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三位配音伙伴

2006-01-01 14:35:00　来源：书摘　苏秀　我有话说


邱岳峰	毕克	童自荣

邱岳峰――我们配音演员的骄傲

每当我遇到陌生人，对方知道我是配音演员时，就会说一句“你们厂邱岳峰的声音真好听”。其实邱岳峰的声音一点也不好听，可是为什么几乎所有人都觉得他的声音好听呢？我想，可能因为他配的人物都那么贴切、那么鲜活，给人一种艺术上的美感，让人觉得他声音好听吧？

邱岳峰无疑是我们配音演员中最受观众受戴的了。父亲是福建人，母亲是白俄。他自幼被送回福建老家，没有在母亲身边生活过，所以他不会俄文。但是他中文水平却很不错，知识面也很广。解放前，他在北京、天津一带演过话剧，被称为“表情圣手”。所以他也是我们演员组中最有表演基础的。

他配的人物鲜活、有灵气，所以能引人入胜。他在《警察与小偷》中配的小偷，为了养活一家老小，不得不骗人，不得不讨好别人，但又不甘示弱……于是就有了影片中那种令人心酸的幽默。老邱把原片演员那种语速很快、说话脱口而出的感觉配得那么入味。我跟朋友们说：“邱岳峰的小偷都配出意大利味儿来了。”

除了小偷，《白夜》中的幻想者、《漫长的路》中的十等文官、《凡尔杜先生》中的凡尔杜、《大独裁者》中的犹太理发师……这些林林总总的可怜的小人物，他无不配得出神入化。于是，大家就认为：邱岳峰是最擅长配小人物的。

且慢，他在早期苏联片《列宁在一九一八》中配的托派卡尔达绍夫、在《悲惨世界》中配的小店主德纳第耶、在《巴黎圣母院》中配的神父、在《金环蚀》中配的奸商……也无不入木三分。于是，他又被认为是最擅长配坏人的。

可是，谁又能忘了他配的罗杰斯特呢？！他配的那个英国上层社会的绅士，多么有教养，多么有贵族气，对简又多么深情！哪里还有坏人或者小人物的痕迹！《简・爱》无疑是他最成功的一部作品，是他的代表作。

邱岳峰节奏感极强，和他一起跳舞，被他带着前进、后退、旋转，会使人感到自己和音乐完全融为了一体，所以他是最抢手的舞伴。我曾跟他说：“你也应该像舞会皇后那样，手腕上挂个小本子，记上哪个舞该跟谁跳。免得为了抢你，大家打起来。”和他一起配戏也是如此。他从来不是一字一句地抓口型，而是完全掌握了人物的节奏，所以他曾开玩笑说：“我可以背对银幕配戏。”

他除了舞跳得好，还会说相声，会唱京戏，他还曾教会我一段《霸王别姬》中虞姬的唱段。他其实是个性格开朗、兴趣广泛的人，性格并不内向，只是有些事，他是不能随便跟人说的。

我这一生多次和邱岳峰演对手戏，演恋人，演夫妻。我们合作的六部影片，倒有四部没有上映过。好在有的已经出了碟片。有的可能也有希望出碟片吧。这已经够叫人欣慰了。

自从我厂有对口型工作以来，邱岳峰可以说从头到尾都在做这个工作。对口型工作要念翻译的初稿，而且念的节奏必须与原片演员完全一致，这样才能知道译本的台词字数是否有长短。所以担任对口型的人，第一要阅读能力强，要能熟练地读出翻译的初稿；第二要有节奏感，要严格地跟着原片演员的节奏走，他停，你也要立刻就停，他说下去，你也要跟着说下去。当年，孙道临做配音导演时，我给他做口型员，他说我是“残酷的一二三”。因为，如果翻译的字数多了，不管念到哪里，我都会立即停下来。例如，翻译的台词是“只要你生活得幸福”，可口型只有七个字，我就会念成“只要你生活得幸”，不管话有多么不通，只要口型没有了，我都会“残酷地”停下来。如果翻译的字数少了，不能接着念下句，也要在这一句中加出来。例如，“只要你生活得幸福”少三个字，我便会念成“只要你生活得幸福一二三”，然后再根据这样的口型本去修改台词。我们几个做口型员的从业都不是单纯地数口型长短，而是积极参与修改台词的。法文翻译李成葆说：“有时候老邱说我翻错了，我一查，果然错了。他说，可能是这个意思，就是这个意思。他真神了。”我说：“他虽不懂法文，但是他懂戏。他说你错了，是因为戏顺不下去了。他说可能是这个意思，他是从上下文推断出来的。”除了翻译、译制导演的努力之外，口型员的努力也是功不可没的。口型员，邱岳峰一直做到死。

那是一九八○初，有一天，演员休息室好像没什么人，老邱把我拉到阳台上，兴奋地告诉我：“我的同案犯平反了。”我也高兴地说：“那你赶快跟领导说一声，把材料调过来就行了。”

后来，陈叙一厂长召集了我们四个人――我、伍经纬、杨成纯和邱岳峰开了一个会。老陈说：“有两部戏，一定要搞好。一部是《雾之旗》，这是文代会放映过的，大家印象很深，人家会对比着看，看我们是不是能够还原，所以一定要搞好。这部影片交给苏秀和伍经纬。另一部是电视片《白衣少女》，是我们给中央电视台搞的第一部片子。也一定要搞好，才能占领这块阵地。这部片子交给邱岳峰和杨成纯。”

我一直认为，邱岳峰是我们当中业务最好的，早该让他做导演了。可能就因为他的历史问题，才没让他做。现在忽然让他搞重点片，大概他的问题真要解决了。但是不知为什么，最后并没有解决。

一九八0年三月，那是一个星期一的早晨，我一走进演员休息室，就感到气氛不对。没有往日的欢笑声，甚至大家脸上也没有笑容。我忙问坐在我对面的伍经纬出什么事了。他说，你先坐下。我听话地坐了下来。他说：“邱岳峰死了。”我一听，全身的汗毛都竖了起来，我叫道：“怎么死的？什么时候？这怎么可能？他星期六不还好好的吗？”小伍说：“他星期六和妻子吵了一架，就吃安眠药自杀了。虽然很快就被家人发现，送进医院，厂领导也立即赶往医院，要求不惜任何代价进行抢救，可终因他服的药量过大，未能抢救过来，星期天下午不幸去世了。”

厂里因为他是自杀的（那个时代，凡是自杀的，全被看成自绝于革命），不愿出面为他举办追悼会。我们演员组富润生、李梓等三人组成了“治丧委员会”。在全厂大会上，厂领导表示，如果治丧委员员请他们，他们将以私人身份参加。老富立即站起来说：“我现在代表治南丧委员会邀请全厂同志参加。”

我们决定大家亲手为他做花圈。小丁说：“老邱活着的时候说过，将来他死后，不要五颜六色的花圈。要一色白的，或者一色蓝的。”我们做了三个大大的花圈，一个白的、一个蓝的、一个淡黄的。有人跟我说，厂领导想要那个淡黄的。我说：“太好了。他们想要哪个，就给他们哪个。他们肯送花圈，对死者家属，将是个安慰。”但是，厂里还有一个规定，没有工作的可以去参加追悼会；有工作的，工作不能停下来。所以我未能参加他的追悼会，未能最后再看他一眼。但是我听大家说，观众闻讯赶来，把一间中厅挤得水泄不通。龙华殡仪馆的人说，从来没见过哪个追悼会有这么多自发来的群众。有一位观众，送了一只全部是白色康乃馨扎成的花篮。几个经常来我们厂配音的孩子，金霖、梅梅、王东、李晶兵、刘小庆，每人手里拿了一朵小白花，把花瓣一片一片撒在他的遗体上。

我至今也无从知道他究竟为什么要死。

我决不相信他会因为和妻子吵架就自杀，虽然他的妻子文化水平不高，可能缺少一些共同语言。但是夫妻感情还是不错的，七十年代彩色电视还很稀奇，那时老邱常常在晚饭后领着妻子到厂里来看电视。西瓜难买时，老邱偶尔买到西瓜也会冒着中午的大太阳骑车给妻子送回去。

老邱死后，我专程去看望过他的妻子靳雪萍，她告诉我“那时老邱做为牛鬼蛇神扫马路时，回到家里，我也还是把他当作一家之主，恭之敬之的。”

他死后我曾问过当时的支部副书记：“邱的同案犯平反了，为什么他没有平反？”他说“他的同案犯是因为小偷问题平反的，和老邱的问题无关。”

尽管他回答我的理由很牵强，但是他不能把有些情况跟我讲，我也能理解。

我觉得我能体会到一个中国知识分子是那样渴望得到党领导对自己政治上的肯定，渴望领导还自己政治上的清白，甚至把这看得比生命更贵重。

不过我认为，他这一生在配戏上，并没有受过歧视。相反，他在陈叙一手下是受重用的。他遇到陈叙一是他不幸中的大幸。如果我当年有我今天对人生的感悟，如果我当年有机会和他谈心，我会劝他：“对有些事，其实不必看得那么重。”但是人生是没有如果的。值得欣慰的是，做为一名配音演员，他留下了那么多作品，受到观众那么深的爱戴，上苍待他不薄。他该瞑目了。

他去世的那天晚上，中央台播出了《白衣少女》。

　　毕克――装龙像龙，装虎像虎

这是老舍称赞赵丹的话，借此转赠毕克

毕克是一九五二年考进翻译片组的，开始并没有大放光彩，他杂七杂八地配了两三年群众，好像是悄悄地成长起来的。我开始对他有印象的，是他在《孤星血泪》中配的铁匠。他把铁匠的老实、正派、宽厚以及乡下人的手足无措都恰到好处地表达出来了。

一九五九年，他在我们给文代会的献礼片《阴谋与爱情》中，配男主角菲迪南。那是我作为导演跟他的首次合作。那时才发现他的声音是那么好听而富有魅力。他配的爱情戏，感情细腻又深沉多情，因此，他几乎成了六七十年代大多数爱情片的男主角。六十年代初，我曾在影片《索拿大》中配他的初恋情人，那是首次和他配对手戏。

在“文革”中，他配了多部内参片，都是各种类型的爱情片。其中有后来公开放映过的《音乐之声》。他配这部戏的男主人公男爵。影片中有很多插曲，唱与对白的衔接就显得尤为重要了。我特别欣赏为男女主角配音的毕克和李梓，都掌握得那么好，简直就像是他们自己唱的一样天衣无缝。这一点，我认为也是这部译制片成功的一个关键。

随着“四人帮”的倒台，上译厂迎来了前所未有的辉煌。毕克也迎来了自己事业的辉煌。

他成了日本影星高仓健在中国的代言人。《追捕》、《远山的呼唤》、《幸福的黄手帕》、《海峡》、《兆治的酒馆》……他把高仓健那种外表冷峻、内在热情的表演特点非常到位地表达出来。因此，在他生病住院的时候，高仓健拍了新片《铁道员》，还希望毕克能为他的中文版配音。可惜，老毕那时已经力不从心了。毕克逝世以后，高仓健还发来了唁电，并托人带来了冥香，请人代焚于毕克的灵前。这也可以算做配音演员与原片演员之间的一段佳话吧。

除了高仓健，他配的大侦探波罗则更为脍炙人口。《尼罗河上的惨案》中，他那段分析案情的大段独白，已经成为台词的经典了。

他是较少配反面人物的，但是他配的《金环蚀》中的议员神谷（日本著名演员三国连太郎扮演）是那样厚颜无耻，那样下作，也是别人无法代替的。而他在《雾之旗》中配的大冢律师（也是三国连太郎扮演）则是个性格复杂的人物。《雾之旗》中，这是个最难配的人物。当然，越是性格复杂的人物，才越能显示出毕克的功力呀。

一九八一年，可以说是老毕和我最为风光的一年。我们一起去北京，领取了“四人帮”倒台后第一次颁发的优秀译制片政府奖。他代表《追捕》剧组，我代表《安重根击毙伊藤博文》剧组。回来后，又列席了“西欧电影讨论会”，观摩了西欧各国――英、美、德、意、法诸国最新的影片，听了专家们的议论。随后，又去上海电视台担任了日本电视连续剧《姿三四郎》的译制导演。本来，电视台只请了毕克一人。因为全要在业余时间工作，老毕感到一个人来不及，才又来邀请我。他还事先关照我说：“这个戏不是很好看，其中有很多关于柔道的说教和比赛，可能不会有太多观众。他还惟恐我事后会怪他邀请我去搞这样一部差劲的片子。可谁也没想到，《姿三四郎》会在全国那样地大红大紫起来。

毕克是一个非常内向的人，他的妻子领着他的小儿子很早就去了美国。他和大儿子留在国内。有一次我问他为什么不去美国，他说：“我到了美国，又能干什么呢？”后来，他的大儿子刚刚大学毕业就突然病故，对他是个非常大的打击。可他不愿跟人谈，也没人敢主动跟他谈。他病重期间，由于切开了气管，不能说话了，只能在一块小黑板上写字。那时我还住在杭州，听到消息，特地回到上海看他。后来，他的妻子从美国回来了。他与前妻生的女儿，也来到了上海。他卧病两年之后，终于不治。一颗配音界的巨星陨落了！

追悼会上，一遍遍地播放着他在《尼罗河上的惨案》中的大段独白。

配音王子童自荣

童自荣“文革”中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一九七三年分配到我们厂。据说，童自荣还是自己要求来译制厂的。

小童刚来厂时，他在上戏学的读词方法并不适合配音的要求。演话剧要把台词送得远，得让最后一排的观众听到，而配音离话筒很近，不需要特别用力，只要像生活中那样放松地说就行了。因此他说话又变得含混其词，不敢点送。经过几年的磨炼，他终于掌握了配音读词的分寸。“文革”后，《未来世界》一炮打响，随后他又配了法国片《佐罗》中的佐罗、《黑郁金香》中的黑郁金香，英国片《水晶鞋与玫瑰花》中的王子，日本片《绝唱》中的少爷（三浦友和扮演）……这一连串神奇、俊美的形象，使他们的中国代言人童自荣也获得了广大观众的青睐，特别是一些少男少女，简直把童自荣当成了心中的偶像。我们厂门口传达室的信插里，属小童的信最多，而且，多半是中小学生的笔迹。

他的声音非常漂亮，也很突出，因而，戏路也受到了一定的限制。但是这也不等于说，他就只能配佐罗一类的角色。他为李连杰配音的《少林寺》中的觉远，就丝毫也没有佐罗的痕迹。另外，他在《砂器》中配的钢琴家和贺英良，在《蒲田进行曲》中配的银次郎，也都和佐罗相距甚远。不过，小童确实需要一个好的导演来帮助他贴近人物。

在我们演员组，童自荣恐怕是最用功的一个了。就连一段戏要念上六七十遍的尚华，可能也不是他的对手。我们准备戏，一般大概准备到六七成，进棚以后，在排练时，再抓一些即兴的东西。这样，配出来的戏，会比较活。但是，小童从进棚开始，台词就一个字也不会错。他不管是等待开会还是等待看电影，只要有点闲空，都会看剧本、念台词，几十年一贯如此。

他还有一点也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一九八九年，我和曹雷接手一部上海电视台的系列剧《快乐家庭》，由童自荣、王玮和杨晓三个人担任主要配音演员。小童不太有喜剧细胞，出戏也比较慢，而杨晓来自上海滑稽剧团，自然对喜剧台词敏感。在录音过程中，杨晓看到小童一时未能领会我的要求，就忍不住指手画脚地教起他来。开始我还挺担心，怕小童面子上下不来，因为八十年代初，小童就是闻名全国的配音演员了，而杨晓不过是进厂不久的晚辈。可没想到，小童竟不羞不恼，而且，认真地照他的话做。这就是一个人的戏德呀！

小童还是一个完全不会审时度势的书呆子。“四人帮”刚倒台不久，我们厂开全厂大会，准备成立工会。他居然站起来说：“工人成立工会，那么，职员就不能成立一个职员代表大会吗？”后来我就常常以此取笑他，管他叫“职代会”。以至，后来的一位支部书记问我：“老苏，你为什么管小童叫职代会呀？”他听后，也不禁笑了起来。

其实，小童想成立一个职员代表大会，也没什么不对。不过，那时知识分子被看作“臭老九”的极左思潮尚未完全清除，他提得不合时宜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