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试身手
1973年3月，根据毛泽东的批示，邓小平恢复了党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职务，以后，又相继被增补为中央政治局委员、被任为中央军委副主席兼解放军总参谋长。接着在十届二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委。
科学院在“造反派”控制下，当时已经是百孔千疮。原有的一百零六个研究所只剩了四十多个，北京地区一百七十多位著名科学家，有一百三十多人被作为“反动学术权威”赶进“牛棚”，或者横遭种种迫害；有几十名科学家和领导干部甚至被迫害致死。
邓小平需要一个有足够的胆识和魄力的人去解决这些纷乱如麻的问题，去雷厉风行地整顿中国科学院的工作。
其时，胡耀邦正在由王洪文直接领导的读书班“学习”。这个读书班主要是为“四人帮”帮派体系的高级干部开办的，也安排了少数不属于这个体系的、有“严重错误”的领导干部作为“对立面”参加，胡耀邦便是其中之一。在这里，他仍处在被批判被监视的地位。但他不理会那些意在影射邓小平的学习内容，在批判“经验主义”的学习会上一言不发。他仍然按照自己的需要，埋头阅读马列主义原著。
一次，叶剑英被请到这个读书班来讲话。他一眼瞧见坐在后面的胡耀邦，便似乎有意地高声说：耀邦，你也来了？胡耀邦说，我来了，叶参座(叶剑英曾任八路军参谋长，胡耀邦一直称他为“叶参座”。)，您身体好吧？叶剑英于是招呼要他坐到前排来。散会以后，叶剑英询问他近况如何，他告诉说，还没有“解放”。叶剑英鼓励他说：别理他们，让你出来工作就自然解放了。叶剑英回去以后，就向邓小平讲了胡耀邦目前的境遇，并且举荐胡耀邦协助邓小平开展整顿工作。
邓小平同胡耀邦已多年没有见面了，但他相信胡耀邦对于“整顿”会同他持同样态度。
于是，邓小平经请示毛主席后，由中央决定让胡耀邦去中国科学院。
胡耀邦7月16日从读书班回到家里，7月17日，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分管科学技术工作的华国锋就找他和李昌谈话，通知他们中央的任命，并且传达邓小平的指示：整顿首先是党的整顿，关键是领导班子，搞好安定团结，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和各部门的业务，要坚决同派性作斗争。邓小平向他们提出三点具体要求：一是了解情况，向国务院汇报，二是搞一个科学院发展规划，三是准备向中央提出科学院党的核心小组名单。第二天，7月18日，他就来到中国科学院。
胡耀邦对于出来工作满心欢喜，已经十年没有工作了呀!虽然，他想到自己对科学技术是外行，也不了解科学院这个环境的深浅，但“协助小平同志进行整顿”这个工作任务，就使他勇气百倍。他很清醒地认识到，这次整顿，就是要在一些重要部门、一些重要问题上，把“文化大革命”中颠倒了的思想、理论、政策是非重新颠倒过来，把严重的混乱局面扭过来，把无辜被打倒的干部解脱出来，把党的好的传统作风恢复起来。面对这么重要这么有意义的工作，他愿一试身手。
事情是千头万绪，但胡耀邦指挥若定。他请李昌负责日常的全局工作，王光伟、刘华清负责业务工作，胡克实、王屏负责政治工作，他自己则集中精力搞调查研究，以准备向国务院汇报。
经过近一个月的调查和思考，8月15日，他召开了领导干部座谈会。根据当时院机关各部门以及下属的研究所许多是“造反派”在掌权的情况，他针对性明确地宣布，整顿工作主要是全院领导班子的组织整顿和思想作风的整顿。
为了整顿工作的顺利开展，他首先着力纠正各种荒谬观点。他在各种场合，就原本是理所当然而现在被“四人帮”及其帮派分子弄得异常混乱的问题，发表了一系列针锋相对的讲话并采取了相应措施。
“四人帮”及其帮派分子说过去科学院是“三脱离”：脱离无产阶级政治、脱离生产实际、脱离工农兵群众；提出要“三面向”：面向农村、面向工厂、面向中小学。胡耀邦斩钉截铁地说：科研人员搞科研就是结合实际，为什么一定要到工农生产中去？科学院就是科学院，不是生产院、教育院、白菜院、土豆院，科学院就是搞科学的，搞自然科学的。
“四人帮”及其帮派分子鼓噪“开门办所”。胡耀邦说：什么叫“开门办所”？七机部开门办？原子能所加速器开门办？还要保密呢，连参观都不让。什么“开门办所”？我不懂，我看这种独创性还是少搞点为好。
针对喧嚣一时的对所谓“业务挂帅”的批判，他在各研究所大声疾呼：“所有搞科研工作的共产党员，业务上非上去不行!……今后二十五年赶上世界先进水平，这是我们赌了咒、发了誓的。科研工作搞不上去，不仅是犯错误，而且是犯罪。……搞业务的台风要刮起来”，“刮十级台风不够，要刮十二级台风。……对科研事业着急的人，才有党性，才有爱国心。”
这些话，在当时可谓是“石破天惊”之谈，是有意的宣战。正像他在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讲话时借题发挥说的：“我们现在脱离了单纯的脊椎动物，有了脊椎就有了骨头，可以爬行，可以站起来。人没有骨头还行吗？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一个革命者，要搞点马克思主义，搞点骨头。”又说：谁好谁坏，一时弄不清，但埋在地下的化石都挖出来了，历史的面貌是怎么也埋没不了、混淆不了、歪曲不了、抹杀不了的。科研人员们好久没听到这样令人振奋的讲话了。一时之间，他的每一篇讲话都迅速在不同单位传播开来。胡耀邦支持搞科研的鲜明观点，他的敢于否定各种谬论的气概，甚至他所使用的那些极富个性的尖锐的语言，都使科研人员欢欣鼓舞，感到得以一舒长期郁积在胸的闷气，感到有了依靠，又可以从事科学研究为国效力了。造反派头头的气焰也不得不有所收敛。胡耀邦很快获得科技人员的信任。
经过同李昌等领导成员的反复研究和同有关方面的充分酝酿，胡耀邦等向中央、国务院提出了中国科学院党的核心小组组成人员的建议。10月，党中央根据这个建议，正式任命郭沫若院长继续担任核心小组组长，胡耀邦担任第一副组长。李昌、王光伟担任副组长，刘华清、王屏、胡克实等任核心组成员，稍后又增加武衡、王建中、秦力生、郁文。以前造反派组织头头列席核心小组会议，这个做法以后废除。
起草《汇报提纲》
对基本情况已经掌握，胡耀邦同其他领导成员按邓小平的要求，积极准备向中央提交一份提纲挈领的汇报。8月11日拿出了第一稿，定名为《关于科技工作的几个问题(汇报提纲的讨论稿)》。
《提纲》共分六个部分，第三部分是《提纲》的核心内容。在这一部分里，胡耀邦要着力阐明的是什么是政治以及政治工作的作用问题。在起草提纲时，胡耀邦用十分简明的语言表达了政治和科研的关系，政治是要挂帅的，但政治工作是为科研服务的。胡耀邦还指出，政工干部不能做空头政治家。他说，科学院的政工干部的责任在什么地方？在本世纪内帮助党培养出上千个一流的专家、上万个二流的专家，我们的历史贡献就不小了。
《提纲》中明确指出，“如果我们的政治工作使科技人员不敢钻研业务，不敢学外文，不敢看业务书，那就是失败的政治工作。如果我们的政治工作是反对钻研业务，那就是空头政治，就是在政治上犯了方向错误。”这些话是太尖锐了，文件起草人有顾虑，主张不要写，胡耀邦语含诙谐地说：“我就这么一点创造性，你们就把它留着吧。”
苦心经营
《提纲》第一稿写成的第二天，8月12日，胡耀邦就拿着先去征求邓小平的意见。他边读边讲，谈了两个小时。邓小平听完，赞赏地表示“很好”，并且说：“科技工作很重要，第一次汇报，长一点也可以。”他进一步指出，“主要先抓科学院本身的问题，要重点解决派性问题”，“还有班子问题。”
从邓小平那里回来，胡耀邦和李昌召集科学院各部门和各直属单位负责人开会，对《提纲》第一稿进行讨论。会议之后，快马加鞭，8月15日改出了第二稿，题目没变，结构没变，只是文字有些改动，增加了一些毛泽东论科学技术的语录。这一稿还分送给国务院政治研究室负责人胡乔木、于光远，国防科工委主任张爱萍等人征求意见。他们分别提出了一些具体意见。胡耀邦日夜加班，只隔一天，8月17日就赶出了第三稿。这一稿题目和框架仍然不变，但又作了一些文字修改，一方面对某些提法作了进一步斟酌，如“如果我们的政治工作是反对钻研业务，那就是空头政治……”等等那一番话，都改得较为平缓。另一方面，对前两稿一些讲得不够充分的地方，又作了强化。比如对那些热衷于造反的人，就更加明确地指出，“有极少数人，受林彪修正主义路线的影响，这几年被派性迷了心窍，搞歪门邪道，在思想政治上并没有入党，却处处盛气凌人，以改造者自居；在业务上自以为是，指手画脚；在组织上只知有派，不知有党，动辄以我画线，打击异己，甚至公开与党的路线和党的领导相对抗。”胡耀邦对这种人深恶痛绝，在口头讲话时他更严厉地指出，这种人如不改变，就会成为法西斯。
胡耀邦把这份稿子送给邓小平，同时写了一封信。信中说：“送上我们多次反复修改的汇报提纲。这一稿在几个关键的地方是按你的指点改过的，有些地方是接受了参加讨论的一百多位同志的意见，乔木同志最后为我们做了很多很好的修改。这一个月我是把全部精力放在这个文件上的，用一句老话，是拼了一点老命的。我怀着一种渴望的心情，祈望得到你的进一步指点，祈望得到你对我们展开工作的支持。”
8月26日，邓小平把胡乔木找去，布置他主持《提纲》的修改，并要胡乔木转告胡耀邦、李昌：他们的稿子涉及的问题太多，不必要太锋利，这样站不稳。要他们少在群众中讲话，等提纲改好了，国务院通过了，毛主席批准了，让提纲自己说话，让群众在讨论提纲时自己说话。邓小平还说，这个文件很重要，要加强思想性，多说道理，但不要太尖锐。道理要站得住，攻不倒。胡乔木当天就打电话给胡耀邦，转达了邓小平的指示，告诉说邓小平已将《提纲》交给他修改，请胡耀邦去政研室讨论如何修改。
8月27日上午，邓小平又找了胡耀邦去，提醒他要“慎重一点、平稳一点。《提纲》要缩短，原则都保留，棱角磨掉一些，写得平稳一些，修改工作由乔木办，你催着点。”邓小平叮嘱胡耀邦：要发动群众，什么事，群众起来了就好办了，不管搞(掉)派性，搞规划，都是这样。可以先抓落实政策，搞好班子，要挑选有学问、有劲头、有组织能力的搞科技工作。
胡乔木接受修改任务之后，先让于光远组织修改。国务院政治研究室是由邓小平直接领导的单位，这一年的七月初才正式建立，它的负责人除胡乔木、于光远外还有吴冷西、胡绳、熊复、李鑫、邓力群，是一个“秀才”班子。任务是整理准备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文稿，以及撰写理论文章，收集文艺、教育、科学、出版方面的情况，代管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胡乔木为主要负责人。于光远“文化大革命”以前就是中宣部科学处处长，并兼任国家科委副主任，熟悉科学技术工作。他对《提纲》作了一些结构上的改动，压缩了篇
幅，改写了一些地方，用了两三天时间拿出了一份草稿。但邓小平认为这个文件非常重要，要求胡乔木亲自负责。
8月31日，胡乔木、胡耀邦召集李昌、吴冷西、胡绳、于光远等讨论《提纲》的修改，科学院的吴明瑜、罗伟、明廷华，国务院政研室的孙小礼，教育部的甘子玉和龚育之也参加了讨论。胡乔木传达了邓小平显然是出于策略上考虑的意见：科学院起草的稿子太锋利，站不稳，要重新搞。科学院是个有争论的单位，所以每一句话都不能轻易去说，无论说什么都要好好考虑。要慎重，不要什么都讲得那么凶。话要少说，说多了，要说得稳妥很困难。胡乔木还对《提纲》如何修改提出了具体意见。他说，像第三部分的题目，就不要用“力求弄通”的讲法，这个讲法有徘徊的意思，要讲“坚决贯彻”。他提出：“要把主席(有关科学技术的)指示排一下，指示就是我们的路线、方针。”他还提出现在的稿子文字太陈旧，没有“文化大革命”以来写文件的那些语言。
接着，9月2日，胡乔木拿出了由他亲自执笔的修改稿，即《提纲》第四稿(未定稿)。这一稿在结构、内容、文字上都有很大改动，题目改为《科学院汇报提纲》，全稿由六部分改为了三部分。
9月3日，胡乔木将《提纲》第四稿的未定稿交给了邓小平。邓小平看后表示很满意，说这个文件很重要，不但能管科学院，而且能对整个科技界、教育界和其他部门也起作用。
《提纲》在完成第四稿之后，报送国务院审议。9月26日，邓小平主持召开国务院会议，听取科学院汇报。胡耀邦首先按《提纲》分几个部分简要汇报。李昌和王光伟也相继作了汇报。会上气氛很热烈，大家不断地插话，提出问题，共同讨论，邓小平兴致勃勃，在汇报过程中也插了许多话。
听完汇报，邓小平讲话说，科学研究是一件大事，要好好议一下。这一段时间一些科研人员打派仗，不务正业，少务正业，搞科研的少了。少数人秘密搞，像犯罪一样。陈景润就是秘密搞的。这些人还有点成绩，这究竟算是红专还是白专？像这样一些世界上公认有水平的人，中国有一千个就了不得。说什么“白专”，只要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好处，比只占茅坑不拉屎的，比闹派性的、拉后腿的人好得多。邓小平强调说，对于那些一不懂行、二不热心、三有派性的人，为什么还让他们留在领导班子里？邓小平还着重谈了教育问题，他说，我们有个危机，可能发生在教育部门，把整个现代化水平拉住了。究竟大学起什么作用？培养什么样的人？有些大学只是中等技术学校水平，何必办成大学？一点外语知识、数理化知识也没有，还攀什么高峰？中峰也不行，低峰还有问题。要解决教师地位问题。几百万教员，只是挨骂，怎么调动积极性？
会上原则通过了《汇报提纲》。
胡乔木等根据邓小平的指示，于9月28日改出了第五稿。这一稿作为定稿，以胡耀邦、李昌、王光伟三人的名义上报，由邓小平转呈毛泽东。
这时的胡耀邦，有一种完成一件大事的轻快心情，只等着毛泽东的批复了。同时，他的内心也有一份苦涩和几分遗憾。他认为援引罗列那么多毛主席语录，必要性究竟大不大；对初稿中理论性论述的部分被删去，深感惋惜。结束了《汇报提纲》的起草工作，他继续开展科学院的各项整顿。
又被打倒
万万没有想到，《汇报提纲》上引用的一条毛泽东语录惹出了麻烦，最后是前功尽弃。
原来，在报送毛泽东的《汇报提纲》第二部分里，以黑体字引用了毛泽东的一句话：“科学技术是生产力”。《提纲》送上以后，邓小平去毛泽东那里汇报，毛泽东说不记得说过这句话。邓小平说马克思也讲过这样的话，毛泽东还是说记不得自己说过。邓小平说，请主席把稿子退回给我修改，毛泽东没有退。从来都是善于从一件具体事情入手破解全局的毛泽东，这个举动显然不在于对一条语录有异议，而是隐约表明了他对这个文件的不满了。
直到10月24日，毛泽东才把《汇报提纲》退还给邓小平。邓小平又找胡乔木修改，改出了《汇报提纲》的第六稿。然而这时又“风云突变”，形势急转直下，首当其冲的正是邓小平，因此这次的修改稿就没有报送了。
形势的逆转，源于刘冰等人给毛泽东写信事件。
刘冰是一位老干部，当时任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1968年，解放军八三四一部队宣传干部迟群、中央办公厅机要局干部谢静宜带领工人宣传队进驻清华大学，以后迟群任清华大学党委书记、谢静宜任副书记，他们很快成了江青的亲信，跟着“四人帮”兴风作浪。他们作威作福，独断专行，任人惟亲，搅得清华乱上加乱。特别是四届全国人大以后，野心勃勃的迟群没有得到提升，便消极怠工，酗酒滋事，发泄怨气，闹得一塌糊涂。他们的种种恶劣表现引起许多干部和师生的强烈不满，早已忍无可忍的刘冰，便同另外三名校党委负责干部惠宪钧、柳一安、吕方正于8月间写信给毛泽东，揭发迟群。但这封信根本无法直接送到毛泽东那里，刘冰等觉得由邓小平转最为合适。可是又怎样才能送交邓小平呢？他们想到了胡耀邦。
刘冰早年也是青年团干部，是胡耀邦的老部下。在此之前，他去探望胡耀邦时，就曾谈到过有迟群、谢静宜这么两个人，闹得实在太不像话。这次他来到胡耀邦家，说了写信的事，胡耀邦表示：“我支持你”，并且说：迟群、谢静宜“他们哪里是干革命，是投机嘛。这种人在咱们革命队伍中不是个别的”。他把信仔细看了一遍，说：“信要实事求是，要注意用事实说话。……你们信里的‘装疯卖傻’，‘乱蹦乱跳’，这些就是形容词，是空话嘛。”刘冰说明了实际情况就是如此，同时提出请胡耀邦将信转给邓小平。胡耀邦说，科学院和清华大学不属一个组织系统，由他转信不合适。他把邓小平的地址和邓小平秘书的电话号码告诉了刘冰，说由他们直接把信送到邓小平家就可以了。
邓小平见到信后，立即递交给了毛泽东，毛泽东没有反应。刘冰等出于急切解决清华问题的心情，10月间又写了第二封信，这封信将谢静宜的问题也讲进去了。这回他们托人送给了胡乔木，胡乔木送到邓小平那里，邓小平又转呈给了毛泽东。
本来，邓小平领导的整顿工作，已经触及了“文化大革命”的极左错误，逐渐发展成为对“文化大革命”的比较系统的纠正，这已是毛泽东所不能容忍的。加上邓小平又不肯回应毛泽东关于“文化大革命”七分成绩、三分错误的评价，更使毛泽东不快。这回毛泽东在看了又是由邓小平转来的信后，他说，清华大学刘冰等人来信告迟群和小谢。我看信的动机不仅是想打倒迟群和小谢，他们信中的矛头是对着我的。我在北京，写信为什么不直接送给我，还要经小平转。小平偏袒刘冰。一直窥伺毛泽东意图的“四人帮”于是借机发难，叫嚷说这是右倾势力回潮，邓小平再次陷入被动。刚刚露出曙光的天空，霎时又阴云密布。
11月中旬，“四人帮”策划要清华大学党委向政治局作汇报，以借机闹一场。11月15日政治局开会，叶剑英、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等政治局委员参加，作为毛泽东联络员的毛远新以及迟群、谢静宜也参加了。毛泽东指定参加了邓小平“整顿”工作的胡乔木、胡耀邦、周荣鑫(教育部长)、李昌以及刘冰参加，说参加会议也是一种帮助。胡耀邦和李昌事先得到通知，要准备就科学院的整顿中的“错误”作检查。会上，迟群、谢静宜否认刘冰对他们的揭露，然后“四人帮”就一致对邓小平大肆攻击。
第二天晚间继续开会，由被“帮助”的五个人作检讨。胡耀邦第一个站起来，大声说：“我讲些意见。主席要我们五位同志来参加会，是对我们的关怀，我在这里对主席表示衷心的感谢。昨天晚上，王洪文副主席对我讲了许多话，我在这里郑重声明，他说的那些问题我没有，说我说了什么话，我没有说过，请求中央查证。”对于替刘冰转信一事，他说：“我对他说过我支持你，但我们不是一个组织系统，信要由你自己送”。他讲完后，王洪文没有吭声，会场上好久没有人说话。
高层的动向很快传到清华、北大，在社会上掀起了铺天盖地的“反击右倾翻案风”的狂风恶浪，开展了对邓小平的批判。与此同时，也展开了对《汇报提纲》的批判。由于《汇报提纲》的第五稿里有大量毛泽东语录，难以下手，“四人帮”竟将最早的第一稿拿出来作为靶子。他们动用了一切宣传机器，使用了一切吓人字眼，企图全面推翻已见成效的整顿工作。
从此，科学院“四人帮”帮派分子卷土重来，自行改组了科学院党的核心小组，胡耀邦和李昌等停职反省。
胡耀邦再次过起了家居生活。为了进一步弄清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个观点，他细细研读马克思的原著，包括《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这部马克思的笔记性著作一共有四册，七八十万字，译文艰涩，读起来十分吃力，胡耀邦静下心来，硬是一字一句读下去。那时于光远常去看望胡耀邦，他们一起从这部书的《资本的流通过程》部分中找出了五条马克思关于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论述，两个人认真领会了这些论述的含义。后来于光远追述说：“在讨论中我看到耀邦对马克思的这本书看得很细，也理解得很清楚。”“我没有见过任何一个做实际工作的老同志肯下功夫啃这样难读的著作。”
胡耀邦在科学院的工作，前后共一百二十天，他对自己的这一段工作是满意的，只是万万想不到就此中断了。他曾对人说，这是又一次“百日维新”，要真正做点工作太难太难。
(摘自《胡耀邦传・第一卷》，人民出版社、中共党史出版社2005年11月版，定价：50.00元。主编：张黎群张定严如平唐非李公天，标题为本刊所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