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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人的隐私空间

2006-01-01 14:40:00 来源:书摘 □〔加〕让-伯努瓦•纳多 朱莉•巴洛 著 我有话说

蒙蒂尼亚克是法国西南角一座昏沉的小镇,在让-伯努瓦的父母陪伴下,我们在该镇上游的街头漫步。回到镇中央,朱莉和她婆婆停下来仔细看一棵树枝上悬挂着24张CD盘的树。凑近一瞧,我们发现这是棵果树,

CD盘是悬挂在那儿驱赶小鸟用的。李子大小的水果是无花果还是??,我们不知道,但我们还没来得及判定之间,园主人从后院的竹林及香蕉树丛中钻了出来。

这是个非常随意的主人。他不修边幅――不过他是园子里劳动时让我们遇上的,大方地为我们端上了一盘花生、椒盐卷饼和茴香酒。

此时我们在法国已有些时日,知道一些谈话的规矩。北美人觉得礼貌的,甚至到了乏味的问题,在法国有时会被认为很粗鲁,特别是“你干嘛的?”或“你叫什么名字?”我们已经知道名字和职业应该通过谈论其他话题如政治、文化、艺术或任何与食品有关的话题来间接获知。因此,当我们该动身离开时,我们准备说,“很遗憾要结束这次谈话,希望还有机会再谈”,这是曾经常产生理想效果的方法。获知别人名字还有其他办法。虽然在北美人听来做作和正式,你还是可以这样问,“想要有幸再与你谈谈,我该怎么办?”

虽然让-伯努瓦的父亲是个商人,以前曾在法国旅游过,他也不知道在这种场合关于谈话太直接有不同的规则。

他告别之前与主人握了握手,说,“那么,你叫什么名字?”

一阵尴尬的停顿。我们的主人看上去有点迷茫――不是吃惊,只是不解,好像他没听懂。他抽出一张名片,把它交给让-伯努瓦的父亲。

“H.L.布罗萨先生,pourvous servir(愿为你效劳)。”

布罗萨先生和让-伯努瓦的父亲都是慈祥之人,他们不会承认互相其实已经进行了错误的接触。布罗萨先生带我们在他的花园里参观,让我们进他的家,为我们打开他的酒柜,给我们看他孩子的照片,做这一切时并没告诉我们他的名字。纳多先生一直都在听着,心里纳闷为什么我们的主人这么没礼貌不作自我介绍。我们自己也经历过这种事情,那是我们与一位好朋友的父母一起去博若莱(里昂以北的pays)的时候。我们遇到的一位运动保健医生请我们到他改造过的13世纪城堡做客,他甚至带我们到村里的私人品酒会上去,但从来没把名字告诉我们也不问我们的名字。(我们是偷偷地从餐厅桌子上的一个信封上看到的)。在巴黎时还有一次,我们在社区餐厅里遇到的一对很友善的夫妇,他们甚至主动提出我们需要用车时可以用他们的车,但从没对我们说过他们是谁。

这种自报名字方面的缄默不语可能就是法国人常被指责为很冷漠的原因。然而这些事情其实与不热情毫无关系。对于介绍方面的误解来自于对隐私的不同观念。美国人和法国人对于哪些信息可以与人共享、哪些不能共享具有完全不同的想法。例如,北美人在公共场合随意谈论名字与职业,但这些事在法国被认为是绝对私人的事情。法国人在公共场合随便亲吻、争吵,而北美人认为这些事私下做才更适合。

我们通常认为交流是言语性的,但其实很多交流是非言语的。即使我们还没开口说话,别人已经对我们作出了数十种估计。在转瞬之间,他们就确定我们是否危险,把我们归类,并确定是否要和我们说话,这都发生在一句话还没说之前。隐私就是这种非言语交流系统的一部分。

令我们疑惑的一个法国习俗是每次进出商店时他人都说bonjour(早安/午安)和aurevoir(再见)的习惯。我们花了很长时间才明白这两个表达语在法国是得到良好服务的神奇话语。你进商店时必须说bonjour(看着店主的眼睛说),离开时说aurevoir,即使店主不在场也要这样――这种情况下,如果是在社区内商店里,另一个顾客就可能替他回答。如果你进商店或离开时不说这些暗语,店主、他的雇员,有时甚至常客都会对你表示不满――这时他们还是装着彬彬有礼。

在北美,商店是公共空间的延伸。除了那些强迫其雇员机械地在门口向客人打招呼的连锁店之外,传统上北美商店的交流是受目的驱使的。除了帮你找你所需要的东西之外,没人会跟你说话。但在法国就不是这样。法国的商店被看作是店主家的延伸――很多情况下确实如此,所以法国人往往把生意当作私人领域的一部分。当客人进出他的房屋时要说些好听的话。即使是火车站的露天售报亭也有“内部”和“外部”之分,收银员在你没说bonjour之前可能不会拿你的钱。这就是为什么在法国的大商店里得不到良好服务的原因。大商店雇员的冷漠在法国出了名。那是因为没有一种合适的礼节来调控他们也顾客的交流。如果有一种方法可以高声喊叫bonjour,使35000平方英尺范围里的所有人都能听见,那也许有点用。但进入大商店的一个部时如果忘了说bonjour保证我们得到的是很糟糕的服务。

这种bonjour/aurevoir礼节是赢得法国人善意的方法。握手是又一种方式。公司雇员进出公司时要经过与办公室每个职员握手这道惯例。这种行为被让-伯努瓦的远足俱乐部成员几乎原原本本照学下来。在出发之前每个人都握手或接吻,分别前同样再如此做一遍。以接吻致意是一件很复杂的事,因为有时接吻的对象是完全陌生的人。它是一件拘谨的事,在大部分情况下只是擦擦脸颊而已,很少会发展到比如拥抱这样的事。在巴黎有些人期待给四个吻,而巴黎之外的大部分人两个吻就足够了,或者有时是三个。我们的一个朋友、建筑师佩奥拉告诉我们,对同事表示不满的最好方法是省略握手这个环节一两天。犯错的一方几乎肯定地知道什么地方出了毛病。

房子是衡量公共空间止于何处、私人空间始于何处的晴雨表。在阿姆斯特丹,朱莉惊讶地发现荷兰人巨大的前窗不挂窗帘。她从街上走过可以看见他们在吃饭。这传达的信息是:没什么好隐瞒的。在我们也去过的墨西哥乡村,许多房子没有前门,即使有的话,它也是全天候开着,这使公共和私密之间的界线变得很细微。当你把这些国家与法国对比时,真会大吃一惊。法国人的房子是对其房主隐私的断然确定。你绝不会从街上看到人们房子的内部。巴黎的房子干脆就是把背面对着街;门面极少像内院一样精彩。在临街面,窗户都有厚厚的窗帘或百叶窗挡住外面的世界。在乡村及郊区,房子通常盖在花园中央,而花园通常用篱笆围起来。

在北美,百叶窗不过是挂在房子外面的装饰性木板而已,但是法国人使用百叶窗几乎到了虔诚的地步。由于这种习俗,法国城乡的所有街道晚上都漆黑一片。在我们住的那条街上,我们是惟一在两年半期间从不拉窗帘或关百叶窗的公寓住户。

我们每住一处就问我们的房东为什么每天都开关百叶窗,每次我们都得到不同的回答。一个家伙说是为了挡光线,这样可以睡得更好,而这无法解释为什么他把整个公寓的每个开口的百叶窗都关上。另一个人说百叶窗有助于他节省热能,但是他靠这层额外绝缘所省下的一点点能量在一天两次开关所有窗户时肯定都丧失光了。另一个房主说百叶窗是窗帘很好的替代品,但是大部分法国人的房子都既有百叶窗也有窗帘。

我们得出结论,像法国的许多东西一样,百叶窗情结也许是一种返祖现象。我们找到了另一种解释:这就是称为lataille(人头税)的传统收税方案。好几个世纪,法国为了向城市居民和农民征税,他们需要一套可以估计他们该交多少税的制度。从四个世纪之前开始,政府让一批fermiersgeneraux(包税人)承包在特定地区征收一定数额的税款。这些包税人接着把这项工作分包给低一级的包税人,他们转而雇用当地的代表来监视邻居以此算出他们房屋里的东西值多少。税率是根据“看得见的”财产计算的,是用眼睛透过人家的窗户所见来判断的。所以百叶窗是一种避税的手段,法国人至今仍然坚决维护自己家的隐私。

在法国,钱也被看作是隐私领域的一部分。尽管法国是奢侈商品的世界之都,法国人却经常表现出对钱财的讨厌。他们并不真的讨厌它,但它被认为是粗俗的话题。法国没有一个阶层会比老谈钱的阶层即nouveauxriches(新富人)更受到普遍的唾弃。法国人就算是为了钱而喜欢钱,他们也不声张。

在任何情况下,很少在公开场合谈论工资。当人们真的计论到薪水问题时,他们也声称比实际上赚得少。虽然公务员的薪水理论上是公开的,但这个制度里充满了外快和奖金,不可能真的知道任何一个公务员到底赚多少钱。同理,法国税务局经常很难估计到国家到底有多少钱。转轨欧元为这种制度带回了很多现金,因为全国所有500法郎的纸币中约80%据说是藏在席子和枕头里的。当法国抗议者示威游行时,他们从不公开要钱;他们总是将它包装在其他要求里,如要求改善工作条件等。

法国人卧室里发生的事被认为是隐私,即使涉及政治。动摇了比尔・克林顿第二任期的莫妮卡・莱温斯基事件期间,他们不理解为什么美国人对总统有外遇这么小题大做。他们觉得政治家在自己办公室里亲热时使用雪茄,这并不是公共事务。

在1996年法国前总统弗朗索瓦・密特朗(1981~1995年)的葬礼上,著名的法国小道消息杂志《巴黎配对》刊发了一张封面照片,密特朗夫人与密特朗情妇一起,旁边还站着他的私生女儿。照片让全国惊讶,结果发现几百个新闻记者和政治家早已知道过去20年里密特朗的情妇。没有人想过让它公开化。甚至没有人批评密特朗在当权期间用纳税人的钱把他的情妇和私生女儿养在一幢别墅里。

北美人会把密特朗的行为看作是不道德的,看作是滥用权力,但法国人只是觉得这是密特朗的私事。法国人不像美国人那样会严格查问政治人物的隐私行为,或者其家庭成员的隐私行为。

法国人期望当权者管理国家,而不是树立道德标准,所以法国的新闻记者并不调查性丑闻――对其他国家的性丑闻也不那么关心。2001年,当法国的最高法院院长罗兰・杜玛被指控其腐败案涉及其情妇时,没有一个法国的谈话节目问其妻子对丈夫有外遇的感受。

我们的住处与彼加勒只几步之遥,那儿曾是巴黎的红灯区。我们所见到的往那里去的人群基本上是整车整车的游客到那里去喝香槟,及在邻近的卡马莱里挑逗那些穿得很少的跳舞女郎。在外国人尤其是盎格鲁裔美洲人心里,法国人几乎是性的同义词,很多人会发拆说法国人是世界上最放荡的人种。绘声绘色地谈性在公众场合是可接受的行为,但更多地是作为一种抽象的思想而不是作为对某人实际行为的证明。

不过,法国人对其领导人的私生活如此维护,因而为之付出了代价。每个月,总理递给每个部长一个装着15000欧元现金的信封,供他们自由支配花费,不期待也不要求部长们汇报怎么花这笔钱。尽管法国国民议会有巨大的权力调查此类事。但由于传统,或出于省事,很少要求政治家们对其花费作出解释。(这种做法于2002年被新总理让・彼埃尔・拉法兰禁止。)由于所有部长都从这种腐败中获利,没人愿意挑战这个制度。此外,对公众来说这也不是秘密,他们也不愿对之发难。

近几年,不属于传统政治阶层的一代年轻法国法官已开始试图阻止政治体制中的制度性腐败,他们揭露了一些出镜率很高的政治家。然而,即使这些法官揭开了数十个政治丑闻的面纱后,法国公众对腐败仍然是令人惊讶地宽容。他们往往认为,一旦一个错误的行为受到了惩罚,它就变成了私事,而他们仍然令再次选这些政治家,严格的隐私法帮了这些政治家的忙。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国民议会通过了一项反诽谤法,如果记者意欲伤害原告的名声,即使所揭露的事实是真的,该法律也会判媒体犯有诽谤罪。

法国人甚至对于让政府了解太多他们的个人信息也非常敌视。在全国人口普查中询问有关民族出身或宗教方面的问题是被禁止的。美国夫妇很少在公共场合互相争辩,而是极力表现互相支持。在公共场合争论及批评对方要是不被认为是机能障碍,也被认为很可耻。这是应该私下里做的事。法国人期待的正好相反:在公共场合不互相顶嘴老是表现出和谐的夫妇肯定有问题。在他们思想里,一种关系应稳固得足以承受分歧,对于夫妇来说分歧才是正常的。如果在公共场合用智慧和风趣表现出分歧,那就更好了――它使谈话更有意思。

一种文化里什么是隐私的,什么是公共的,什么是亲密的,什么是公开的,人们总有一些他们想表现的东西,也有他们想隐瞒的东西。对法国人而言,法国的国家对他们的身份重要至极――他们对国家的成就非常骄傲,以至他们经常把不是国家所为的许多事归于国家。例如,法国的财富再分配由雇主和工会实施,并不是由国家实施。宗教、地方文化及地方政府也是法国文化的重要成分,然而这些内容被淡化了。法国人很少谈到经济,尽管经济成功是他们生活方式的重要部分。但这并不意味着不存在经济。它只是法国“隐私生活”的一部分而已。

(摘自《六千万法国人不可能错》,东方出版社2005年3月版,定价:26.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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