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老家吴江县同里镇，历史上是一个地主和退休官僚，也就是这些绅士居住的好地方。著名的退思园就是清代光绪年间，安徽凤颍六泗兵备道任兰生被解职后在这里建的住所。到我这一辈人，同里还有“杨柳松柏”四大户的说法
“大户人家”也有称作“世家”的，在我们家乡还有“墙门人家”的叫法。我觉得这是很形象的称呼，它表明这种人家住的房子，有高高的围墙，有气派的大门，几重院落，几道院门。墙门人家的子弟被称作世家子弟、书香子弟、读书人家等等，名堂很多。这些人的出路就是念书考科举，考上了可以做官，一人当官，亲亲戚戚都沾光。小的时候邻居就叫我“阿官”。当然，在中国的各个历史时期，这一层人中间也有不少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事实上，士绅阶层在中国的社会结构中占了很重要的地位，离开了士绅阶层就不容易理解中国的社会。我从小有机会接触这个阶层的人，所以对他们比较熟悉，并且在我的一生经历中看到了这个旧中国士绅阶层最后走过的路程。
早年生活
我是1910年出生的。我们家里最长的一辈是祖母和她的妹妹（孩子们叫她三好婆），我从小是三好婆带大的，所以同她的感情很深，家里的不少事情，是从她跟我絮絮叨叨的讲话中了解到的。祖母家姓周，她在我十几岁时去世了。我对祖母家的事情知道的很少，只能从三好婆讲的故事里知道个大概。三好婆给我讲过不少关于太平天国“长毛造反”的故事，并且知道了由于这次“长毛造反”，周家受到了很大的冲击――祖母的父亲在太平军打到苏州一带时被长毛“掳”了去，从此下落不明、不知生死。在我祖母和她的妹妹心里，她们的父亲没有死，只不过是失踪了，因为我见过祖母和她的妹妹在某个日子里，会把一只鞋丢到街上去。在我们家乡这是一种“仪式”，意思是让失踪的亲人能够认得回家的路，赶快回来。不管怎样，可以说祖母家极有可能被太平天国这场风暴冲掉了，一家人四散而失去了联系。所以，在我的记忆里，除了祖母和三好婆之外，周家没有其他的亲戚了。
祖母是个小脚老太太，而且小得站都站不稳，干家务活很困难。而三好婆是个“半大脚”，就是曾经缠过脚，后来又放开了。我不知道她们姐妹之间相差多少岁，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差别。不过我知道，太平军是禁止妇女缠足的，三好婆是不是因为这个缘故才不得不把缠过的脚又放开了？我小的时候就知道，三好婆因为不愿让人看到她的一双大脚，穿着长裙把脚遮住，没有把脚缠小，一直是她平生引以为憾的一件事。祖母也有不顺心的事，可能也是因为受到太平军的冲击，她很小的时候就到费家做童养媳，因此和祖父成亲的时候没有坐花轿进门，对于这件事祖母始终耿耿于怀，感觉抬不起头，压力很大，一生都摆脱不掉自己是“童养媳”、“小媳妇”的阴影。要知道，“裹小脚”、“坐花轿”都是那个时代表示是“墙门里的人”这种身份的标志，然而，祖母和三好婆却与之擦肩而过，她们懊恼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
听祖母说我的祖父很聪明，喜欢研究算学，但不知道为什么，他一生没有考过科举；膝下四儿一女，老二过继给了别人，我交亲费璞安排行老四，大家都叫他“四阿哥”。费家除了有田产以外，还在同里开了一家典当铺。我父亲还没有成家的时候祖父就去世了。祖父去世后，大伯伯当了家。祖母没有什么文化，管教不了大伯，大伯是个不务正业的纨绔子弟，当家以后在同里开了一家大烟馆。他为了独霸市场使尽了手段，竟然逼得一个生意上的对手跑到费家的院子里吞鸦片自杀。大伯的恶行激起了人们的愤怒，一群人拥进我家砸烂了不少东西。据说从这次事件以后大伯的生意一落千丈，费家逐步走向败落，在家乡站不住脚，不久全家就搬到了苏州。
我的祖父和杨敦颐是好朋友。杨家在同里是有名的大户人家，拥有不少田地，开有一家米行，在苏州十全街还开了振丰织布厂。在我父亲还小的时候，费杨两家就结下儿女亲家，杨敦颐答应把女儿嫁给我父亲并且要经常关照费家。祖父去世后，杨敦颐依照诺言，把我父亲接到他家，同他的孩子一道上学；嫁女儿的时候，又考虑到费家经济状况不好，所以在女儿的嫁妆里有一份田产，外祖父想用这份田地来保证女儿婚后的生活。
杨敦颐曾经在1904年慈禧太后七十大寿时，特意加试的甲辰恩科上考中了举人，被派到镇江做学台，这个官相当于现在教育厅长的职务。可是没干多久他就辞官不做，应聘到商务印书馆当了一名编辑，参与了《辞海》的编纂工作。外祖父的国学底子很好，尤其在文字学方面很有造诣。记得我小时候听过他给学生讲中国文字起源、文字结构的课，还学会背诵不少口诀。
虽然外祖父的国学基础深厚，却不守旧。从我母亲和几个舅舅受教育的状况可以看出，外祖父是个乐于接受新鲜事物的人。大舅舅杨千里秉承父业，国学基础扎实，在书法、金石、诗词方面都有很深的功底，民国时期靠笔杆子做了官，当过相当于行政院秘书长的官职。另一个舅舅是清华大学毕业生，和胡适是同班同学，并一同被送到美国留学，学机械，回国后在天津办工厂、开洋行，创下“抵羊牌”毛线这个名牌产品。还有一个杨左?舅舅也留学美国，后来在好莱坞画动画片，参与有名的动画片《白雪公主与七个小矮人》的创作。六舅舅学西医，是一名医生。最小的杨锡?舅舅是建筑设计师，解放前在上海设计过好几处像剧场这样的大型建筑；解放后调到北京，参加了北京“十大建筑”的设计工作。
我的母亲杨纫兰毕业于当时最“新潮”的上海务本女学，可以说是中国第一批接受西方教育的女学生里的一个，后来她一直是站在了当时社会潮流的前边。我手头有一张1911年妈妈抱着我同哥哥、姐姐一起照的照片，有趣的是，照片上两个哥哥身穿幼儿园制服，手里拿着红十子字小旗，这在90年前的中国是很少见的。原来是因为当时母亲在家乡开办了吴江县有史以来的第一家蒙养院（幼儿园）。两个哥哥是蒙养院的学生，所以穿着统一的服装（后来我也成了蒙养院的学生）。蒙养院的学生除了学识字，还做游戏、学跳舞、学唱歌，有脚踏风琴伴奏，那时候这些事都是很新鲜的。
母亲对我一生的影响很大。她是个思想开放的人，乐于接受新事物，除了在家乡办新学，她还带头剪短发，讲求男女平等，注重子女教育。
我的童年正处在军阀混战的时期，整个国家动荡不安，老百姓常常因为打仗而四处避难。我家也同样，一旦有个风吹草动，母亲就带着我们几个孩子，从县城逃回同里老家。这样的逃难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我们不是有钱人家，但是靠父亲的工资，每天都能吃饱饭，还可以有肉吃，属于中等家庭吧。有一段时间里，大概是妈妈有意锻炼我，要我负责记家里每天支出的账目，所以至今我还记得我们家每天可以买七个铜板的肉，花十几文钱买米，一个铜板十文钱，再加上买蔬菜，一天的伙食费大约十多个铜板。记得有一次的假期里，在苏州上学的大哥、姐姐都回来了，妈妈把我们叫到一起，要我把账本拿出来总结一下，把各项支出画在坐标纸上，其中最高最粗的线是教育费用的支出。妈妈说，在花钱的时候，她首先要把我们几个孩子上学所需要的费用留足，然后才考虑别的花销。这件事我一直记着，以致几十年以后，在一次政协会上我用这个例子来说明国家在花钱的时候，也应该先留一笔经费来保证教育的支出，其他的钱，多就多用点，少就节约点。国家和家庭理财的道理应该是相通的。
在妈妈的安排下，我们这一代五个孩子都受到较好的教育。大哥费振东毕业于上海南洋大学，在学校参加了共产党，是学生会的领导人之一，“五卅”运动时南洋大学学生上街游行，他是领队，走在队伍的第一排；毕业后去了印尼的一家华侨报馆当主笔，教过书；后来与党组织失去联系，脱党了。他在南洋二十多年，积极从事民主运动，和朋友们一道组织了苏岛民主同盟，1949年回国，参加了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姐姐费达生从苏州女子蚕校毕业后到日本留学，学成回国专攻缫丝和蚕丝业技术改革，帮助家乡农民发展养蚕业。姐姐的工作对我后来的学术研究起了很重要的影响。二哥费青在东吴大学学法律，后来考取公费去德国留学。解放前他屡屡在法庭上为共产党员和进步学生辩护；解放后在中国政法大学当副教务长，是中国法律界的元老。三哥费霍受舅舅的影响，进苏州工业专科学校学土木建筑专业。哥哥姐姐们做人做事的榜样，对我起了很好的影响。我自己则是受到了从幼稚园到大学一套比较完整的教育，后来又到英国留学。留学是用清政府庚子赔款的钱，其实这是美国人用中国人的钱来资助中国的年轻人出国学习，有很强的政治性，目的是要培养出受西方思想影响的一代人，加深西方文化对中国的影响。他们这样做的结果，确实在中国造就了一批接受西方文化的知识分子，就是这批人发起了五四运动，从西方引进了“科学”与“民主”的思想。
我父亲曾经考中清王朝最后一届秀才，科举制废止后，吴江县把他们一批人送到日本留学，学的是教育学。我听父亲说，他们这些留学生并不懂日文，日本学校请懂得中文的老师给们上课，又由于日文在文字上同中文有部分相通，所以在日常生活中他
们和日本人可以下围棋，可以进行笔谈。父亲回国以后在家乡创办了吴江中学，还应张謇的邀请到南通当过教员。他在南通教书的这一年我出生了，为作纪念，父亲在我的名字里用了一个“通”字。父亲一生没离开过教育工作，在当江苏省视学的时候，经常到全省各地的学校巡视，做调查。有时候他会带回一些地方志，这些书常常引起我的兴趣。
我小的时候念过一点古文，曾经用古文体写过几篇文章，自以为古文基础还好，其实只能说是中文底子还说得过去而已。要是说“国学”，那么我的基础就差得多了。我认为所谓国学，不仅仅是懂得古文，还要对中国的哲学思想、人文思想有深刻的理解才行。我在这方面没有下过功夫，基础不够扎实，研究得也不够深入。
（摘自《费孝通在2003：世纪学人遗稿》，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11月版，定价：20.00元。本文标题为本刊所加。）
