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在我们飞越的皇后区里居住的是意大利人后裔。2004年重新访问该区时，那里住的是新兴的美国黑人中产阶级。意大利人哪里去了呢？他们的社会地位上升了，迁居到更加绿郁葱葱的郊区去了，并融合到欧洲人的熔炉中去了；意大利留给他们的可能只剩下其祖辈的姓氏了。
在19世纪，英格兰人、爱尔兰人和犹
1965年，早自1920年就羞羞答答地开启的移民潮大门重新打开了，这次不仅是针对欧洲人的。其结果是在30年间，从亚洲、黑非洲和拉丁美洲来的移民蜂拥而至。美国巴尔干化的恐惧产生了。（巴尔干半岛是欧洲民族最多的一个地区，各民族曾不断发生战争，最后形成各民族的弱小国家。）在20世纪80年代，这是一个挺时髦的话题：美国是否会成为这么一个国家：许多取得美国国籍的人住在那里，有的来自欧洲，有的来自非欧洲的其他地域，各自固守一方，保持着自己的习俗，共处十分困难，会不会呢？悲观主义者们预言共和体制将要崩溃，乐观主义者们预测到一个新的社会即将来临，即“沙拉碗”式的社会模式将替代“熔炉”式的社会。在这样一个沙拉碗式的社会中，人们将混居在一起，但又不失去他们固有的自我。这样的担心被证明是过分的：从根上说，美国一开始就是沙拉碗，但两三代人后，就变成熔炉了。来自欧洲以外的移民，是否改变了美国的这一模式呢？实际上，与20世纪80年代人们所预言的相反，西班牙人、非洲人、中国人、越南人、印度人并没有固守他们的过去，甚至他们的语言。在20世纪80年代，人们曾设想美国会成为双语国家；而在2004年，虽有几百万的墨西哥人讲西班牙语，但他们的子女都讲英语。对于亚洲人来说，这一进程还要更快些；2000年实施的最后一次人口普查表明，有一半的越南人嫁娶了欧洲人。在西班牙语的人中，这一进程的速度慢一些，有三分之一，但是，趋向一体化的倾向是相同的。
只有美国黑人，更多的是出于他们自己的意愿，而不是白人的种族主义，处身在这一融合之外：1962年时，96%的白人宣布反对同黑人结婚；而在2002年，77%的白人对此已不持异议了。同在欧洲一样，除了美国黑人这一例外（非洲新移民的态度明显有别，他们更像亚洲人，而不是美国黑人），某些人期望，令一些人恐惧的种族群居主义在美国已不多见。这种种族聚居在法国就曾受到诋毁。在各个城市里的某些社区，可能有类似的种族聚居地；这样的自我隔离，更多的是共有产权体制促成了。在那里，新房客的进住，需要房屋的股东们通过；但是，这样的一种社会和种族分隔只是一个过程，而不是一成不变的宿命。
因此，1962年宣布美国巴尔干化为时太早，而2004年宣布对此恐慌又为时已晚。族群色彩已经所剩无几：只表现在家庭的节日和殊途同归的感觉中，他们是爱国者，但不是民族主义者。但是，每一个美国人又总是是美国人的同时，又是一点别的什么（犹太人、意大利人、华人……）。对本源的回忆保持下来，比欧洲人更长远，但这又不妨碍他们的美国公民身份。令美国人自己都感到惊奇的是，每年上百万的新移民大潮，并未使制造新公民的机器伤风生病：熔炉经受住了考验。保护公民宗教信仰和政治自由的宪法、创造就业机会的资本主义、使人充满梦幻的市场经济，这三者不断地构成一个国家的社会契约，而且是一个人们向往的国家；国旗和英语又把这一切包成一体。
国旗？1962年时，我从飞机上并没有看到。但是，它却是实实在在地存在着。2004年回到皇后区，发现它是无处不在的；伊拉克战争和对军队的爱国主义式的支持更使之随处可见。但是，这幅无处不在的国旗只表明对美国政府机构的认同，而不一定就是好战；展示国旗不一定是一种爱国主义行动，有时只是为了在合同上签字。民主，资本主义和每个人的上帝，签字和批准。
（摘自《美国制造》，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年1月出版，定价：30.0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