通常是折腾、打人、说话凌乱、丧失记忆和裸体奔跑等，严重时有自杀行为。
民工们都渴望融入城市，尽管他们衣裳陈旧，上街时却努力穿着齐整；尽管他们普通话不标准，说话时却尽量笑得灿烂。
进城务工者普遍有强烈的融入城市生活的意愿，“希望能被这里的城市居民尊重。”但是他们希望的结果，却往往是失望。“城市并没有真正接纳这些外来者。他们远离家乡和亲人、从事高强度劳动、遭受歧视、缺乏适龄性伴侣和社交生活，就像生活在孤岛上一样。”
“报纸都站在城市的角度，对我们的负面宣传太多，好像坏事、犯罪等都是我们外地人、民工干的，其实我们也有好多好人好事”；“孩子们在学校里有纠纷，校长、老师也都是向着城里孩子”；“这城里何时能真正容下我们？”
（摘自《我的民工兄弟》，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7月版，定价：28.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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