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中协会副主席阿迪克（右二）出席“世界遗产在中国”展览开幕式。他因“酗酒”被迫辞去马邦副首席部长职务。
腐败是当今世
想不到印度朋友与大要案件有牵连
孟买警察局长萨马尔是中国驻孟买总领事馆的朋友，无论在确保中国领导人访孟期间的安全方面，还是在加强对我驻印度外交和中资机构的安全保护方面，他都提供了很大的帮助。2003年10月，总领馆请他吃饭。我知道，他与印度民族国大党领导人之一、马邦政府副首席部长维赛尔是很好的朋友，于是特意告诉他，我准备近期拜会维赛尔、请维吃中餐，届时请他作陪。他欣然答应。
仅仅过了半个月，电视上的一则新闻使我大吃一惊。维赛尔因与孟买印花税大案有牵连而被迫辞职。原来，在印度，人们在购买大额动产或不动产时，都需要同时购买一种叫“印花纸”的有价证券。这种有价证券由政府统一印刷、标注不同金额，主要用来证明消费或所购财产的合法性。当人们购买了“印花纸”时，也等于向政府上交了印花税。一个名叫泰尔吉的印度男子，通过贿赂，以孟买为据点，建立了一个雇员达600多人、有着百余条销售渠道、遍布印度9个邦的“印花纸伪造王国”。仅几年时间，他制造的“假货”流入了全国22个邦，几乎覆盖全印度，并在至少9个邦中公开出售，非法获利高达2000亿卢比（约含45亿美元），他因此被称为“造假大王”。有媒体报道称，上当受骗的大客户名单中包括52家建筑商、48家银行、61家私人公司，像印度辛迪加财团、西方联合银行和印度国家银行等当地“金融巨头”，也未能幸免。直到203年1月，卡纳塔克邦高级警官斯利库马尔在一次突击检查时，意外地发现一些高级警官与泰的关系很不正常，从而引起了印度政府的关注。11月13日，印度副总理兼内政部长阿德瓦尼亲自下令严查此案，并以泰尔吉可能与境外黑帮合作为由，要求中央调查署从地方司法部门手中接手此案。
据14日的《印度快报》报道，调查组还逮捕了孟买当地的一名助理警官卡马特。这个月薪仅9000卢比的普通警察，居然拥有价值10亿卢比的不动产。他在被捕后供认，早在1996年，泰尔吉被关在班加罗尔监狱时，他就开始与泰尔吉接触，帮助泰尔吉在狱中与其他高级警官见面，还伙同上级警官参与兜售假“印花纸”。
我根本没有想到，几个月后，孟买警察局长萨尔马和几外议员在内的一批警察和政客会先后锒铛入狱。更没有想到，马邦政府第二号人物、副首席部长维赛尔会因此辞职。据调查人员透露，涉嫌此案的印度警察和政客至少有60人。其中，有的和我关系很好。
想不到印度腐败如此横行
印腐败现象究竟有多严重？印度《撒哈拉时报》在2003年10月9日出版的一则报道中披露了一个数居：在过去20年中，中央和地方的警察共查缴了价值高达160亿卢比的赃款赃物和500多公斤黄金。2002年12月，国际政府管理透明化组织公布的一份报告说，印度公共管理部门中腐败盛行，一年内用在贿赂上的金钱总额达2627.8亿卢比，其中健康、教育、司法、税务等部门都存在较严重的腐败现象。2004年3月，亚洲政治和经济风险顾问公司公布的一份报告说，印度各部门的腐败程度居亚洲第二。2004年，《印度时报》在全国6大城市进行了一项民意测验，结果显示，被调查的1500人中，有98%的人认为政治家和部长是腐败的，另有85%的人认为，腐败还在呈上升趋势。印度首席法官公开承认，印度司法官员中至少有20%的人有不同程度的腐败行为，印前总理拉・甘地10多年前在谈到腐败问题时曾痛心地指出，国家拨给穷人的救济款以及用于农村基础建设的费用，只有15%能真正送到穷人手中或落到实处，其余的全被截留了。
2004年大选时，我问总领事馆的雇员马亨德拉，他会投哪个政党的票。马气愤地说，政客们都是骗子，竞选时说自己如何如何清廉，上台后都大捞特捞，谁的票都不投。我知道他是国大党党员，问他国大党是否有可能获胜。他回答：“无所谓胜不胜”。这一回答使我大吃一惊：“为什么呢？”他说，人民党在台上10年了，该捞的捞足了，换了政府，就等于另一些人又有机会捞了。
我在印度期间，亲身感受到了某些行业的腐败。2002年底，中国总领事馆从香港进口外交用品。按照国际法，这是免税的。货柜到港后，有关部门以各种借口，使货柜滞留港口1个多月，由此发生的费用远远超过免税数额。如果要顺利通关，必须打点打点，疏通关节。
在与中资机构驻印度代表的来往中，他们向我谈得最多的一个问题，就是希望总领馆尽可能改善中资机构在孟买领区的经营环境。景德镇一家陶瓷公司在孟买办瓷器展销会，孟买海关的一位官员开一辆小车，另租一辆的士，跑到展销会上，看到喜欢的瓷器就往车上搬，装满整整两车，分文不付，扬长而去。陶瓷公司人员除了向我诉苦，毫无办法。我一水产集团公司在果阿特别行政区投资办了一家水产公司，多数员工到新德里延长工作签证走不通，印度有关经办人员以各种方式索拿卡要，使公司这方面的成本不断加大，最后不得不关门走人。类似这样的事情时有发生。
印度行业腐败严重，一些人以业谋私，达到了胆大妄为的地步。印度国防部长费尔南德斯曾在电视台表示，不少军官向他抱怨，印军前往克什米尔，必须给铁路职员100卢比左右的贿款，才能买到火车票。尽管军官当时已经说明他们是前往克什米尔参加战事，并且可能不能生还，但铁路职员仍坚持索取贿款。
一些印度高官显要竟带头腐败。2001年3月13日，印度观众被ZeeNews频道在黄金时段播出的一个节目惊呆了。屏幕里出现了印度观众熟悉的的执政党领袖和国防部高级官员，人民党主席拉克西曼一边与几个商人聊天，一边把对方递过来的钞票放入抽屉。那几位“商人”是印泰赫尔卡网站（Tehe1ka）记者假扮的。他们谎称自己来自英国伦敦西点军火公司，打算向印度国防部推销反坦克导弹系统、热感应装置等先进装备。他们要求这些政界大腕和国防部官员提供方便，并当面递上“辛苦费”。网站记者用公文包里隐藏的摄像机摄下了交易过程，在不同时间和地点拍摄了90多盘录像带，然后从中剪辑出3个多小时的节目，交由印度最大的私营电视公司ZeeNews播出。节目播出后立刻在全国引起轩然大波，印度议会被迫休会，在野党要求执政党立刻下台。这些参与交易的党派领袖不得不发表声明，声称自己拿的是党派活动经费，并未中饱私囊。为平息众怒，费尔南德斯和联合政府中两位党派主席先后引咎辞职。这成了印度政坛在21世纪初的一大丑闻，又被称为“武器门事件”。
想不到印度反腐败来真的
印度腐败横行令我吃惊，印度反腐败实招迭出，也令我感叹。
招数之一：印度某些廉政举措已机制化，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印度没有吃喝风、赌博风、浮夸风、造假风、跑官风和文凭风。所有公务员对法律负责，不能参加任何政党。政务类高官（副部长以上）必须经选举而产生，县级公务员到省级机关工作必须通过省级公务员资格考试，省级公务员只有通过国家公务员考试才能到中央机关工作。高官的秘书永远是秘书，除非他不当秘书了，退出公务员队伍，参加政党活动，并通过选举才能当上大官。从总理以下，任何官员乘坐的都是同一牌子、同一款式、同一颜色的国产车。几十年来都是如此，以致老百姓形成了这样一种观念：乘外国车、高档车的都不是当官的。在印度国防部大楼里，海军参谋长、空军参谋长和陆军参谋长这样的军队最高将领（总统是三军总司令）的办公室，没装空调，夏天高温常达摄氏45度左右，他们的办公室里却也只有电扇在转。我常去的马邦、卡邦邦长等高官的会客厅和宴会厅里也没有空调。
招数之二：发挥媒体在反腐败斗争中的重要作用。我到孟买不久，便与印中协会领导成员见面。印中协会副主席阿迪克给我的名片上，印着“前马邦副首席部长”（相当于我常务副省长）几个。朋友们告诉我，阿迪克副首席部长的位子丢得有点可惜。原来，在印度禁酒日这天乘飞机时，他多喝了点威士忌，因酒量本来不大，下飞机时步履不稳，被媒体以“在公众场合醉酒，严重影响官员形象”为名予以披露，迫于舆论压力不得不辞职。2003年12月，某外国矿业公司在一家五星级旅馆向印度矿业部长大肆行贿，希望通过该部长帮忙获得在印度某个矿场的开采权。不料整个贿赂过程都被秘密地录了像，并被报纸和电视台公布于众。铁证如山，而且被媒体炒得沸沸扬扬，该部长不得不辞职。
招数之三：设立垂直性的反贪机构，中央统一指挥，不受地方节制。中央调查署在全国多个城市设立了调查局，独立行使反贪职能。2002年2月至3月间，中央调查署在全国多个城市同时开始搜查，银行、税务、公共工程建设等部门的112名官员落网。其中在古吉拉特邦，调查署调查了负责关税和消费税的3名官员，涉案金额2000万卢比。调查人员在其中一人的汽车里，发现15万卢比的现金。2004年9月29日，中央调查署在全国6大城市147处地方同时进行搜捕，收缴了相当于9000万卢比的现金和珠宝首饰等赃物。
招数之四：鼓励和保护举报。印反贪机构――中央警戒委员会设立了举报网站，把1990年以来在法庭公开立案、受到贪污指控的高官名字全部搬上因特网的官方主页上。为防止诽谤，该委员会要求所有举报信都须注明被投诉官员的全名、职位和违纪情况，投诉者还要留下自己的签名、电子邮件或地址，不允许匿名举报，委员会根据举报展开调查。最近，印又颁布了《公民反腐败行动指南》。从实践情况看，举报确实使不少贪官落马。例如，出口商辛哈在孟买经营一家名为KTC的货运公司，每次领取退税时，都受到当地三名税官的勒索。前两次，这三人向他索要了2.5万卢比，才让他得到了应得的5.6万卢比的退税。2004年5月，这三人暗示说，他要想顺利得到退税，就再拿出2.5万卢比。辛哈一怒之下，向中央调查署孟买调查局举报了这三人。调查局和辛哈密切配合，在辛哈假装给他们送钱时，把他们当场抓获。印度中央关税和消费税委员会主席阿吉瓦尼这位最高税官的落马也是因为一位出口商的举报。2003年8月，孟买一位出口商向中央调查署举报说，阿吉瓦尼利用职务之便，向他索要贿赂。中央调查署在掌握了一定证据的基础上，于9月23日搜查了阿吉瓦尼在孟买的公寓，搜出3000万卢比现金。同时没收了阿吉瓦尼的部分日记，其中记录了他近几年来收受贿赂的情况。根据这些日记，阿吉瓦尼每年受贿总价值达1.2亿卢比。
招数之五：立法打击腐败。2003年8月13日，印度议会开始审议旨在遏制打击高层腐败的《洛克帕尔法案》，此前该法案已获得印度内阁通过。根据这项法案，经总统授权，可成立一个专门的三人特别法庭，负责调查处理包括总理、部长和国会议员可能存在的腐败和渎职行为，如果属实，将追究法律责任和处以罚金，追索期限从接到投诉举报当日起可达10年。按照这一法案，即使是总理、前总经理等政要，都要受这一法案的约束。
招数之六：集中整治要害部门的腐败。印度全国范围的肃贪行动主要集中在税务、海关、市政、医疗和护照发放等容易产生腐败的部门。这些部门为防患于未然，经常轮换官员的岗位。如印度煤炭部在2003年对600多名身处要职的官员进行了大调整。在印度工作期间，我所了解到的印度大的反腐败行动无一例外都是针对某些要害部门的贪官的。例如，2003年9月中旬，印度高等法院受理了全国公路管理局部分官员利用工程承包大肆侵吞国家建设资金和受贿的案件，涉及到的贪污和挪用公款的金额高达上亿卢比。2003年6月初，中央调查署立案调查孟买关税局一名副局长，其受贿金额达1.5亿卢比。同月，孟买关税局另一位副局长也因拥有价值超过4120万卢比的来源不明财产而被捕。
印度虽然在反腐方面频频重拳出击，但印度扫除腐败并非易事，因为印度法制不健全，司法人员短缺。据悉，印度只有13000名司法人员，而全国至少需要75000名司法人员才能确保司法案件的审理不至于耽搁延误。一个案件常常要拖数年甚至10多年才能结案，结果使不少贪官逍遥法外，并从容地进行行贿，让案件由大变小，由小变无。尽管如此，印度反腐败的一些做法和经验，对我国的反腐倡廉仍有明显的借鉴作用。
（摘自《湘潮》200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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