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务员报考场面热烈
北京市区不仅有市级机关，还驻扎着庞大的中央机关，甚至还包括外地驻京的办事机构和外地来京的政府人员。所以，来自政府机关
古代的官场中有“官”和“吏”的区别。官之所以为官，在于可以“管”人，掌握人的命运，包括“吏”的命运。“吏”是做事的，比如那些班头、文书先生、账簿先生、师爷等等，虽然管的事大小不同，多少不同，但都可以影响到一些事情能不能办、如何办、办得顺不顺利等。作为我们研究对象的公务员中间阶层群体，可以看做现代的“吏阶层”，是相对于"官"而言。但要注意的是，我们这里的"公务员"并不是官方文本正式表述意义上的"公务员"，而是日常百姓生活中习惯称呼意义上的机关基层公务员。比如，按照公务员法，国务院总理也是一级公务员，但他不是我们的讨论对象，我们通常把这些较高级的"公务员"称为"官员"。至于什么级别以下的公务员可以作为中间阶层意义上的“吏”，是个比较头痛的难题，因为中国的机关公务员制度本身并不完善，具体公务员的职务权力、个人影响力、收入（包括正式收入和隐性收入）、社会地位等很难单纯从职级上进行划分。如果非要找出一个简单而且很容易引起争议的标准，可以把职级在正处以下（包括正处）的中央机关公务员都归入中间阶层，而北京市级的机关公务员职级标准可以降为副处（包括副处）。当然，如果到省市地方，特别是一些小城市地方，标准应该更低。
这里所说的公务员里并不包括无公务员身份、管理职务和专业技术的机关勤杂人员。比如担任街道办事处副主任的尤军给我介绍他们单位的人员构成：一共有140多人，但具有公务员身份的只有60多个，其余80多人都是各种勤杂人员。另外，这里的"机关"是广义的，不仅局限于政府行政部门机关，而且还包括参照公务员待遇的党务机关、人大机关、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司法机关、政协机关等，甚至那些按事业单位编制、但实际行使行政机关职能的单位也包含在内。当然，这种复杂的机关单位格局是由当前中国的特殊国情所决定的，很难让一般国外学者所理解。
公务员是一个比较体面的职业，在国内尤其如此，他们的工作和生活多少带着一些光环。相当程度上，公务员是社会结构中资源占有的强者，他们的收益可以体现在职业稳定、社会保障、上升空间、社会地位、体制资源、权力寻租等综合方面，或者其中的几个方面。当然，这些收益空间也充满了变数。
稳定是评价职业含金量的重要因素，它带来长期的职业收益和可预期的收益底线，并在心理上为从业人员减少了很多压力。从稳定性上看，靠近体制权力的公务员的工资收入无疑比更市场化职业的工资收入更有含金量。尤军以前在区委办公室工作的几年时间里，上班时间主要看看报纸，喝喝茶水，聊聊天，“无所事事”。张兵从军队转业的时候对企业工作更有兴趣，但为了他的“三个女人”（他的玩笑话，他把母亲、妻子和女儿统称为自己的“三个女人”），最终选择了中央机关单位。因为，女儿要上学，在机关单位工作可以为孩子选择比较好的学校；太太在企业里工作，不太稳定，需要他有个稳定的收入来维持家用；另外，母亲需要照顾，工作不能过于劳累，不能经常出差。
公务员有当前最好的社会保障，解除了许多后顾之忧，并可以提供事业发展空间。张兵1996年刚转业到机关上班不久，就赶上了新一届政府的中央机关机构改革，要精简分流。分流的条件很优厚，正如张兵自己所说，“谁被分流谁就是为国家做贡献”，理应得到补偿。其中分流人员的一个去向是去国外大学或国内一流大学读研究生，费用全额报销，读研期间人事关系仍挂靠在机关。就是说，在工作保留的前提下，完全脱产读书。毕业之后，原单位还负责推荐工作。张兵动了心，他感觉自己的教育背景和文化基础不够扎实（毕业于军队院校），梦寐以求的就是到正规普通大学学习。但因为当时为了"稳定军心"，分流改革方案没有把军队转业干部列为分流对象，张兵主动申请"下岗"的要求没有被批准。但张兵希望读书的想法一直没有改变，后来终于考上了在职硕士，培养费仍然是单位报销的。这种工作、读研两不误，自己还不用承担学习费用的特殊待遇，只有在机关里比较常见。张兵还谈起过他的一个朋友，在机关里工作平平淡淡，但有机会出国学习两年，单位给几十万元的花费，所以至今舍不得离开机关工作。尤军的大多数大学同学没有在行政机关工作，而是到了公司当白领或者自己创业做企业。我问他和那些同学相比较如何，尤军的回答非常干脆：我觉着自己的选择是对的。在公司里风险太高，可能发财，生活比较丰富一些，但很难说将来会怎么样，不一定有好的预期。这里的"预期"就是职业的上升空间。许多公务员即使没有明显的职业收益优势，能够吸引他们继续留在机关里的，是他们对事业上升空间的预期。这种预期，也为公务员拥有的社会资源增添了无形的含金量。公务员的这种上升空间得到了社会的广泛认同。施全的企业在和一个人民团体中央机关的下属事业单位合作，除了一些直接的经济考虑，更是为将来的发展提早铺路。他说，这个部门虽然本身没有“实权”，但“十几年后，他们里面很多人将来到了地方或者留到中央，可能都是一些政府骨干力量”。现在的合作可以提供很多与部门公务员的个人交往，在将来可能转化为加以利用的人脉关系。
但实际上，公务员并不一定都那么轻松惬意，至少在他们跨越中间阶层为“官”之前是如此。尤军所在的街道办事处地处繁华地段，但并不在街边，隐藏在高楼后面的一栋毫不起眼的低层楼房里，曲曲折折才能找到。他的办公室很旧，没有什么装修，是倒退许多年所有办公室的形象。最让我惊讶的是，他的办公室里竟然没有电脑。中央机关的公务员普遍比较忙碌（至于忙碌的内容，另当别论）。在某部委工作的金宇，经常封闭到宾馆里起草各种文件材料。他强调说，这些工作不是和做学问一样可以慢慢做，而是有时间限制，经常是要求几天内交稿，节奏很快，心情很紧张。遇到赶稿子的情况，就没有了时间概念。除了熬夜，周末也不能休息，整天就坐在电脑旁边，房间到处铺满了各种参考资料。惟一的休息是晚饭后在宾馆下面散散步，有时候连这种放松都不能有。金宇明显有些脱发，看起来四十上下，但实际只有三十五、六岁。金宇说，这些年太劳累了，精神上一直处于一种紧张状态。
同时，公务员的职业发展空间在现有体制下并不透明和规范，充满了变数。金宇面临着从副处到正处的升迁，但没有决定是留在现在的处里，还是调到其他处。金宇有很多想法，希望能在某个领域的工作上施展自己的才华。对于现在的工作，他感觉有些枯燥。但现在的业务已经非常熟练了，毕竟积累了几年时间，如果转到其他领域，有些可惜。我问他在兴趣和业务积累之间如何选择，他说其实并没有选择，机关里面的工作安排有时不会太多考虑个人的兴趣和事业设计，主要还是要看领导的意图。几个月之后再次和他联系，得知他在所在的处里被提为处长，代替了升迁为副局长的原处长的位置。
尤军大学毕业后在区委机关里的四年时间一直是科员，平调到街道办事处一年之后提到副科级。市里曾下文要求，所有街道办事处的副处级干部年龄必须在三十岁左右，而当时区里这种年龄段的副处级干部只有十几个，处于青黄不接的处境，所以尤军得以被推荐参加了全区的选拔考试，通过后担任了街道办事处的主任助理，后来转为副主任。他把自己能提到副处归结为政策机遇，否则还很难预料自己能否被提上来。这并不是个人能力素质的问题。当时和尤军一起到区机关工作的大学生有十几个，四年的时间里没有一个人被提拔，都在科员的位置上原地踏步。他分析说：问题出在机关里的中间层次。虽然现在有些领导是从大学出来的，但那时候在机关掌握实权的都是兵团或者是军队的专业干部，这个中间层次很顽固。下面层次的就是我们这些从学校直接过来的，人数很多，机会很少。后来大环境变了，区领导对人才发展战略也比较重视了，我们这些科班出身的处境才好些。在机关发展的变数，不是单纯业务能力和个人努力所能控制的，多种因素对公务员的发展都产生重要影响，特别是人际关系。而这种机关人际关系的把握，需要长期沉浸其中才能深刻体会，并运用自如。张兵谈起如何平衡工作和在职读书的问题时说：在机关单位能否游刃有余，关键是在原单位的地位如何。这种地位并不只是职位如何，这个地位是综合性的。首先是你的人际关系，中国的现实就是这样，看你在司局里人际关系能不能摆得平。其次，就是业务能力，能不能"罩"得住。如果业务能力都不够强的话，你再要学这个学那个的，领导对你肯定有意见。我感觉自己还能"罩"得住。第三，工、学矛盾处理的技巧问题。这个跟工作经历有关系，如果你的工作经验不到那里，好多东西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否则教你都教不会。好多老同志就会这么给你说，机关的事情一定要慢慢悟。我在原单位的氛围还是可以的。另外，公务员的职业发展原则上空间很大，但实际上具体到个人这种空间并不是无限的。尤军对此深有体会。他刚到机关的时候，对于机关里的奥妙一直懵懵懂懂：后来慢慢地和同事、朋友聊天，自己体会，才知道很多东西，现实是很打击人的。对于自己的前景，尤军并不表示乐观：如果没有太大的变数，我觉着前景并不是太好，这也是比较现实的看法。如果没有很强的个人背景，没有不同寻常的工作实力，在官场上不是很容易，最多到副局、正局就到头了。我现在到了副处，从副处到正处，从正处到副局，这是两大坎。如果这两大坎不顺的话，升迁时间会比较长。如果在发展中有什么转折、机遇，那还可以，但机遇是可遇不可求的。对于他所说的"背景"，尤军解释说：我说的背景有几种。一种是父母、岳父母这种血缘、裙带关系，其他的个人交往关系不算。还有交易的，这种在地方上比较盛行。或者有利害关系。有的甚至凭借男女关系。这些都是比较现实的。如果有这些关系，发展还是比较快。但是这四种我一样都沾不上。我追问他有没有想过要争取主动去"沾"上一样，他笑了，说其实自己并不是没有这种机会，但很多情况下是不愿意利用这些机会，这和骨子里的清高有关。随着多年机关生活的磨炼，虽然这种清高都已经被深深地隐藏在内心，但它总在一些关键时刻影响着自己的举动和决定。尤军还提到其他一些影响在机关发展的个人背景，比如学校出身：这种出身到了中层就会感觉出来，高层同样背景的人在感情上就会自然和你比较近，会特别关照一下，反正提拔谁都是提拔。他专门提到两三所大学在政府机关部门里的人脉网络。
利用体制资源（无论是显性的交易性权力寻租，还是隐性的拉关系、办事方便等形式）获取个人收益，一直是公务员最受非议的方面。“吏”是做事和管事的，不管“吏”的大小，都会有一些管事的权力。即使不是自己直接管的，也可以在体制内形成一个网络，大家相互关照，彼此呵护。关键是，这些事不是个人的事，是公共事务。对他来讲轻而易举、举手投足的事，可能会影响到许多资源利益的分配走向。自己揽小工程的韩娟给我讲到她一个朋友的老公：他就是某某区的一个派出所副所长，已经很牛很牛的啦。他一个月两千块（工资收入）撑死了，一年就是三万块钱的工资水平吧，但是他的生活水平并不低，含金量至少有几十万。即使我们一年挣二十万，可能有些东西也没有他们好。我们什么东西都要自己去花费，但他经常有朋友请吃饭，也不能叫利用职权吧，友情关系嘛。他经常可以出入一些很高档的场所，生活档次水平很高，还根本不需要花自己的钱。你说这能算他贪污吗？很难算吧。你如果要查他有多少钱，他没有多少钱。这个派出所副所长并没有多少工资收入，按她的说法似乎也没有什么不正当收入，但生活质量很好，丝毫不亚于她自己家的生活水平。这么多人想给这个副所长交朋友，应该不是纯粹的友情关系。陈明讲到现在的权力寻租，道出了其中的奥秘：现在管事的人也越来越小心了，不是说只要你给我多少钱我就给你办事，他会考虑相互是否知根知底。很多人都是先和你交朋友，业务上的事根本不谈。时间长了，相互建立了信任关系，什么事情都自然好说。朋友圈子都是盘根错节的，一圈又一圈，说不定哪天认识的朋友在将来就能用的上，真正有头脑的人对这种事情不会太功利。有时候，“吏”不在大小，而在于能管的事恰到好处。在建筑公司工作的沈智就很有感触：我们一个建筑处的处长，可能还不如一个片警呢，不一定要带“长”的，关键是那个片警管的是哪个片。如果你管的这个片是地方，比如马上要拆迁了，你刚好是这个片的片警，又跟开发商很熟，那你的好处就可观了。做中学老师的华林前两年要从外地调来人事关系和户籍，对到机关办事感触颇深。这些调动对于华林的意义重大，比如把人事关系调过来，就可以在单位评职称，可以分房子，可以拿到很多应该拿的补贴。户籍同样重要，没有户籍孩子上学要交一大笔赞助费。华林曾为调动折腾得身心俱疲。很多明明能办的事，有些部门却找借口不给办；很多明明是这个部门的事情，结果有几个部门都插手进来，哪家不过关都办不成。接触的都是部门的基层工作人员，态度还算和蔼，但就是不给你办事。华林感叹说：“还是利益在里面。”最后，经人指点，终于托人破费办好了这些事。
公务员的形象并非都是负面的。很多人在提到公务员的时候，特别是直接接触到一些公务员的时候，感觉他们有些人有能力、有抱负，是政府体制改革的希望。当我敲门进尤军的办公室的时候，他正在安静地读书。他说这些年一直在坚持读书，思考。对于长期在基层工作，尤军认为：假如要朝一个目标奋斗的话，需要很多条件，基层经验就是其中一种。很多事情在高层都是碰不到的，在基层东西就比较多，什么事情都能遇到，什么人都能碰到，经历就是财富嘛。在将来走到高处的时候，这种基层积累的经验会显出优势，就是所谓的后发优势吧。当然，在这种自信的话语里，我们也能听到隐隐约约的无奈与忧虑。能力与抱负有没有施展的空间和机会，并不是"尤军们"个人能把握得了的。
（摘自《冲突与变数――中国社会中间阶层政治分析》，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6月出版，定价：29.0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