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兴起的农村“打工潮”，造成了很多“留守儿童”现象。
2002――2004年间，诗人王小妮、诗歌批评家徐敬亚伉俪经常驾车深入晋、黔、豫、滇等地的偏远山区、乡镇，目睹了中国腹地真实的生存状况与处境，写下了她有过的震动、悲凉、痛心与哀悯。由于篇幅限制，本刊摘录的是其中的两节（全文共五节）。
安放那些孩子
安放那些老人
安放那些女人
安放那些流人
安放那些灵魂吧
安放，我们过去经常听到的安放，好像专门被有名目的逝去者使用。我们听到有义正严辞的声音在高处说，某某某某被安放在某某某某革命公墓。
按常识，向台面上摆放一个大的玻璃瓶，再贵重再谨慎，也不会使用安放，那只是放，不涉及到“安”。
可是我想，安放应当是对应着一切生命的。
作为大地，它有责任安放每一个落地者，不分尊卑高下，它要像他们不可选择地依赖于它那样，使他们得到安生，这是它必尽的义务。
最近的几年来，我去过一些地方，看到一些非常平凡的人和事情，渐渐觉得“安放”的重要，它是个大词，是个必须重新用一颗肉的心去理解的新概念。
安放那些孩子
进入了二十一世纪的中国村庄是妇孺们的天下，有力气有胆量的人都去城市了。他们自己在陌生又“富丽堂皇”的城市落脚还很艰难，他们的孩子大多只能留在乡村。
在黄河沿岸密集的村子里，女人们靠着中原特有的高院墙，孩子们在细腻的黄泥里追逐。曾经我遇到五个突然跑到照相机前面来的男孩，五个完全赤裸着，想被照进相机。其中一个爬上了汽车前厢盖，但是，马上窜下来，尖声号叫，中原的太阳把那片铁皮晒得锅底一样烫，光溜溜的孩子不知道。这一群，五岁、七岁、八岁的都有，都没有去读书。他们一刻都不能安静，总在嬉闹耸动，像从发臭的河里刚钻出来的几条顽皮的黑鳗鱼。那村庄所在的一带，就是被称作魏晋风骨的竹林七贤的故乡。
2004年，在黔东南的古镇旧州，一群孩子包围住了徐敬亚，争着看他手里那摁一下之后就能马上出现人头人脸的相机。我们沿着光滑潮湿的巷子走了两个多小时，也没能甩下他们。你照那些阴黑湿绿的古旧房子，照流着小股水流的街面，不管照什么，他们都把一个个小脑袋伸向镜头。一直望着我们开车而去。我回头看他们，那几个七高八低的孩子，一直到在那里站到消失为止。
在山西，在北方的冬天里，穿着开裆裤的孩子，沿着结冰的土路踉踉踉踉地跑，露出开裆裤的屁股冻了，像夹着两条正在腐烂变色的香蕉。
在河南辉县，就是“文革”中打开太行山挖红旗渠的那个县。正是麦收季节，新开出来的大路边到处是晾晒中的粮食，晒粮人的孩子们在争抢一只竹飞机。那种东西，我在上世纪六十年代见过，还以为早绝迹了。那种最简单的玩具，两只手用力搓，竹片就能飞上天。追抢飞机的孩子因为跑进了刚摊开的麦子，被他们的母亲恶声咒骂。
2002年元旦，在山西洪洞县的街上，一群人每人牵一条威猛的狗招摇过市，队伍吓人地庞大，几十号人呼啸而过。后面颠颠跟着一个孩子，大约八岁，或者九岁，也牵一条黄小狗，一路都在追赶。由于狗们急于向前冲，让所有牵狗人都显得昂首挺胸，像一群“戴镣长街行”的英勇赴死者。我问街上慌忙躲避让路的，他们回答说，学校操场要举办斗狗大奖赛。很快，在墙壁上见到了告示：“世界恶犬大战”。
我所知道的洪洞，只是京剧《苏三起解》唱词里有一句“洪洞县里没好人”。这句话让当地人气愤又无奈。“苏三监狱”的旧址还在，卖门票的比买门票的多，看起来都是些正当读书年纪的小姑娘，她们说，唱戏的诬蔑咱洪洞呢。
许多的乡村少年因为各种原因不再读书，真正哭喊着要读书而交不起学费的，少于主动离开学校的。学费是一个原因，但是不能忽略一些乡村孩子患上了阅读困难症。读书的结果，如果不是离开乡村，读书就变得毫无意义。一个河南武陟县的少年留在家里，父母下田，他没有去帮忙，只是打牌抽烟睡觉看电视，四处逛逛。他说他脑子有病，看书脑瓜疼。我问他为什么不帮家里割麦？他说他家那点儿麦，一夜就割完。他所说的一夜，是用机器。农民算过了，用机器比人划算。人呢，就常常闲着，午睡后在大桐树下打纸牌。一看书就脑瓜疼的说法，在贵州、吉林、广西、江西都听到过。玩耍和读书相比，当然后者要痛苦。
等一个农民的孩子明白了读书的好处，已经很难再回到学校了。在贵州织金，我见过一个出外打工几年又回到初中读书的年轻人，坐在教室的最后一排，站起来比他的同班同学高一截。
在广东的清远，在河北与河南两省交界的乡村里，都见到没有读完初中的孩子看守家庭养鸡场。露天里借着树干，搭一个简单席棚，架上蚊帐，薄木板铺榻，枕头边有小的半导体收音机，南方北方居然完全相似。清远的男孩子榻上有一本无头无尾的《故事会》，北方的孩子铺上反扣一本路遥的《平凡的世界》。他们都显得孤僻寡言，没有和陌生人讲话的愿望。
我过去不知道山西有个叫解州的地方。既然是“州”，以为是个大地方，开车绕了很多路，才找到了那个小镇子。是读“谢”的音。当地人说他们的关公庙在世界上是最大规模的，我看了那庙，确实古旧，全木质，虽陈旧，保留还好，灰暗的，雕梁画栋的。我刚到解州，就听人们说，日本鬼子打到了这儿，都没敢动这座关公庙，好像它对于入侵者有超常的震慑力。
在庙门外吃拉面，到处是污水的肮脏路力，一个少年弯腰在一个汽车轮胎似的橡胶大盆里洗脸，那张脸像一只不大的黑土豆。他大声唱歌，谁看着都欢快，黑盆里的水被这个歌唱者溅起来很高，亮晶晶的。不远处，是一张临街的面案，一个妇人正用力揉一块巨大的面团，我误以为他们是母子。妇人歪歪脸说：我雇的，刷碗的小工。
下面就讲到小偷了，偷窃犯案现在越来越猖獗，但是，我说的这个小偷顶多是个“准小偷”。
小偷出现在郑州市区临近北郊的一个还没几户入住的新住宅小区，后来知道，他在潜入别人的屋子之前，已经在小区里露宿了两天，没被人发现。小偷沿房子的雨水管爬上二楼，进入一间卧室，估计时间很短，他只是偷喝了房子里的一罐饮料。房子里的住户回来的响声惊动了他，他躲进卫生间。住户恰好上楼直接进入卫生间，偶然回身，看见门后又黑又扁地贴着一个人，住户下意识地喊叫，小偷立刻跪在地板上磕头。很快，小区的保安和保安队长都来了，有点兴奋，要把小偷捆上押送派出所。当然，在刚见到小偷的时候，保安们狠狠踢打他，被住户劝住了。
大家喝令小偷掏出口袋里的所有东西，担心他怀里藏有凶器。翻遍全身，只有半包烟，几张电话磁卡。保安们说，磁卡正是小偷打开房门的作案工具。
住户看小偷相当年轻，问了，只有十八岁，再问，家住在相距不远的中牟县。住户感觉这还是个孩子，不是职业盗窃者，起了怜悯心。而被迫脱光了衣服的小偷一直吓得发抖，颠三倒四说他家里穷得很，上不起学，吃不饱饭，爹娘都有病，他实在没办法才跑到城市里找活路。住户和保安队长商量，决定开车送小偷回家。
小偷非常害怕上汽车，大约他认为这些人肯定在骗他，一定会把他交给警察。直到看见出了城，出现了他熟悉的田地，小偷忽然松弛了，甚至迅速变成了一个平常人，左右环顾，欣赏麦田和杨树。一路上几个人都劝小偷年纪还轻，要把握自己，好好成个人，他似乎没什么心思听。临近了中牟境，他心情更好，热情地介绍，哪里有鱼塘哪里有果树，他已经快成一个导游了。
随行的保安队长让小偷指出他的家在哪，小偷才又警觉了。小偷的家不仅是新的贴了磁片的小楼，平光光的院子里还停放着拖拉机摩托车。小偷的父亲不够友好地出来，责问这几个来人是干什么的，保安队长让小偷自己讲。这个时候的小偷又恢复了“小偷”的胆怯，声音很小话语很简单，他只说了五个字：我摸了他家。他的父亲立刻脱掉脚上的鞋，满院子追打儿子。
事情过去不到半年，又是这个小偷忽然打电话给房子的住户说，他缺钱花了，想向叔叔借点钱。被拒绝后，一个星期，他再次来到小区，这次是等在大门口，提出见那个好心的住户，保安们认出他是小偷，恶声说：你还敢来，再看见你，看打不死你。把这个十八岁的乡村年轻人吓退了。
显然，这个孩子不是因为贫困才做小偷，他内心里的最大动力是厌恶乡村，向往城市，但是，城市里没有他的落脚地，没有足够的钱，城市就不是他的。
2002年，河南的一份报纸上登载过这样的消息：一个人从1974年，他还年轻的时候开始了第一次偷牛，被判刑十年。出狱后一年，他再次偷牛，判刑五年。1994年，第三次偷牛，又判刑。1999年，他第四次偷牛，第四次入狱一年六个月。2000年冬天，他赶着第五次偷来的牛沿着京广线走，被发现抓住，被判刑两年。
我相信教化，也粗略了解沿黄河生存的古人有着最悠久漫长的文明教化的历史，先贤有关的言论典籍，历史上有太多的记录。但是，教化和人的本性是相悖的。对于生在了乡村就是乡村人，正像“法官的儿子就是法官”一样，一个不甘做“乡下土佬”的孩子，除拼命读书之外，他的出路实在太少，他的眼前只有一堵墙。而对于没有希望没有未来的人，羞耻已经不算什么，没有羞耻感的人，妄谈人格、荣誉、尊严。
安放那些流人
在有了“春运”这个说法之后，春运只是每年出现的电视画面，那就是我所了解的春运，我没有在场。一直到2002年的春节过后，农历正月十五的前两天，我坐的那班火车在凌晨3点由济南到达郑州火车站，走到出站口，我还是相当惊愕。站前广场上满是人，坐着的躺着的，一幅完全静止的流民画面。天还相当冷，人们围成无数的群，几个凑在一起，盖着花的棉被。要非常小心地寻找空隙走，才不致于踩到睡觉的人。整个的郑州火车站站前广场就是一铺巨大而完全没有保暖设施的炕。不知道哪里透射下来的灯光，打在泥塑一样的人身上。在这种时候，尊严还有什么意义，尊严不如一条破毯子。
我一直都知道，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这好像一条永恒不变的认知定式。我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去乡村插队，才明白土地有两种，主体是集体土地，少量的自留地。集体劳动经常是出工不出力，农民把全部心思用在自留地上。我看见农民侍弄自留地的精心，更相信土地是命根子的概念。但是，到1990年代，我再到乡下去，事情完全变了。
半个世纪前，或者春日或者秋夜，农民意外地分得了土地的那份喜悦，我们在太多的宣传影片里见过。中国历史上总是萌发均田地的愿望，然后是愿望的惨烈或无奈的落空，再然后是代代相传的为愿望的抗争。类似故事我们还没忘记。在两个世纪之交，农民弃田而走，毅然决然，头都不回。那种弃土地而去的决绝，不亲眼见到，真的很难相信。对于我这个在乡村生活过几年的人，这个变化，简直相当于永恒真理也突然变了。
原因再简单不过，土地，它不再养得人了。
在贵州、四川、重庆、广西、湖南、江西，在这些临近广东的省份的很多偏远村庄，我都看到过开往“东莞”、“深圳”的长途客车。像北京郑州这种城市更是“不设防”的。它基本平坦却四通八达。人们涌进城市，寻找改善命运的机会。深圳这个已经公布有一千二百万人口的移民城市，每年邮寄向各地的汇款有九十亿元人民币。
维系了多少年的人和土地的情感凉了。土地反过来，成了年轻一代避之不及的敌人。有东北的农民告诉我，再没有人去把路上的马粪牛粪捧进田里，化学的快效把粪肥替代了。在陕北佳县乡间居住的李有源的后人，就是歌曲《东方红》的署名词作者的那个李有源，他的孙子对我说，要考出佳县去，到大地方去学电脑。
距离郑州市区二十公里左右，就是黄河的花园口。2001年冬天，我和徐敬亚在那儿偶然遇到了几户水上人家，参观了他们的渔船，有煤气罐有高压锅有床铺，有小孩子在仓里仓外跑。渔民说他们从祖上起，世代没离开过河。只是最近几年，才有时候上岸，到镇上买蔬菜割肉，还指给我看岸上停着的一辆崭新的摩托车。很快，两年以后再去黄河边，船上人家已经成了固定的旅游景点，渔民不再行船，船边紧靠河岸搭着几条大木板，游人们上船去吃黄河鲤鱼已经成了这个城市的新时尚。
城市不可能热情地迎接农民，就像战后的德国缺乏人工，引入土耳其人来做苦力，后来，德国人惊呼：我们需要的是做工的，但是，“人”来了！一个人，立在那儿，看来简单，事实上人的后面充满了全部复杂。
我住在郑州的时候，在春天，住宅区里出现了四个农民，每天天亮就开始挖坑。他们承包了整个小区的种树、除草。四个人住在一个空的平房里，水泥地上铺纸皮加条棉被就是他们的床铺。几个人围着院子，种了好些棵杨树。他们经常打开浇水的管子，把它甩在树桩下面，几个小时没人来看管，任水四处流淌。接近麦收的时候，他们不浇树也不除草了，每天蹲在新近清理过的花池上，窃窃私语。问他们，说着急回家去收麦，但是，老板不给工钱。问拖欠了多少钱，说三千元。四个人一个多月的工钱要不回来，无论如何都不能饶。他们想去省政府，又想去找媒体。后来几个人默默消失了，应该是拿到了工钱。人走了，留下满屋子的垃圾烟头酒瓶砖头，老板又要再雇人来清理。这四个农民种的树活了大半，还好，完全死掉的是少数。经常，劳资双方的矛盾是绝对的，而问题是双向的。
中国的许多城市都在渴望变成“国际性大都市”，有些城市已经急切地宣布自己达到那个目标了。事实上，数量很多的省会城市还只是高楼大厦俯瞰下的装满农民的庞大镇子。
在郑州，我们开始住在“郑州欢迎你”的大横幅以外，那里属于近郊，连出租车都少见，要走很远去找。黑了天路上很少见人走动。几个月的时间，先是路边有卖早点的席棚出现，很快，高低深浅各种席棚连接起来，居然还出现了一口小机井。又几个月时间，席棚消失，红砖房出现。到我们离开郑州时，那一带发廊、照像馆、茶餐店、烩面馆、羊杂汤、网吧、影碟出租店、临街铺块报纸就摆卖的菜市场……几乎什么都有了，变戏法一样。徐敬亚对我说，这方圆五里几年内的变化，简直就是当代中国变化的一个小型微缩景区呀。
细一看一想，所有经营者都是刚从乡村来的农民。墙头频换大王旗，这家倒闭那家开张，喇叭朝着街面响，行人车辆就碾着连接音箱的电线走。冬天一到，他们在街边拢枯树枝垃圾废物点火取暖，满街的溜溜的浓烟。有时候烤什么带皮毛的肉，满街的怪气味儿。小面馆里忽起忽落的猜拳声。只要有人出入的门口随时升起热腾腾的水蒸气。流动中的人们见缝插针，只要能做起生意，只要能伸出手去收钱。
人的生命力实在太顽强了，活着的水准降得太低了。
2001年春天我们在重庆市中心的解放碑下面经过。一伙人从身后超上来，只见到他们的背影，一共八个，都不足一米六的个子，都戴草帽，背上都是扎紧的一卷草席，席子中间卷住一把砍刀，后腰上挂一双碗筷，碗是搪瓷的，大号，筷子比我们日常使用的粗长一倍。他们旁若无人，步伐整齐，急行军一样超过所有闲散的市人。我从背后看他们，衣食住行劳动都集中在那些小矮人们的身上，这些日夜奔命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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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备返回家乡的打工者。 |
济南、郑州、西安、都是农民的城市。河南的农民进了城随地放下筐，或者小葱或者萝卜或者草莓或者樱桃，一切应季节的，土地里出来的，都摆开了。连杆秤都不需要，都分成堆，按堆论价。收麦的季节，郑州街上经常见到风吹动着麦芒跑。东北长春的“早市”，拉蔬菜的马车驴车都在规定时间段之内进城再出城，只要备好接牲畜粪便的布兜。
郑州这个城市的红十字会医院，诊室里生着蜂窝煤炉，地上有烟头和痰迹。医生会在间断问诊的同时，往那火炉子里夹补着蜂窝煤。炉上热着的是医生护士们的午饭。没人觉得这些不正常，乡村医生多少年来就是这么做的。
有很多都市里的年轻人喜欢自称自己是白领。但是我知道，和白领相配称的，应该是一整套的生活方式。在烟熏火燎的所谓现代都市里，我怀疑他们的那些领口，会保持得住白吗？
（摘自《天涯》2005.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